过年的滋味（散文）
孙兴
入进腊月，队长丑妞就会忙活起来。
吃过晚饭，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薄薄的积雪，他会准时来到大队院。“哗啦啦”掏出钥匙，打开西屋门儿。进屋后“咔叭！”一声打开扩音机。于是，房顶上的四只喇叭，一遍遍地送出他的公鸭嗓儿，老村人称之为“屙憋腔”：“……噗噗……喂喂！大家注意了！三妞、倒包、孬货、小琴、艾叶……吃过饭到大队集合啦！不要怄啊！都腊月二十五了，没天啦啊……”
“我说你们这些虾蟆渣子就别等，都回家去，等着年下来看大戏吧！”丑妞一边轰赶我们这些趴在窗台上看热闹的孩子，一边张罗气灯戏装锣鼓家伙儿。
丑妞已是五个孩子的爸爸，依然好玩儿，家里的杂事儿一概不管。有年临近春节，丑妞正在排戏，儿子跑来说家里失火了，丑妞说火着得大不大，儿子说不大扑灭了。丑妞说灭了还叫我干啥，说完继续排戏。
1958年大跃进时，县剧团来老村招人，别人都嫌唱戏是下九流，死了不能入老坟。丑妞不在乎。在戏班，丑妞先是打杂：拆拆戏台、搭搭戏台、搬搬桌椅、拉拉布景、修修汽灯。后来当鼓师，直到剧团散摊儿。
那是1967年秋天，剧团改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天，应邀到老村演出。老百姓听腻了“语录歌”，要求换换口味儿。于是，著名豫剧演员梅晓兰来了一段《打金枝》。观众嫌不过瘾，叫再来一段《小二姐做梦》。散戏后，有人告了公社，说宣传队宣传“封资修”，公社遂扣押了宣传队的服装道具、锣鼓家伙，并报告上级，解散了宣传队。从此，丑妞回家当了农民。
老村人自来好热闹，年年春节正月十五都想欢乐欢乐，唱唱大戏。可老村穷，戏班子请不起。自己组班唱又置买不起行头。如今不费一枪一刀，服装道具锣鼓家伙一应俱全，正瞌睡给个枕头，乐坏了老村人……
终于，三妞、倒包、孬货、小琴、艾叶陆续到了，大队三间排练室里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与孩子。
“咚咚咚、锵锵锵，咚咚咚咚哧咚咚、锵哧贼贼哧锵锵……”
一阵敲打之后，丑妞开始一个演员一个演员地教大家练身段、走台步，一招一式，严肃认真；说台词、讲曲式、论板眼，一丝不苟。
“倒包、小琴，您俩今晚上务必把《扒瓜园》背个滚瓜烂熟，像主席语录一样。不然，一过年，随着饺子咽到肚里，屙到茅厕里就没了……”丑妞满脸庄严地交待倒包小琴。
小琴是村办小学老师，有文化，模样也俊俏。倒包在北京当过仪仗兵，不是栽掉一颗门牙，说啥不会回到老村来。小琴虚岁二十八，还没寻下婆家，说是响应号召晚婚。倒包转业四年一直没成家，说不改变家乡面貌不娶媳妇。村里人说：俩人是唱戏唱对了眼。因为村里唱戏，俩人都是主角儿。倒包当大叔，小琴当大妈；倒包当拴宝，小琴当银环；倒包当二黑，小琴当“小芹”。
“清凌凌的水，蓝盈盈的天，小芹我，小芹我洗衣到河边……”小琴和着弦子一句句唱来，嗓音甜润清脆，婉转如百灵夜莺，在贫瘠寂寞的老村夜空里徘徊……
前年春节，我回到了故乡。夜深人静，我没有听到儿时熟悉的锣鼓家伙“咚咚咚、锵锵锵”的敲打声。老村早已不再唱大戏，除夕夜，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蹲在自己家里或饮酒搓麻，或看千篇一律的《春晚》。
大年初一出去拜年，得知丑妞早已作古。回来路上，碰见倒包夫妇。倒包去年得了脑血栓，留下后遗症。如今，面目狰狞的他，正口角流涎傻乎乎地坐在三轮车上，由满头白霜的小琴推着去卫生所打针。
看着当年拴宝银环渐去渐远的背影，我再也找不到过年的感觉。
载于2010-2-9《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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