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友谊关外的难忘岁月(二)
马成坪
7.拦车记
生病时,连队要车把我们送到卫生队或者师医院,但出院回连队时就没有车接送了,只有各显神通,靠自己抓车回去,于是平时从来没有机会出来的我们便在越南搞了几次“旅游”。
第一次从卫生队出院时,我先抓车来到几公里开外的北宁市,便在北宁街上逛了逛。说是市,其实北宁很小,就一个丁字形的街道。何况市里面到处残垣断壁,荒凉不堪,百市萧条,一片战争气氛。在公路上我拦下了一辆越南人民军的军车,我说的话司机不懂,司机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在车行到公路和铁路的平交道口时,我乘车速慢,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使劲便爬上了车。上车后我大吃一惊:原来车上装载了一车炮弹,怪不得司机不让我上车呢。后来车开进了一座仓库,我才找个机会下车,又热又饿,走了半天才找回到连队。
从师医院回连队,路程更远。这次我有经验了,加上同路的还有一位连队的战友,一起就去公路上拦越南军车,虽然不知道车到哪里,但知道它是南去的,方向不错就行。到了北江以后,车子要转向东边往海防去了。司机停车要我们下车。当时同路的战友张行金提议我们不下车,乘此机会溜到海防去游玩一趟,并说以前也有老兵这样干过。
我问:“后来回来怎么样了?”
他说:“受处分了。”
我说:“那我不敢去,要去你一个人去吧!”
最后他也不敢去了,两个人拦下了一辆中国高炮部队的车回到了市求。
我们连队还有一个1968年参军的沔阳籍战士,他也是在卫生队住院后一个人拦车返回连队。在途经市求大桥工地时,意外捡到几颗没有爆炸的美国钢珠弹。钢珠弹的形状和乒乓球差不多,内外两层,夹层之间装满了豌豆大小的钢珠。在一个巨大的母弹钢壳之中,装有几百枚钢珠弹,投下来后,母弹在半空中爆炸,钢珠弹洒落一地,落地后再度爆炸,钢珠如飞花四溅,对人的杀伤性极大。这位老兄文化革命在家时是敢死队队长,颇有不怕死的精神。他把这几颗钢珠弹装进了挎包带回了连队,准备作为纪念品收藏。幸好几天后他忍不住拿出来向战友炫耀,被老兵发现,全部给他扔进了一口废弃的深井里,才避免了一场事故。设想一下,如果这位老兄自己私下拆卸这颗钢珠弹引起爆炸,不但他自己性命不保,恐怕还要危及多人的生命。连长朱德华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集合全连战士,向大家宣讲了部队中因为拆卸波罗弹、钢珠弹造成惨重事故的血的教训。
马成坪和朱德华连长家人合影
8.连队来了医疗小分队
从师医院回连队后,我被调到勤杂班,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成了一名司号员。这段时间,抢修任务逐渐减少,政治学习越来越多。除了学习,还要搞“三忠于”活动,在营区画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建毛泽东思想宣传橱窗……
司号员马成坪
一转眼就入越一年了,这一年来,我们远离祖国,远离亲人,不知何时才能班师回国。特别在1969年春节期间,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想到不能与远在祖国的亲人团聚,心绪难平,恨不得能马上回到祖国,回到他们的身旁。部队发现了战士们的思乡情绪,马上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大家建立长期服役,长期援越抗美的思想。
春节后,连队发生了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大家的情绪立即有了好转。
原来,广州军区向我们援越抗美部队派出了医疗小分队,深入到连队为部队防病治病。我们九分队也来了一个小分队。这个小分队共有3个人,都是女兵,来自广东乐昌某解放军医院:一位医生,一位护士,一位干事。医生姓陈,约40多岁,是个主任,我们都称她陈主任。陈主任身上有一本红色封皮的袖珍毛主席语录。那时我们每人都有好几本这样的“红宝书”,不稀奇,但是她的“红宝书”内记录着三次在北京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间,这让我们每一个战士都对她肃然起敬。
医疗队的到来——应该说是年轻女军官的到来,让我们战士尤其兴奋。长期生活在一个和尚的世界中,又不准和外面异性接触,现在突然来了几位女同志,战士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在这段时间内,原来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一下子病多了起来,每天都有大量战士前来找医生、护士检查身体。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毛病,只是想找个借口来与她们在一起呆呆,找点话讲讲而已。
意识到这种情况后,她们并没有不高兴,而是主动下到班、排去,巡视营房周边的卫生,解答战士们的健康咨询,让战士们倍感亲切。看到我们用水不便,吃饭前不注意洗手,她们还帮助我们建起了洗手装置。即在高处安装一个大桶,我们打上来的井水先倒在大桶里,再用竹子当管道,把水引下来,让我们吃饭前洗手。洗手装置建好后,她们每天都要监督我们饭前洗手,直到班、排的战士们开了饭,看着他们洗了手,她们才回连部吃饭。那时部队开饭前都要列队唱毛主席语录歌。虽然只剩她们三人,也坚持要列队唱歌。三个人的小合唱就成了我们连部的一道风景线。
9.珍宝岛事件和中越关系
1969年3月2日,在我国东北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都坚持认为,位于黑龙江江中的珍宝岛属于自己的领土,两国军队在岛上引发了军事冲突。中苏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
这件事情在越南也有强烈的反应。
事实上,中越两国之间早就有了政治裂痕。这是因为我们提出反帝反修的口号,他们对此颇有微词。他们一方面接受我国人力和物资上的援助,一方面又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反对帝国主义可以,提修正主义就不行了。只不过大家都在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在连部前面的宣传栏里张贴了一些宣传资料,如珍宝岛地形图及事件真相等,其目的一是为了向越南老百姓宣传我们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集越方对这件事情的舆论和反应。大部分越南老百姓都不敢到宣传栏来看我们的资料,因为现场就是一个复杂的情报人员的战场。其中有不少穿着制服的越南公安人员,也有身穿便衣的暗探,他们在监视着老百姓,阻止他们与我们接触,同时也监视着我方的情报人员。因为我们也有不少懂越语的情报人员混杂其中,收集老百姓对此事的议论。据说老百姓基本都倾向于苏联,说什么珍宝岛是苏联的领土啊,是中国人侵略,开了第一枪啊……
一天到了吃饭时间,我大声招呼一位翻译,说:
“X翻译,吃饭了!”
事后,翻译严肃地批评了我,说越南便衣也能听得懂华语,这样喊,暴露了他的身份。
以后,越南人民军还向我方提出:一个战场,两支军队,两种生活标准,对他们的战士有不好的影响。事实上,当时我们的出国队生活标准很高,比国内部队好,比起越南人民军更是好得多。为此,后来越南当地政府停止了对我们部队的蔬菜供应,我们的生活标准也自动降下来了。
10.紧急集合号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我们出国部队虽然远在异国,也和国内军民一样,要在第一时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越南使用的是河内时间,比北京时间要晚一个小时。那天晚上9点前,指导员师成名突然把我叫到面前,命令我吹响紧急集合号,让我大吃一惊。虽然我们部队身处战场,但是还从来没有吹过紧急集合号,这可是出国几年来的第一次啊!
当时我们连队三个排的住处,以连部为中心,处于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相互之间隔得较远,不管哪个排的战士到连部,都有将近10分钟的路程。那天晚上,他们与往常一样正在自由活动,突然紧急集合号急促地响了起来,他们还以为美军从天而降,在惊异之中立即行动,用了不到4分钟就全部在连部门前的空场上集结完毕。当听说是要收听九大的广播后,战士们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坐下来认真收听来自北京的消息。
11.会战24公里
4月底,我们中队接到命令,转移到一号公路78公里处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战士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暗自高兴:这样一来,我们离祖国越来越近了。
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市求,乘车北撤,一路经过北江、克夫、朗那,到达新的驻地同模。具体的施工工地在距同模镇几公里的一个山沟里。那里是越北山区,山高坡陡,一段河友铁路的线路在此形成了一段又陡又急的弯道,每当火车从此处通过,都要前面用机车拉,后面用机车顶,两个车头用足劲,推拉起来都还觉得吃力,成了河友铁路上的一个瓶颈。为此越南政府要求我们为他们改造这段24公里长的线路。我们一支队将几个团调到此地,集中兵力在此进行一次大会战。因此我们把这次战斗任务称为24公里大会战。
进入工地,完全是一派轰轰烈烈的会战景象:数不清的施工机械在此挖掘土方,拉出了一条又平又直的新路基;面对一座拦路的山峰,我们还要开凿一条1300多米长的大隧道,这在当时堪称是东南亚最长的隧道了。当然,一路上还有不少新修的桥、隧、洞,由于我们只能在这个山沟里施工,对其他地方的工程项目不能一一道来。
我们连队负责修筑一段路基下面的涵洞,要求10月底一定要完成任务。时值盛夏,战士们顶着烈日、冒着风雨日夜施工,其辛苦程度可以想象。更难以忍受的是,我们的驻地就紧邻弯急坡陡的铁路边,火车从此经过,“哼哧哼哧”的声音一夜数次将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搅得大家整夜无法睡觉,直到过了很久大家才习惯了。我因为是司号员,平时的工作比较轻松,主要任务是保障工地上战友们的喝开水问题。
在此期间,9月2日是越南的国庆,那一天,越北军区文工团来到我们工地慰问我们,并带来了精彩的,具有越南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可是过了一天,也就是9月3日,我们突然获悉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同志不幸逝世。其实,胡志明逝世的准确日期是在9月2日,为了不和2日的国庆节犯忌,向全世界公布这一消息时,就把他逝世的日期改为3日。为了缅怀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在营区还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
涵洞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去参加修建同模车站的大会战。同模车站经历了美机无数次狂轰滥炸,早已是百孔千疮,现在站里仅有两条铁轨供车辆经停或通过,无法满足运输的需要。在这次改造工程中,车站要扩大规模,增加七八条轨道,并且还要在山洞里建设一个崭新的机务段。工程完成后,24公里新线从这里连接上原先的河友铁路,这里将成为一个崭新的交通枢纽。
我们为越南铁路改造的三条轨铁路
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二营的全体官兵在此施工。但工程规模很大,把我们加进来,施工期也要半年。此时上级向我们传达了命令,力争两个月完成车站的施工任务,保证年底前回国。
来到越南近两年,天天都在盼望早日完成援越抗美任务,早日回到我们的祖国。这段时间,小道消息一直不断,一下子说我们就要回国了,要到北京修地铁;一下子又说要到坦桑尼亚去修坦赞铁路。最让人羡慕的是,一下子说XX支队要回国了,一下子又说XX支队已经回国了。让人心花缭乱,思绪万千。现在一下子有了就要回国的官方消息,我们顿时士气大振,干劲倍增,团结战斗,配合默契,机务段完工了,车站完工了,配套工程完工了……一时捷报频传,居然两个月不到就拿下了整个工程。
回国前夕,我国驻越大使馆王幼平大使及武官来到部队,亲切接见参加同模施工任务的我全体官兵,表彰了我们吃苦耐劳,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的大无畏精神,夸奖我们无愧于五个伟大代表的名称。这让我们全体官兵倍受鼓舞!
12.胜利凯旋
我们六团的工程任务终于完成了,回国,这件让人盼望的事也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1969年12月28日,我们九分队全体官兵来到位于凉佳的烈士陵园,最后祭扫埋葬在这里的战友。这样的烈士陵园在越南有好多处,每一处都安葬着数十上百为了援越抗美而牺牲在越南的中国士兵。他们为了越南人民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从此长眠在异国他乡,再也不能与亲人相见。我们在临行前,来向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战友说一声再见,告慰这些烈士,援越抗美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越南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
在以后的年代中,两国之间发生了很多让人痛心的事,他们一直默默地躺在地下,与祖国、与家人完全隔绝,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迎来了来自祖国的第一批亲人祭扫团,但是时光已经流逝过去了30多年。不过,就是在两国最交恶的年代,这些烈士墓都一直得到越南老百姓的照料。
12月31日,我们二大队(二师六团)胜利完成了在越南的全部任务,凯旋,返回祖国。当时整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七团和九团留下来继续施工,直到1970年7月才最后撤离越南。他们是最后一批撤出越南的中国部队。那一天我们乘坐的军列(也是闷罐车)驶近中越边境时,我们的内心无比激动,我们饱含着热泪,从心底默默呼喊:祖国啊,我们回来了,你的儿女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不一会,军列通过了边关,已经行驶在自己的国土上。边境上,祖国人民搭好了凯旋门,准备好了横幅标语和彩旗,欢迎祖国的英雄儿女胜利归来。在夏石车站,我们全体官兵又重新穿上绿军装,佩戴上红帽徽红领章。我们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面貌出现在祖国人民面前。车到南宁车站,广西人民政府在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凯旋班师的英雄军队。
越南有关人员在边境欢送我军回国
当车到长沙时,当地市民看到了一支奇怪的部队:所有的官兵都身穿崭新的绿军装,佩戴崭新的领章帽徽,像是一车新兵。但是他们的脸又晒得黝黑,脚上穿的解放鞋也洗得发了白。他们真是弄不清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在湖北,我们休整学习了三个月,又引军北上,投入到新的三线建设之中。
作者简介:马成坪,1968年从湖北仙桃参军,铁道兵二师六团战士。1968年4月新训结束后,在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大队九分队服役,参加了援越抗美战争。1970年部队回国后到陕西紫阳,参加了襄渝铁路的修建。1971年初退伍,分配到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在武汉居住。
槛外人 202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