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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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

【邹琦新】

我国改革开放已达38个年头，既超过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也超过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30年，还相当于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38年的时光。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人民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已经昂起了头、挺起了胸；谁都不会无视，中华民族曾经被挤到世界边缘位置，现在又重新回归世界中心地带。

在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人们确实在整体上一般都会予以赞扬和肯定。然而，在具体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时，往往批评较多，甚至予以否定。如果将这些批评和否定的说法归纳起来看，似乎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不是因为曾经贯彻执行了这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给人以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错觉。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为了革故鼎新、除旧布新、弃旧图新、推陈出新。马后炮易放，事后诸葛亮好当。只有全面地、系统地、发展地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才能树立新的信心，坚定新的意志，鼓起新的力量，追求新的目标。这就需要历史地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正如列宁的教导：“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一方面“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另方面“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列宁的论述清楚地指明，评价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置于历史事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之中，既要从时间上进行纵的比较，是否“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又要从空间上进行横的比较，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例一、关于摸着石头过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的1978年底，我国的计划经济已经实行了30年，苏联的计划经济更已实行了60年。打开国门一看，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实行市场经济，既同苏联拉开了很大距离，更将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市场经济显然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发展方法。然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苏联并未先行，中国更为生疏。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在俄国执政的8年，采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等制定，俄国盖达尔、丘拜斯等实行的激进式“休克疗法”，妄图在500天之内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突变。结果到2000年叶利钦下台之时，俄国的经济总量比转轨前下降了一半多，卢布贬值至一万六千分之一。普京于2000年上台之后的头8年，由于一方面重拳打击了叶利钦时代暴富的经济寡头，另一方面因为油气价格暴涨，才得以逐渐缓解了经济困境。中国则“摸着石头过河”，体制改革除了从农村到城市，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外，还接受王晓鲁等青年经济学家的意见，采用渐进式的改革，首先从实行价格双轨制入手来打开计划经济的突破口，向市场经济迈出了一小步。比如当时钢材的价格，计划内每吨6百元，计划外每吨2千元。如果立即取消计划价格，全部实行市场定价，以钢材为原料的下游企业，若不随之涨价，必定巨额亏损。如果所有产品都立即由市场定价，政府无力掌控，法律没有规范，人们不能承受，我国必将如同俄国叶利钦执政时期那样，陷入生产速降，通货飞升的混乱局面。我国正因为实行从价格双轨制起始的渐变式经济改革，才实现市场逐渐活跃，经济较快发展，社会相对稳定的良好局面。

然而，一些贪官污吏及其子女利用权利和关系，将计划内的低价物资拿到市场高价倒卖，从中榨取巨额利润，形成当时被称为“官倒”的丑恶现象，遭到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声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实行价格双轨制时的状况，确实存在对“官倒”问题认识不够、估计不足、控制不严、打击不力的现象。只是因为我国党和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觉察了“官倒”问题，所以立即明令党政军机关迅速退出商业领域，加之物资逐渐大多由市场定价，“官倒”现象也就自然逐渐减少了。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推进，市场经济的一些不良现象也陆续呈现。不过，我国党政领导和专家学者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加深了认识，拓展了思维，积累了经验，借鉴了教训，从而逐渐制定出一系列法律、规章和措施，不断遏制和打击了伴随市场经济产生的不良现象，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沿着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稳妥前进。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无论领导集体，还是智囊团队，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都不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贤”。无论认识，还是举措，他们都有一个由无知到有知，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到深出，由简单到复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也即“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直接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倒是间接领导的辛亥革命得以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还是麦克阿瑟、蒙哥马利、朱可夫，开始都打过败仗。新中国的开国十大元帅，也都在民主革命时期打过败仗。屠呦呦经过190多次试验才提炼出青蒿素，宝洁公司花了10年时间才使研发的一次性纸尿布上市。打仗没有常胜将军，最后胜利者都成为英雄；科研不能一蹴而就，不断探索才能创造新品。改革同样没有常胜将军，同样不能一蹴而就，何况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虽有失误，但胜利是巨大的，怎能求全责备、斥小略大呢？！

回看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步脚印，就可以知道“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复杂。党在1977年的十一大上，曾经明确规定“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还要求“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也只是指出“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1992年的十四大上，才正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只“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后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上，仍然继续沿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即使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还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系统”。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按照当时的协定，经过15年的过渡期，到2016年，中国才正式被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各国承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我国改革开放38年来，党政领导和专家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确实出现过失误和滞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举措，也确实存在过偏差和曲折。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趋势虽然不是垂直上升、笔直前进，但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已经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渐变式改革，看似较慢，实则较快，是采用“弯道超车法”，避免了“欲速而不达”造成的震荡。积小胜为大胜，磊寸功为丰功，于2010年在经济总量方面跃居世界第二位。

唯有比较，才能鉴别。2015年，我国人均收入约为8千余美元，尽管排在世界第70余位，但是在全球27个人口超过5千万的大国中，只有美、日、德、英、法、意6个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和韩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远超中国。墨西哥、土耳其、巴西和俄国在人均收入方面也未突破一万美元，仅略超中国。其余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和菲律宾这7个人口超过一亿，越南、埃及、伊朗、刚果（金）、泰国、南非、缅甸和坦桑尼亚这8个人口超过5千万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都低于中国。比如印度这个与新中国几乎同时建国，人口达13亿的发展中大国，且早于中国30年前就实行市场经济，但是2015年的人均收入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必须尽力发展、提高、深化和完善，既要努力追赶美、日、德、英、法、意等市场经济大国，也要竭力借鉴北欧的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荷兰、瑞士等人均收入很高的市场经济小国。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的标准。中国“摸着石头过河”，采用渐变式方法，只花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较为成功的，是令人高兴的，是必载史册的。

例二、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强调政治挂帅，轻视物质刺激，人们已经形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努力干活的不如指手画脚的习惯意识。美国同欧洲的西、荷、英、法等国相比，是一个后发国家，但是后来居上，其经济总量早在19世纪末就跃居世界第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占世界一半。重要原因之一，美国这个移民的国家就是既具有较强的包容精神，又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党政领导和专家学者就是因为总结了自己过去“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的失败教训，借鉴了别人强调竞争、鼓励赶超的成功经验，才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以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沉沉暮气，在全国逐渐培育了发愤图强、奋力拼搏、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积极致富态势。正因为中国人民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活力，所以我国才从1979年到2010年的30余年，不仅沉着应对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亚洲金融风暴的偷袭和世界经济危机的震荡，而且在经济上以平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连超意、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一方面部分人确实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通过诚实劳动得以先富起来（贪官污吏违法缺德致富须当别论）；另一方面确实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既有工农差距，又有城乡差距，也有体脑差距，亦有东西差距，还有行业差距等。有些专家学者早在新世纪伊始就指出，我国的贫富差距不但已经超过基尼系数0.4，甚至已经达到0.49的严重程度。因此在报刊上和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指责“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不仅是策略上的失误，甚至是战略上的错误。笔者的愚见是，历史地评价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历史举措和过程较为妥当和贴切。

无论自然，还是社会，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状态，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常态，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循环推进，往复上升，这是客观发展规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之所以是时代的主题，就是因为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存在不平衡的现实。西欧、北美、东瀛、南澳的人口不足全球的20%，但是所占财富超过全球的60%，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超过全球的80%，但是所占财富不足40%。即使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贫富差距现象。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个人财富远超5百亿美元，同美国人均收入5万美元相比，相差千万倍，更不需同底层贫困人群相比了。金砖国家印度、巴西和南非的贫富差距，同我国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俄国叶利钦在第一任期，由于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从而形成经济寡头同普通群众之间的极大贫富差距。致使叶利钦在谋求连任时，不得不求救于经济大鳄为之出资、造势、宣威，才得以在第二轮投票时险胜俄共的久加诺夫。无论各国之间，还是各国之内，其发展都存在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进有退，有多有少的复杂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可以说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

我们现在放马后炮和当事后诸葛亮时，确实需要批评我国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激发竞争意识，鼓励劳动致富时，对于“效率优先”注重较多，对于“兼顾公平”措施较少。然而，如果我们历史地回顾当时的历史状况，又会认为当时党和政府采取“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是势所必然，是理当如此。

首先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人均收入不足3百美元的普遍贫困境地，中国物资处于凭票供应的艰难局面。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仅仅供应25斤粮食、半斤食油、一斤肉食、12块豆腐……当时，究竟是继续实行贫穷的平均主义，还是允许部分人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先富起来呢？凡是经历过那段平均主义的贫困岁月的人，同今天各类物资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相比，估计都能够给予改革开放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其次，我国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在策略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在战略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今天在放马后炮和当事后诸葛亮时，似乎可以批评今天不但没有消除两极分化，而且拉大了贫富差距。然而，不可无视的是我国人均收入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3百美元，发展到今天人均收入已达8千余美元。也就是说已由大部分人贫困，发展到只有小部分人贫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使得约7亿人口脱贫，相当于美、日、德、法、英、意人口之总和。如果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估计人均收入可达一万美元。我们一方面必须看到马云、王健林等的财富同全国人均收入8千美元相比，相差达千万倍，同尚未脱贫的相当于意大利的5千7百万人口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也要看到13亿多中国人民的大部分已经脱贫，而且进入小康。原本贫富差距虽小，但是大部分人极度贫困，现在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是整体进入小康，估计大多数人愿意选择后者而舍弃前者。

再次，我们也需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确实尽了不少力，做了不少实事，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在缩小城乡差距和工农差别方面，随着工业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已经开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我国先是取消了粮油的统购统销，继而取消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接着对种植农户予以补助等。虽然还不能完全解决三农问题，但是毕竟在步步推进、层层提高。又如人们批评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异地看病不方便等问题，也需要看到无论城镇医保，还是农村医合，覆盖面在逐渐扩展，报销额也逐步提高。再如被人们指责较多的住房问题，上世纪末实行房改以来，中国城市已经有70%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党和政府还正在推进各大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和经适房、安保房、廉租房的建设，这不能不说也是一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是遥远的未来。笔者是一个年近耄耋的老头，不仅见不到共产主义，而且也许活不到建国100周年“中国梦”圆梦的时刻。只是期望自己的儿孙在建国100周年时，也如北欧的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瑞士等国家那样，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不过，实现这个我期望的“中国梦”，既要借鉴北欧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要吸收南欧一些国家的教训，还要学习美国鼓励竞争的精神，更要在未来的30余年的发展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笔者的愚见是，从出生到18岁，国家应该充分保障每个儿童少年生活和学习、成人和成才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从退休到死亡，国家也应充分保障每个老人生活、娱乐、健康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对于从18岁到60岁或65岁的青年、壮年和中年人（除保障病残者的基本需求之外），都要求他们积极拼搏，奋力竞争，用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和获取自己丰厚的物质需求和高尚的精神享受。如果将来的中国既充盈蓬勃的活力，又具有坚实的保障，可以说是园“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标志。

例三、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大的功绩，就是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巨变。落后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为了全中国人民摆脱一穷二白三被欺的日子，享受富裕幸福尊严的生活。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说明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致宗教观念，都是建立在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基础之上。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我国处于全民贫困境地，所以指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甚至通俗地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等等，都是彼时彼地必然采用的决策和口号。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历程，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翻两番，达到一万余亿美元，人均收入达到8百余美元。进入21世纪，到2010年，经济总量又连翻三番，由万余亿美元到两万余亿美元，再到4万余亿美元，直到8万余亿美元。2015年的经济总量已达10万余亿美元，人均收入已达8千余美元，都为2000年的10倍。计划到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之上，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都再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应予赞颂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空前”的，也许是“绝后”的，因为基数很大，若要翻番，必须花更长的时间，付更大的努力。

我们今天在放马后炮和当事后诸葛亮时，如果从多个角度，向多个侧面，在多个层次，揭露、批评、指责在经济发展光环下的黑子和阴影，确实可以列出一长串存在的失误、问题和缺点。这些确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也是应予克服的众所周知的问题。然而，我们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时，切勿无视一条基本的客观原理——量变质变规律。事物都是由量的渐变到质的突变，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但是仅为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还需要经历百年的长征，才能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即由发展中国家的不断量变，到建国100周年时，基本质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具体来说，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假若在建党100周年时的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人口总数为14亿，经济总量需要达到14万亿美元。假若在建国100周年时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即达到现在南欧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仍然只有14亿，经济总量则需要达到42万亿美元。假若美国到本世纪中叶，人口猛翻一番达到7亿，人均收入只缓增到6万美元，经济总量也是42万亿美元，但是人均收入仍为中国的两倍。我们如果勿视量变质变规律，就难于从理性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做出恰当的客观评价。

在世界上，唯有中国曾经遭受过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志气，有胆气，有底气，面对一阵又一阵的政治风云，一拨又一拨的经济震荡，一轮又一轮的军事威胁，而敢于斗争，善于化解，难道不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站立起来，在改革开放以后更加强壮起来了吗？！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大多数亚洲国家货币贬值，唯有中国屹立不贬而成为中流砥柱。又如在所谓南海仲裁出笼时，美国两大航母群在南海耀武扬威时，中国敢于调集三大舰队，在四位上将指挥下进行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将美国两大航母群逼出南海。再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于引进外资，可谓饥不择食，寒不挑衣，哪顾得环境被破坏，资源被掠夺，血汗被榨取。今天，我国尽管仍旧是吸收外资的大国，但是都要权衡利弊，评判好坏，择优汰劣，取长补短。而且福耀、海尔、华为等企业已经进军海外市场，由主要是“请进来”，转变为已经“走出去”。201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引进外资，变成世界上第三大资本输出国。还如假若中国没有于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哪有实力开辟“一带一路”，哪有财力投资金砖银行、上合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尽管美国一心一意地企图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千方百计地企图围堵遏制中国，但是究竟不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能像对待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那样进行武装侵略和武力威胁，也不能像对待俄国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制裁。在中国主导亚投行时，虽然美国和日本自命不凡，拒不加入，但是在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的带动下，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共90余个国家主动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假若中国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述各例，都将成为泡影，化为乌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1971年恢复合法席位时，除了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之外，大部分发达国家并不重视我国。今天，世界上的大事，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都难以圆满解决。2016年9月，在“地上天堂”杭州举行的G20峰会，集中地彰显出中国在当今世界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确实有责任，有义务，更有权力，对自己国家改革开放38年以来的历史进程，批评其百条缺点，指出其千条失误，揭示其万条不足。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中国地虽大，但是人太多，故人均物资较少。加之中国是一个近代百余年曾经遭受过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所以新中国经过60余年的奋斗，能够走在发展中大国的前列，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从事物发展的轨迹看，只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从事物发展的状态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常态；从事物发展的过程看，是由量的渐变到质的突变。这些是我们历史地评价改革开放历史的主要哲学依据，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必然遵循的客观规律。（2016年6月16日起笔，9月14日三稿，2024年4月9日删改）

【作者简介】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邹琦新教授是编者在邵阳师专学习时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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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