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回忆录系列播讲之十四
作者:赵洪洋 播讲:杨建松
经过深思熟虑,我暂时放弃了在德国做博士学位的计划,决定按医院领导的安排回国筹建伽玛刀治疗研究中心。在这里,我必须感谢我国内导师朱贤立教授对我的培养,感谢当时以周俊安为院长的协和医院领导对我的培养和提拔。我在德国期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时年32岁。1993年回国后又被任命为大外科副主任、神经外科副主任和神经外科党支部书记。1994年从瑞典卡罗琳斯卡医院学习伽玛刀技术后,又被任命为伽玛刀治疗研究中心院方主任。
期间在国内外期刋发表大量以伽玛刀治疗为主论文,并受邀在韩国和法国及国内各种学术会议上做报告。那段时间是我事业家庭最忙碌的阶段,但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我晋升为教授和主任医师。这一年,我的德国导师斯托伊德教授给我来信,说萨尔大学要在国外招聘客座教授,条件是要有创新性临床技术应用,让我一试。我欣然接受,填写了应聘表格,寄给萨尔大学。一个月后,我得到萨尔大学回信,应聘成功,成为萨尔大学客座教授。

我拿到聘书,前往北京德国使馆办理签证,使馆工作人员说一个月后会寄给我签证。但不知什么原因,一个月后,我没有收到回信,询问使馆回复说还在审核中,半年过去了,回复仍是在审核中。眼看聘期临近,使馆仍未明确回复,只得求助于斯托伊德教授。经斯托伊德教授找了他的朋友,时任德国外交部长,才解决了问题,原来此时正值德国首都从波恩搬至柏林,很多文件被搁置,职员们也因忙于搬迁,也没有时间处理这些文件,若不是外交部长出面,不知拖到猴年马月了,原来只知在中国有熟人和朋友好办事,现在明白德国和世界也是同理。
高兴的事高兴,却也应了那句话:好事多磨。且不说签证的办理拖了时间,拿到签证后就准备赴德行程,为保险起见,不订去北京的机票,订了夕发朝至的武汉开往北京的特快火车。上车后就呼呼大睡了。醒来时,已是天亮,火车停了,以为到北京站了,可一问周围人,火车还没到郑州,原来夜晚一场大雪,将火车挡在了郑州外。这可让我急的,下午3点是北京开往法兰克福航班起飞时间,原想既然因大雪火车受阻,那飞机也会延时起飞吧,可经电话询问,飞机起飞时间居然正常,也就是说要误国际航班了,心疼冤枉花好多钱不说,计划的行程都要改变,当时在火车上确实像热锅上的蚂蚁,电话托同事重新改变计划,并发电子邮件向斯托伊德教授报告了计划变更。当天晚上8点才赶到北京机场,还好,在机场改签了第二天的航班,没有浪费机票,只是多交了一晚的酒店住宿费。

第二次来到徳国,没有了第一次的新奇感、紧张感和自卑感,又经历了7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程度与德国相比,差距没那么大了,况且自己这次是来德国当客座教授的,自己在伽玛刀治疗技术方面,至少比德国医生要胜出一筹,这点自信心是有的。走出机场出口,肩膀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不禁惊讶的“啊”了一声。斯托伊德教授居然驱车几百里,从洪堡赶到法兰克福机场来接我,这太出乎意料了!给我一个惊喜,我和斯托伊德教授热烈拥抱,他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虽然是德国客座教授了,但还是怀念七年前住单身宿舍的感觉,斯托伊德教授对我仍然喜欢住单身宿舍流露出不解。安顿下来以后,我先后拜访了萨尓州大学校长和洪堡医学院院长,领取了正式聘书,签了薪酬协议书和办理了工资帐户,月薪几乎是国内教授五年的工资。
我的任务是在科室选择适合伽玛刀治疗的病人,并给医生们讲解伽玛刀的知识。斯托伊德教授还安排我一次讲座,听者除神经外科医生外,还有神经内科、放射科、病理科、小儿科及肿瘤科的医生。这让我既激动又紧张,虽然在国内,我曾给大学本科生全英语教学,但那是学生们,而即将听我讲课的除有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外,还有很多大教授和大专家,他们的专业知识比我渊博,而且国外讲课后会有很踊跃的提问,如被问住,会很尴尬。斯托伊德教授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对我说:“不用紧张,讲座安排在一个月后,这段时间你可以好好准备一下,同时也去听听其他专家的讲座,积累临场经验。你准备好了,可以先讲给我听,我再给你些建议。”就这样我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首先,我关注设在楼内会议厅的讲座通知并积极参加。讲座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教授,也有本单位的专家和教授,会议厅可容纳约100多人。我学习的重点在演讲的姿势和语调,回答问题的方式,遇到难题时如何应对,等等。此外,我是来自中国的教授,在德国人眼里,或许有轻视和质疑我讲座的资格和水平问题。因此,怎样做到讲课中不卑不亢,以事实为依据,以国际 参考文献为我讲座的佐证和基础,科学辩论,不掺杂情绪,达到科学的学术交流目的。我也注意到,大多数情况下,听众多坐满会议厅的一半。我也注意到,我前文提到的我的好友,几位大主治医生,在其中一位讲课时,其他几位基本不到场,即使是科主任讲课,他们也经常缺席。

除了会场的学习,就是每天到图书馆的查找资料,以回答我拟出的听课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把握之仗。也许安排我这么一位中国医生讲课对斯托伊德教授来说也有压力,我若讲不好,说他怪话的人应该不少。他亲自来听我的预讲,因为准备充分,我已没有最初那种紧张的感觉,讲课中,我沉浸在对诊断和治疗的选择,影像分析,计算机规划和随 访疗效及统计学分析的逻辑思维和表达中,完全没有在意周围的环境和斯托伊德教授的反应,直到演讲完毕,我的目光才投向斯托伊德教授。只见他望着我的目光炯炯有神,面露喜色,两手鼓起了掌,频率由慢到快,我明白,主任满意和放心了。第二天,我的讲座通知贴在了会议厅门口,主任也向医院各科室和实验中心发了学术报告邀请函。
讲好报告的信心有了,这些德国同行们愿意来听么?在我讲座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讲座现场只来了主持人斯托伊德教授一人和一个听者。斯托伊德教授对我说:“只要有一个人听,你就给一个人讲。”一梦醒来,心中的确有些惴惴不安。

穿上国内量身定制的西装,打上篮色带星点的领带,我提前20分钟到了会议厅,把幻灯片排列整理好,就等德国的同行们光临了。离讲课开始还剩5分钟,整个会议厅只有我和管理会场的一位工作人员,我心里不禁有些着急,难道真会像梦中那样。离开讲还有2分钟时,会议厅的大门“吱”的响了一声,德国同行们络绎不绝地纷纷走进会议厅,我看见卡斯帕来了,莱弗来了,莫林兰教授来了,毛特来了,病理科主任,小儿科主任、神经内科主任、眼科主任、肿瘤科主任和放射影像科主任都来了,瞬间,整个会议厅全坐满了,后来的只能站在两边了。在我经历的讲课现场从来没有像今天聚齐过这么多大专家,会议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满座过。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演讲的热情十分高涨,在主持人斯托伊德教授对我做简要介绍后,我开始了“伽玛刀在神经外科临床应用的指征和疗效评价”的学术报告。与预讲时不同的是,我在做报告时,很关注台下德国同事对我演讲的反应,当我展示那些疑难病例时,会看到他们紧皱的眉头,在我进行病例分析时会看到他们频频点头,在展示那些随访影像资料好的结果时,他们会露出惊讶的神色,随后是舒心的微笑。整个报告过程,我感觉自己浑身都燃放着激情,从听众的表情看,讲座的效果应该是好的,但报告结束后掌声的热烈程度和掌声的持续之久,还是令我始料未及。此时的我并没有被热烈的掌声激动,因为此时我更需要的是冷静下来,接踵而至的提问和答疑才是对自己真正的考验。
提问的尖锐性和不留情面,我是有准备的,有位神经外科专科医生问我:“是不是因为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技术不行,所以才会选择伽玛刀。”我回答说:“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确实要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医生学习先进的技术,中国大多数的神经外科特别在手术设备和器械器材上远不如欧美国家,即使如此,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仍然在并不精良的手术装备下成功完成了大量难度大而复杂的手术,选择伽玛刀治疗不是因为手术技术不行,而是权衡开颅手术与伽玛刀手术的利弊择优选用,伽玛刀的使用也是像我今天报告的一样,有严格的适应证,其手术量也只占科室不到10%的比例,正像你们刚才看到的伽玛刀治疗前后影像和临床的效果,如果一个兵不血刃就能获得的良好效果,你会不选择它吗?”提问的医生向我竖起大拇指坐了下来。病理科教授向我提问:“伽玛刀治疗肿瘤虽有好的效果,但报告中大部分肿瘤没有病理诊断,科学性就差,而且这也会影响治疗计划的实施。为什么治疗前不都做个穿刺活检呢?”这个问题是我们临床经常接触到的问题,大多数患者和家属都拒绝穿刺活检。我不假思索的答道:“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都不富裕,增加一次立体定向活检,费用就要翻倍,很多人就付不起后续的治疗费了,此外,立体定向活检可能带给 病人不良的后果也是要考虑的因素。除非是当不能鉴别低级别胶质瘤,脱髓鞘疾病和炎症时,那是必须要穿刺活检,其它通过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基本能诊断的,就不做活检了。其实,欧美在伽玛刀前的穿刺活检率也不高。”讲座大约45分钟,讨论环节则持续了一小时以上,接二连三的提问虽然都不十分容易回答,我并不认为这些提问是不友好的,相反,反映了这些德国同行对专业的认真态度,对新的治疗方法不是一味赞美,而是要找出不足之处,以利改进和完善。所以我回答完每一个问题,都会对提问者表示感谢。特别一提的是莫林兰教授、卡斯帕医生和莱弗医生,在他们的点评中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对于不足之处则表示理解,他们的发言减轻了我的压力,增加了听众对我的好感。当斯托伊德教授笑着说,他好久没看到今天这样热烈讨论的场面,但我们饿着的肚子在提意见了时,我再次听到了掌声。斯托伊德教授走向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臂甩动着说:“祝贺你,非常好,非常好!”,莫林兰、卡斯帕和莱弗医生也先后过来给我握手道贺,卡斯帕还和我拥抱,嘴里还嘟囔着说:“年轻人,没想到,回去的这些年做了不少事啊。”
听讲的人走光了,会议厅里只剩下了我一人。我依然沉浸在刚刚讲座和讨论的气氛中,它在我的脑海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作者:赵洪洋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协和医院二级教授、主任医师、硕,博士导师 、 德国萨尔州立大学带薪教授。湖北省神经外科学会第八届主任委员、第九届名誉主委、湖北省第一届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湖北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总主编神经外科亚专科学丛书一部、主编专著三部、副主编专著二部、主译专著二部。近两年在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发表诗歌、散文及朗诵作品6篇,获得2020全国抗疫征文“逆风奔跑的人”一等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江日报、武汉春秋杂志、今日头条、湖北朗诵艺术家公众平台、都市头条、北京天合朗诵艺术团平台发表文学和朗诵作品六十余篇。参编三部抗疫诗文集。
播讲:杨建松,网名铁马豪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省朗协语言艺术研究与实践基地副主任,《都市头条》认证编辑。
编辑:杨建松 图片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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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回忆录系列诵读
之一 初到德国的惊叹与尴尬
之二 我在德国做科学实验工作
之三 我在神经外科监护室
之四 德国神经外科临床见闻——我的全新体验
之五 在柯曼达夫人家过元旦
之六 《让德国年轻人理解中国》
之七 《在科主任家的两次“有苦难言”》
之八 《我在德国的良师益友(1)》
之九 《我在德国的良师益友卡斯帕医生》
之十 《我的导师和朋友斯脱伊德教授》
之十一 《我在德国的日常生活》
之十二 《在德国教大学生中文》
之十三 《接待同济医科大学领导巡视团》
之十四 《我应聘到德国做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