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是骨灰盒
买好三张车票，我们上车了。
长途大巴上，骨灰盒端正地放在中间的位置，我和老刘坐在两旁。
我说：老刘你都退休了，真是有心啊。
老刘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拉开了话闸：文革的时候，我年轻冲动，廖局长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我们打倒，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推到邮电局大门口，在烈日炎炎下晒太阳。
我当时出了一些坏主意，那个挂在廖局长胸前的木板牌，我是用厚厚的松木拼起来的，还放在水池里泡了一个晚上，湿重的木板牌用的是一根头发丝大小的钢丝线吊起来，挂在脖子上，像是刀割一样。
廖局长站在大门口被晒了一天的太阳，脖子硬生生被钢丝线勒出了血。
我说：你们这些造反派够狠的。
老刘低下了头：文革结束后，这件事我向廖局长道歉，廖局还笑哈哈安慰我，说，老刘，这事我早忘了，说起来真要感谢你，不是那顶纸高帽，我真的会晒得晕死呢。
大巴在弯曲的山道上爬行，我俩沉默了许久。
突然，老刘抬头问我：小张你刚到局里不久，也很有心嘛？
我说起刚到局里，遇到感动的一件事情：
一次，我和廖局长出差，同寝一室。入夜，廖局长已经很眼困，却总是催我先睡。
几天如此，我就纳闷，为何他不先睡却总是催我先睡？
遂将手机上的闹钟调好，放在枕下，寻个究竟。黎明闹醒，我竟听到邻床的廖局长打呼噜如雷鸣，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担心自己先睡，嘈到我入睡。
老刘叹道：真是一位好领导！
我和老刘是主动请缨把廖局长的骨灰送回他老家的。
大巴在弯曲的山道继续前行……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