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红区行》

李晓信

（十八）军台岭两次战斗前的两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一是白水月庄会议，一是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会。

2023年4月1日是一个阳光明媚、春日融融的好日子，我自西安驱车到铜川老区，邀请了高级律师、作家李陕西，文史专家、摄影师冯钧仓先生，一同前往军台岭两次战前的两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月庄会议”和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旧址——陕西省白水县月庄、武庄等地参观学习采风。

先说白水月庄会议。1948年8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前敌总指挥部准备在白水县月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解放同官县（铜川）事宜。前总来信要求同官县人民政府派一位熟悉同官情况的人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的领导驻地民房照

当时在同官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王子文同志（解放后任铜川煤炭技术学校校长），是中共党员、同官县双碑村王家院人，中等个子，干瘦利索，有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经同官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委派王子文同志代表同官，前往白水县月庄村参加会议。

开会地点在一家老百姓家的上房里。前总负责同志要求各县做好支前工作和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要随时了解敌情动态，加强军队同地方的联系等。

会议结束后，王子文回到了同官肖家堡，向中共同官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县委、县政府立即投入了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县委书记雷炜（同官县东街人）指示王子文同志注意做好同官县民众自卫团副团长郭清廉的统战工作，以争取和瓦解敌人武装力量，为解放同官扫清障碍。

王子文同志在国民党同官县政府做地下工作多年，期间曾任同官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一科科长。同时，郭请廉任军事科长，二人经常一同下馆子喝酒，私交尚好。1948年10月的一天，郭清廉手下的孟建业（王子文家亲戚）忽然到肖家堡的县政府找到王子文，交给王一封信。王拆开一看，是郭清廉的亲笔信，大意是：国民党没有出路了，他对前途不知怎么办？王把信交给县委书记雷炜，雷和县长屈计君看后，指示王子文：“给郭复信指个出路，敌人逃跑时不要跟着逃跑，把部队拉到和解放区接近的地方，我们派人联系。再一点不要对地方破坏。”王根据雷书记指示，写了回信，经雷、屈二人看后，交孟建业带回。

1948年11月19日，西北野战军经红土镇抵达陈炉，包围了驻守军台岭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二旅驻守人员和阵地。这时，同官县委、县政府住在同官和富平交界的杏花村，组织支前工作。县政府派王子文向前总汇报支前准备情况，王到了军台岭以东的炭庄，见到了铜川游击支队中队长罗聚瑞派来给解放军带路的寇清林（印台前塬人）、陈石（陈炉上街人）解放军一位姓郭的领导听取了汇报。

21日拂晓，军台岭战斗打响，激战至下午饭时，我军开始炮击，一炮炸毁了敌高地上的碉堡，敌人闻风丧胆，面对勇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纷纷缴械投降。就这样敌暂二旅的一个加强营被彻底消灭了。

1949年2月19日国民党同官驻军，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威胁下，仓惶向南逃窜。同官县民众自卫团在副团长郭清廉的带领下，撤出县城，到城北马家塬村驻扎。我军没打一枪，于2月20日第一次顺利解放了同官县城。我军进城，关中分区参谋长杨玉亭、四纵政委张仲良（耀县城里人）也同时进了城。

20日当天，郭清廉派人来找王子文，询问下一步的安排。经县委书记雷炜、县长曲计君和同官游击支队支队长许天洁共同商量，将郭清廉的行动认定为投诚，并派王振华负责去通知郭清廉，让其把部队带到县城东门外的河东坡村（今铝厂沟口）驻扎待命。21日，郭清廉将部队带到了指定地点，许天洁代表县委，在雷家沟口给自卫团讲了话。大意是：“愿意革命的留下，不愿意的可以回去。”自卫团的士兵大部分是在本地抓来的壮丁，回去的很多。自卫团的干部20多人，都去了关中军分区投诚起义干部训练班学习。

同官县第一次解放后，一是成立了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支前。二是根据接收地方政权的需要，成立了地方干部训练队，吸收积极分子参加。第一期参加学习的有县一中（今铜川市一中）教师王聚堂（后任铜川市教育局局长）、郭亚文等；学生杨树谦、赵克孝等，及社会青年五六十人。学习地点在旧县政府对门的同官县商务会院内（今师范附小家属院）。

好景不长，3月15日，国民党部队一路走孙家塬经文明塬、安村向北；一路沿川道北进，再一次占领了县城。我人民政府撤退到红土一带。干训队学员先后转移到北古寨、甘草塬、北神沟（又名北神阁）、宜君县的马泉头、南堡子和阿庄镇的杜家塬。直到同官县二次解放。

这就是“月庄会议”后同官县第一次解放的情况。总之这次军台岭战斗和同官解放为第二次彻底解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旧址纪念碑照（冯均仓摄影）

1949年1月11日至23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在陕西省白水县武庄召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地旧址

贺龙与习仲勋

1949年1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并初步决定：“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初步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为此，“1949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的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现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设在仓颉庙里的西北野战军指挥部旧址（李晓信摄影）

在新的任务和形势下，西北野战军决定召开全军党代会。当时，西北野战军正在陕西省的白水、宜君、澄城、合阳地区进行整训，司令部住在白水县以北的武庄村，指挥部设在附近的仓颉庙，部分部队住在周围的村庄，部队领导住在武庄村群众家里，因此，开会地点选在了该村。会议共有代表113人。贺龙和习仲勋于1948年12月27日接到彭德怀邀请他们参加会议的电报。电报说：“全军党代会------希望你们讲话与出席会议------请于一月五日前来前方一行。”贺龙和习仲勋从延安出发，及时赶到武庄，参加了会前讨论，并出席会议和讲话。

会议开始的第二天，（12日）贺龙传达了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在解放战争第三年争取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加速夺取全国胜利”的精神和毛泽东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精神。

14 日，彭德怀作了关于《一九四八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16日，彭德怀传达与解释了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和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

17日，习仲勋做了《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

读了这个报告，仿佛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同志当年的风采，深感他那不讲官话虚话、不尚空谈、讲政策、讲方法，实事求是，解决问题，指导工作的务实作风。因此，特将其讲话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以便大家共同学习。

习仲勋《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报告首先指出：“这次党代表会议，把如何接管新解放的城市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他回顾西北野战军解放西北地区城市的主要工作状况时说：“去年以来，我军解放了不少的小城市，并曾经解放过个别较大的城市。随着革命战争胜利发展，我军此后将要继续解放更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若干中等城市和较大的城市。我们必须准备接管这些城市。过去我们在接管新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了中央关于城市的各项政策和去年一月前委扩大会议决议，一般均获得成功。如迅速秩序，正确处理敌方人员和物资设备，保护了工商业，在短期内恢复市面营业和工业生产， 保护了学校，及早地依据可能和需要继续开学，妥善地对待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各种职员，并在群众中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等等，因而团结了广大工人、学生和其他城市人民，并得到了许多工商业者、公教人员的赞同，在陕甘许多城市和广大地区扩大中共政策的影响和威信。但是我们也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缺点和错误，如在宝鸡不分公私地查封所有钱行、没收邮包中的洋瓷碗，在凤翔乱动教堂的罐头、咖啡等等，这些在经验缺少和准备不足的当时也是难免的。”

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照

习仲勋在报告中总结了西北野战军接管城市的一些成功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第一，必须有统一的接管机构，由部队上级指挥机关指派专人协同城防部队首长和当地党政负责干部组成之，统一管理接管城市的一切工作；第二，在统一的接管机构之下要配备各项必要工作的干部和组织，分别办理各项事情；第三，接管机构及其组织应事先组织好，随同攻城部队进城， 从准备攻城到入城都要有周密的准备和布置；第四，战斗结束后，除城防部队外，其余部队均应迅即撤到城外，并禁止游击队、民兵和民夫等进入城市；第五，凡入城机关部队人员，必须完全接受统一接管机构的管理和执行其一切命令；第六，缴获的武器、物资，均应由统一接管机构接收、封存、转运或分配；第七，严禁各部队机关入城抢购物资，由指定的组织统一采办……习仲勋认为，这些经验是很宝贵的。

关于今后接管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政策，习仲勋指出：“我们已经解放的和将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须严格保护， 不许破坏。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等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其人员除首恶分子、破坏分子，必须惩办外， 对于一般旧的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 必须加以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于人民的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至于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不能破坏，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要它继续生产。是不是要改革？从官僚资本手中转到人民手中就是一个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旧的企业组织也有许多不合理的，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不妨慢一点，必须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步地合理地去改革。”

据此，他提出进城之初要做好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健全并发挥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的作用，“依靠工人、职员、学生和各种劳动人民的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的可靠群众基础，还要从工人、职员和其他劳动群众中选拔一大批优秀分子来做管理城市、工厂、企业的干部。”他提出接收的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要区别两种情况，即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所有财产外，其余的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

对城市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习仲勋指出：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收容散兵，处理俘虏，布置城防。具体做法是：首先收缴反动武装，肃清持枪抵抗和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其次邮电、铁路、工厂、库房及所有公共设施要派部队看守。三是要调配足够兵力的卫戍部队，迅速建立城市治安机关。四是立即逮捕有武装抵抗或破坏行为的反革命分子、战争罪犯和特务分子，其他敌方人员均令其到人民政府登记。五是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派组织及国民党中统、军统等反动特务组织一律解散，并没收其产业、设备、档案和信函等，其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登记。他特别讲道：要迅速解决粮食、煤炭的需要，组织粮食，组织市场，适当处理城乡间粮价物价，务使供应不断。

对恢复城市经济生活，习仲勋提出：要先准备足够货币，供给市场需要，迅速禁止敌币使用。要严格保护工商业，又必须严格取缔奸商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违者法办。他还对学校教学、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涉外事务、少数民族问题等项工作，作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

他提出：所有城市解放后，都必须实行军事管制，以达到有效地完成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的任务。这个军事管制机关即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军管时期的统一领导机关。他在报告最后要求“：一切到城市工作的干部，必须高度自觉地提高责任心，积极奉公，勇敢而谨慎地进行工作，必须虚心学习，善于 向各方面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各种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必须更加团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各级党的组织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

在大会讨论中，甘泗淇作了关于《加强党的纪律问题》的报告，张德生作了关于《黄龙分区群众工作》的报告，张宗逊作关于《党委制问题》的发言，各纵队领导也踊跃作了发言。

贺龙传达的“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精神共讲了 10 个问题。一是国际形势；二是国内形势；三是战略任务；四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五是以华北政府的财经委员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个区域（现在又加上中原、东北）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军工的财政工作和管理工作，并将逐步走向全国统一；六是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教育工作，提高理论水平，训练干部，准备解放全国后的各方面工作干部；七是学会办工业和做生意；八是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九是厉行节约；十是西北的形势与任务。在谈到加强纪律性方面，贺龙严肃地指出：“现在无纪律状态，已发展到不可忍受的状态。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游击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等等，各处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首先从我们高级干部做起，必须把它克服掉。只有上面搞好了，下边才可以搞得好。在这个会议之后，回去要进行深刻的检查，并规定若干制度，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无纪律状态。”谈到厉行节约时，贺龙说：“我们后方工作中和部队中都还存在着若干浪费现象，例如------。一颗八二迫击炮弹要三百斤米，只要一下就完了。对炸药也要节省。又如同样打仗，一个是牺牲几个人打胜了，一个是牺牲几十个没有打胜。对俘虏有的争取了，有的杀了，有的争取得多，我们要保护俘虏，一个也不要杀掉。缴获要归公。例如缴了很多枪支，到底现在还有多少，我主张各纵队要清查一下。节约这个口号是有丰富内容的，与生产配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最后， 贺龙以极为兴奋的心情说：“由于人民解放战争不断的胜利前进，特别是近 3 个月以来，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各战场上空前伟大的胜利，大大 缩短了人民解放战争到达最后胜利的进程。全党同志团结全国人民，在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垂死的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着最后胜利的进军。   1949 年，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获得全国胜利的一年！”

贺龙分析战局

彭德怀关于《一九四八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共分五部分：一、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二、三查运动；三、推荐党员与推荐干部；四、争取改造俘虏兵及巩固新战士；五、结语。作报告前，他希望同志们能就他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可以全部、部分、个别地推翻他的意见，他还说这不是虚伪，因为能在会议上充分争议，不流血地推翻某些不成熟的意见，比之在战场上流血的、惨痛的推翻好得多。

关于今后作战任务，彭德怀在 16 日的会议上指出：“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我们要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稳步前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要有一套城市政策；要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彭德怀传达的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和毛泽东 1949 年 1 月 14 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目前时局：“战争第三年的上半年歼敌 148 个师，内有110 个整师。现在除华北残存的敌人外，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而这些残余的部队都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我们可以说，在军事上已经打倒了国民党， 如再打下京、沪、武汉、西安等，则在政治上、经济上亦可说打倒了国民党。我们的任务，今年要解放湘、鄂、赣、闽、浙、苏、皖、陕、甘等省，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彭德怀讲述西北战场的形势与任务

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并于 23 日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总决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 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关于提高自觉纪律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地方群众工作的决议》等重要文件。

会议总决议指出：西北野战军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所赋予的 1948 年的任务，但还存在着必须坚决克服的许多缺点和某些错误。决议强调，今后必须继续坚持普及和发展新式整军方针，发挥坚决、勇敢、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顽强的战斗作风，加强学习战术技术，熟练迂回包围、割裂消灭敌人的战法与注意重点建设炮兵和工兵，把全军的战斗力特别是攻坚能力，从现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必须认真协助地方党政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建设新解放区的城市与乡村，支援解放战争。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 加强营团以上干部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认真地总结军事、政治、地方各项工作经验，克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为完成今年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在关于提高自觉纪律的决议中，规定全军须利用休整间隙进行严格的纪律检查，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以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加强政策教育， 把执行政策与遵守纪律的好坏，作为评功查过的重要条件之一；反对本位主义，建立统一思想。

在执行纪律，保护文物方面，彭德怀司令员作了全军的表率和榜样。在白水仓颉庙里，有一座中共白水县委党史研究室2004年10月刻立的石碑，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948年冬，西北野战军驻武庄村整训，通讯兵驻守庙中，通讯员从柏树上折取干柴时，攀掉中间圆球，破坏了二龙戏珠的生动形象（现珠为人工所补）。彭德怀司令员得知此事，即在1949年元月30日军民联欢大会上，严厉批评了这个战士，并用麻纸亲笔书写了这道命令，贴于二龙戏珠柏身，以儆效尤。”

    彭德怀司令员手令的内容是：“仓颉庙是国家文物，凡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均须切实保护文物古迹，严格禁止攀折树木，不得随意破坏。切切此令。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日”。

      这个故事就是党代会结束后，西野改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模范执行群众纪律的典范。彭德怀司令员带了个好头。

彭德怀司令员手令石碑（李晓信摄影）

关于地方群众工作的决议，则检讨了黄龙分区的群众工作，规定了今后的做法。

根据今后作战将夺取更多大中城市的需要，西北野战军政治部颁布了《入城纪律守则》17 条，命令全军严格贯彻执行。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在集中指导下高度发扬民主的大会，同时又是一次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具体分析问题的学习大会。这次会议从军事上、思想上、政策上、组织纪律上为解放大西北作了充分准备。实际上这次会议也为会后进行·军台岭战斗、第二次·解放铜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会议结束后的4月27日，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个纵队，在彭德怀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员的指挥下，在同官游击支队的积极配合下，英勇战斗，顺利再次攻克同官战略高地军台岭，4月28日，第二次解放了同官全境。5月1日前，中共同官县委、县政府在同官游击支队的护卫下，自同官县红土镇南村堡（今宜君县云梦乡南堡子村）返回县城，并经上级党委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更名为“中共铜川县委员会、铜川县人民政府”，5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当时的县城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边币和伪币同时流通，都可以在商店买到东西。解放军干部战士组成小分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群众在街上围成一个一个小圈，用心听讲。晚上，前总文工团在南操场（今老区市一中操场）演出秦腔戏《穷人恨》《血泪仇》等。观看者每晚都有几千人。戏演到高潮时，台下观众流泪呜咽之声不断，情景动人。

从此，铜川人民彻底获得了解放，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天的行程，三位高龄的老头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直到后半夜才上床休息，一觉醒来，铜川家乡的早晨，喜鹊喳喳的叫个不停，红霞烧红了半边天空。新的一天开始了。

红军、解放军先后三次攻占的军台岭，如今建起了纪念碑，成了红色教育基地。

未完待续（十九、西情处铜川人秘密工作，传情报送人员抵达边区。）

附：

说明：本文有关史实参阅了《铜川郊区文史》《文化白水》发表的有关文章。

作者简介：

李晓信、男、陕西省铜川市人，大学文化、EMBA、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陕西省作协会员，先后任多家省、市医药（集团）公司企业领导、顾问，铜川神州书画研究会文学艺术顾问。出版有文集《感悟-古都情缘》《感悟-沧桑岁月》；编有《药品GMP认证培训教材》等书；近几年又在国家、省市报刊、网络，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管理论文。曾获得省、市级多项荣誉称号。被誉为“是我省医药行业资深的专家和模范”其事迹被收入《路在脚下延伸》《岁月如歌》和《天南地北王益人》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