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怀念“红楼”
李 频
2007年国庆期间，我独自回了趟母校－－湖南邵阳师专。从1982年毕业后至今，第一次回母校，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在邵阳学院李子园校区（当年邵阳师专校园），我找不到“红楼”，心绪陡落，平添了些许遗憾。
左－作者李频 右－同学王怀松
“红楼”是我们当年就读的文科教学楼。建于1958年，见证校史就是它了。坐落在大操场旁的小山丘上，红砖砌成，三层，四周常青树掩映。南边有一块已经硬化的水泥操场，我们第一学年的体育课是在那里上的。后边有一块空地，夯实过，裸露出黄土，遇操场上有人上课打球时，黄土坪是同学们课间散步的场所，男同学则常在这里打闹。东边是围墙，围墙有个大豁口，不知是附近的农民“闹革命”所为，还是学校借以响应那时“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穿过这个豁口，就可远眺不远处弯曲的邵水河，或下坡走进菜地和农舍。西边则是峭壁，壁下就是大操场。大操场现在还在的。
当年我们读书时的遗存，只有理科教学楼和大操场了。我就读中文79级，不在理科楼上课。关于理科楼，只记得一个传说，进去过一回，为借书。当时图书馆综合性的Z类书放在理科楼，我去那里借过钱钟书刚出不久的《管锥篇》，其实根本看不懂，但引来了图书管理员的惊异，中文科的学生还看Z类书。那个传说是，物理科有一个想考研的同学三年大学有两年就睡在教室后面的长椅上。我心存向往，几次想去那教室“观战”一番，终未成行，所以称传说。
（当年在红楼前合影）
我们中文79的教室固定在“红楼”三层。对母校的记忆、怀念主要浓缩在“红楼”里，在那“红楼”的教室里。
科主任邹豪生先生是第一个给我们上课的，专业介绍，至今难忘。他上课像说书，洪钟大吕，一路滔滔，没有一句废话，偶有幽默。三年要学哪些课程，该看哪些书，上大学该如何读书学习，我在那次课知晓了。后来我奉调创办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时，尤其在迎接新生的日子里，总想起邹老师，敬佩邹老师。面对新生，要在两三个小时里清晰地介绍一个专业的培养目标、知识体系，提示学生转换学习方法、掌握本专业基本方法，对学生殊为关键，让新生听明白而又记住，实在很不容易。
庾文云老师在一年级第一学期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满怀激情，足蹈好像没有，手舞则是高频的，是那种大幅度的摆动，时常在空中划出一个硕大的圆弧。他蓝色中山装衣袖上的一抹白色粉笔灰随手臂的舞动而徐徐飘落，牵引着我们的视线，夺目而并不分外，因为沉浸在他的讲述里。庾老师讲课，很少板书，只在激动时刻才转过身去疾书一两个字，字大如斗。因为字大，相连的两块大黑板便写不了几个字，性急时，他或者字上再写字，或者用衣袖顺势一捋，该写字的那一块便洁净如初，衣袖上的粉笔灰平实、光滑即由此而来。如用现在高校通行的教学评价体系评测，我真怀疑庾老师的教师互评得分、专家检查得分能否及格。我不治现代文学，但他的课对我影响深远，启迪、引导我注重方法。他用的教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和第一章讲了大半个学期。记得程凯华老师接着讲鲁迅时，都临近期末快放假了。庾老师告诉我们，绪论是总纲，学科对象、学科方法及其两者的矛盾纠结都凝练在这里，把绪论学好了，一门课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庾老师大学毕业后又于“文革”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学养深厚。1981年春夏，他在复旦进修时的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骏涛先生到桂林开会，路过湖南邵阳，庾老师请陈先生给我们做了一次讲座。印象中，这是三年读书期间唯一一次校外先生主讲的讲座。
我入学时17岁，我们班的创始班长刘剑英比我年长十多岁。他漫不经心的一句话旁敲侧击了我的三年求学。我内心颇感念他。那是1979年10月或11月的某天。中文科七九级两个班发教材。仅中国现代文学一门课的教学参考资料就有18本（第一次还没有出齐），王力著的《古代汉语》四卷本倒是一次性发下。真不少。教材就摆在学校理科楼西侧新开辟一大块黄土地上。同学们各自领好搬回宿舍。空旷的地坪上阳光灿烂，宁静温暖。我去领时，刘剑英正和也从邵阳某工厂考来的男同学聊着天。读大学就是这样，主要靠自己，到毕业时，学得好的可以教同班学得差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有点着急，下决心不要成为被同班同学教的差生。
第一次拥有这么多书，要读要看这么多书，我自然兴奋，便在码好的书堆旁徘徊，这翻翻，那摸摸，不像其他同学领了书迅即抱回宿舍。期间，刘剑英边闲聊边扭着身子在空地上踮起脚尖跳起了芭蕾舞。他怎么起兴的，我没注意，但他惦着脚尖在地上转了几圈后戛然而止，平稳立定，我看到了。以前只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看到的动作，本班班长竟然也会，初别乡村的我便认为这班长了不起，连带相信他说的话不会有错的。
记忆中我一年级时成绩很好，只现代汉语的语音口试差些。因为细读过一本《形象思维散论》的专业书籍，文艺理论我好像还考了年级两个班的最高分，少不更事的我暗中自喜，总算可能不致让同班同学教了。现在我自己带硕士博士，见证了诸多同级同学可教、互教互学现象，我总偶偶想起老班长的话，与学生分享、励志。
（当年，红楼如泉我如溪…）
二年级第一学期我有心就同级某同学的小说创作写篇评论文章（他几乎不怎么上课，整天在宿舍写小说），想了近一个月，却不知从何下手。我可是学过文艺理论呀，我可是年级高分呀。77、78级的学长们好几次把自己的评论文章以大字报的形式发表在食堂门口旁的墙上，寒风中一圈又一圈的同学引颈站读。好像刘剑英也张贴过关于《天云山传奇》的评论文章，这对我刺激很大，知道读大学不能只记教师讲课笔记，只看教科书，我开始把时间和精力转到课堂和教材之外。又因此走向反面走向极端：涉猎较广但基本功不扎实。
也是在红楼，我开始了科学研究的蹒跚学步，现在看来未免幼稚可笑。想做研究始于二年级的古代汉语课。匡裕群老师给我们讲，甲骨文已发现多少个字，有多少个字认出来了，有多少个字还没认出来，有多少个字还有争议。他说，只要认出一个字就是重大贡献，其意义与修一座水库、建一座大桥是一样的。我生长在偏僻的湖南新化县，一座大桥、水库的社会生活价值是从小感悟、体认的，既然认字与筑路、造桥一样，可造福于民，我也就想跃跃欲试了。图书馆、资料室无甲骨文资料，我只好转而求其他。
先秦文学是由张玉玲副教授讲的，张先生是当时中文科惟一的副教授，好像也是当时全校惟一的副教授，是同学们心中最有学问的人。他讲《诗经》时重点讲了“国风”中的“伐檀”和“硕鼠”，我便想考证这两篇作品为同一个作者所写，好像我还把想法给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过，他们有的笑笑，不置可否；有的则反对，但我还是执意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冲刺：翻阅图书馆中所有能找到的各种《诗经》选本、笺注，抄录、比勘，并进行有点像后来才知道的话语分析方法，力求从语言形式的相同证明出自同一个作者，或同一个民歌手。瞎折腾了一两个月。后来真走上做学问之路，并对研究方法略知一二以后，才知那简直就是唐吉诃德战风车。好在我不久就将兴趣转移到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伐檀”不再，“硕鼠”也不寻觅了。
那时国家开始实行学位制度，专科不授学位，学校没安排毕业论文。刘剑英却组织中文科79级在毕业前夕搞了一次论文报告会，让我讲《克洛德性格发展的轨迹》，另一个同学以“泉香而酒洌”为范例《论“通感”》，并请来张玉玲老师莅临指导。克洛德是法国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主人公，我当时，包括1986年考入河南大学攻读编辑学研究生时还有一段时间迷恋于雨果的研究，但我至今没有发表过对雨果研究的一言半语，只是取得太太同意把儿子取名李雨果。记得当天论文汇报完后，张玉玲教授做了简短的评议，颇多鼓励和肯定。散会后，走到“红楼”与理科楼拐弯的下坡路口时，他把我从人流中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你今天板书的论文题目中，轨迹的“轨”写错了，右边是“九”，而不是“丸”。我听后很不好意思，惭愧不该如此粗心大意。当时仅此而已，先生不当众指出的师德、师范是我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多少年后慢慢品味出来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真成了“通感”，“泉香而酒洌”。
离开邵阳师专中文科七九这个集体已经近四十年，悠悠地，从湖南到河南再久居京城。夜深人静或个人独处时，我总想起这个集体中的一些人和事，想多了，想久了，还难免有些怀念这个集体，淡淡的。至于具体怀念这个集体的什么，以及进一步追问这个集体到底是什么，我又说不清楚，不只是一个班级集体则是肯定的。或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给我这样初涉人生者就该是这样的朦胧、青涩而又甜美的吧。
世忠学兄告诉我，豪生先生已经远行。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亲友、前辈似乎互相追赶着远行。我已悲伤得无力再悲伤，特翻出旧文，略表对豪生先生的怀念。（2023年2月9日补记）
（我已悲伤得无力再悲伤）
（本文源于“邵阳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
深情小提琴《忘不了》.mp3
(音频在文首）
作者简介
李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曾先后任职于河南省电化教育馆、河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现代出版》副主编，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编辑出版理论、期刊史论、出版专业阅读理论等。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出版：人学絮语》等著作10余部。主持项目“新中国出版微观史论”、“中国期刊产业化集团化研究”等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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