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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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鲁迅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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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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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精神”包含的三个特点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地、鲜明地提出并专门论述了“鲁迅精神”，概括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见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认为，“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他号召人们“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这样提出和推崇“鲁迅精神”，既是从鲁迅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出发，从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出发，从鲁迅毕生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这一事实出发，概括出鲁迅所独具的“鲁迅精神”，又紧密地联系着当时的斗争大局(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时代要求(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指出鲁迅精神的几个特点，号召人们向他学习，以便“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分子:这些人像鲁迅那样具有政治远见,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们“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决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有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道路上起着向导作用。”(见毛泽东《论鲁迅》）
显然，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论述，既切合时宜，又是实事求是的，贯穿着革命功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我们根据毛泽东的论述，结合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对“鲁迅精神”进一步作一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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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政治远见
“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之间有不可颠倒的逻辑关系。其中“政治的远见”最重要，是方向，是基础，是斗争的力量源泉。这里我们试以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来阐释这个特点。
1927年以前，鲁迅还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他曾寄希望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改寄希望于有民主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还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但他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开始为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帝反封建而战斗呐喊的。五四运动刚刚兴起，正当反动势力及其御用文人敌视十月革命、抗拒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鲁迅立即针锋相对地发表了《随感录五十六·“来了”》和《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两篇杂感，热情地赞颂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终于取得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俄国人民:“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鲁迅:《坟·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他热切希望中国民众“抬起头”来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从此以后，他一直注视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在1925年和1926年这两年里，鲁迅已经在为数不少的文章里，或情不自禁地赞颂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苏俄，或愤怒地痛斥国内外敌人诬蔑社会主义苏俄的奇谈怪论，同时对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尊为革命的“先驱者”和“火车头”而表示了崇敬之情。
1927年以后，鲁迅逐渐地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他的思想、行为、著作都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看清了革命的前景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树立了坚定的信念，他确信在现代社会各阶级中“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二心集·序言》），同时肯定:“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因此，鲁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着胜利的信心。鲁迅看清了政治方向，他那颗赤诚的心，就永远向着毛泽东，永远向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历史关头，力挽狂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上海的鲁迅，一面继续领导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一面极为关注毛泽东领导的长征，以无限兴奋的心情，聆听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每一个捷报。1935年10月，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传来时，鲁迅激动得夜不能寐，立即和茅盾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深情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鲁迅:《致中共中央》、《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版第1页）这质朴而真诚的语言，充分表达了鲁迅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和信仰。
1936年，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为了和国民党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表示坚决拥护。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明确地声称:“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
当时有一个叫陈仲山的托派写信给鲁迅，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恶毒攻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写了一封回信。他在《答托洛斯基派信》中正气凛然地公开赞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并自豪地宣称，能把他们“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还以崇敬的心情直接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怒斥托派的无耻诽谤:“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以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用托派的卑污、渺小，强烈地反衬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鲁迅对毛泽东的热爱、崇敬，集中反映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阶级立场和崇高的革命品质。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对毛泽东的崇敬，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明确认识和坚定信念，都充分表现了鲁迅远大的政治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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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的斗争精神
斗争精神是“鲁迅精神”的核心内涵。毛泽东说，鲁迅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屈服。事实就是如此。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血腥镇压，不仅没有吓退鲁迅，相反更使他公开地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四一二”大屠杀的当天下午，鲁迅冒雨赴中山大学参加各系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营救无效，就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当鲁迅获知毕磊等共产党人被杀害，心情万分悲愤，撰文《怎么写<夜记>之一》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哀悼，表达了对共产党真挚、深厚的感情。鲁迅还不顾处境的危险，挥动如椽之笔，写了《答有恒先生》、《可恶罪》、《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小杂感》等杂文，影射、鞭挞反动头子蒋介石，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把匕首投枪掷向这伙“屠伯们”。
1931年2月7日深夜，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一次就秘密杀害了20多位革命者，其中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五位革命青年作家。消息传来，鲁迅无限悲愤，痛切地感到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战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从悲愤中爆发出战斗的激情，写了一首悲愤的战斗的诗篇:“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淄衣。”
除了写这首诗，还写了著名的纪念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并为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寄给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发表，向国外读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左翼文艺运动的血腥罪行。当史沫特莱拿到这篇文章，想到发表后会给鲁迅引来杀身之祸，便担心地说:“你的名字签在这上面是否方便？”鲁迅毫不犹豫，坚定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啊！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拿去发表就是。”鲁迅就是这样，抓住一件事，坚决斗争到底，在斗争中勇往直前，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屈服。
鲁迅的斗争精神不仅是坚决的，而且是富有韧性的。所谓“韧”，字面的含义有两层:一是坚韧，二是持久。鲁迅自己多次强调韧性斗争精神。从教育青年、会见亲友、阐发人生经验到思考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鲁迅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则是韧性斗争。1923年4月10日，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出她“以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针对这种“性急”的主张，鲁迅在回信中指出:“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鲁迅《两地书十一、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1930年，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文化战线面临的任务时，他强调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这是从长远的文化战略构想出发，对文化战线上的朋友们提出的忠告。在鲁迅看来，韧性是生命体需要具备的品格，拥有这种品格，生命才能升华，生命价值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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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牺牲精神
鲁迅在同反动派坚决的、韧性的斗争中，充满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牺牲的崇高精神。1933年6月20日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杨杏佛的葬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33年由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杨杏佛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是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无辜人民、营救被捕革命者为主要任务。“同盟”的革命活动大大地触怒了国民党政府，于是反动政府指派兰衣社特务，于6月18日上午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接着又把鲁迅列入暗杀黑名单。20日下午，“同盟”为杨杏佛举行了入殓仪式。鲁迅好友许寿裳担心鲁迅的安全，劝鲁迅不要去参加，鲁迅十分坚定地说:“我应该去送殓。”出门时，鲁迅不带鈅匙，将房门锁上，以表示此去不准备再回来的牺牲决心。面对国民特务的手枪，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脸不变色心不跳，充分体现了鲁迅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何等可钦可敬！
鲁迅的牺牲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待生死、对待疾病、对待工作的态度上。鲁迅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生命与革命相比较，革命更重要，因而，为革命而拼命，为革命而死是最值得的。死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大自然的规律。对于正常生理现象的死，鲁迅总是听其自然，抱着“随随便便”的态度，他说他是属于“随便党里的一个”，而对于为人民革命事业和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死，鲁迅是无所畏惧的。他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这篇文章中说:“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并且指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简直是诬蔑。鲁迅热爱生命，但不怕死。大家知道，1936年，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病情加剧，敌人对他的迫害也更加残酷，但鲁迅斗志有增无减。这一年九个月中，他大病了六个月。海内外友人关心他，多次致信敦促和劝告他多加保重，易地治疗。他们希望鲁迅的身体康复起来，为中国革命做更多的工作。鲁迅理解他们的一片好心，可是要他停止战斗，停止工作，却非常困难。其实鲁迅又何尝不想早日恢复健康？但是，“非不为也，不能也。”请听一听他的这些发自肺腑之言吧:“我知道我的病源……只要什么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就会好得多。但这如何做得到呢。”(见《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90页)“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有几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一时也做不到。”(见《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35页)“不过我自己忙一点，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有朋友劝我玩一年，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见《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41页）朋友们都劝他暂时停止战斗，停止工作，劝他休息，劝他去玩，而鲁迅多次表示“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鲁迅认为既然“中国需要”、“革命需要”，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他不能躺在病床上休养，任凭他人去斗争和牺牲。因此，在大病缠身的时刻，鲁迅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头脑冷静。他没有死的恐怖，更没有坐以待毙。他时时在想，如何在有生之年“好好替中国”更多地做一些事。想定之后，他说:“不管怎样，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赶快做”。鲁迅说得很清楚，与其不做事而多活几年，不如多工作而少活几年。因此，他既不入院治疗，更不去国外休养。任凭病情日趋恶化。鲁迅始终坚守在白色恐怖、特务横行、暗杀成风的上海，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他在给一位日本友人的信里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见《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135页)。又在给另一位日本友人的信里坚定地表示:尽管“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见《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189——1190页）是的，鲁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工作不停。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尽管大病六个月，却以惊人的毅力在“赶快做”，仍然校印了《故事新编》、《药用植物》、《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集》、《苏联版画集》、《苏联作家七人集》，翻译了《死魂灵》第二部，还写了杂文、他人文稿序引、公开答信39篇。逝世前两天，还在执笔，逝世前十几个小时，还在写日记。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献辞》中说:“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还在工作。鲁迅战斗到最后一息，工作到最后一息。鲁迅是死在战斗的岗位、工作的岗位上的。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那种为革命而忘我的拼命精神、牺牲精神真是感人肺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的政治眼光何等远大，鲁迅的政治方向何等明确，鲁迅的斗争精神何等坚韧，鲁迅的牺牲精神何等崇高。正因为鲁迅有这样的精神素质，毛泽东进一步认为。鲁迅“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见毛泽东《论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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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回顾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科学论述和大力推崇，现在仍倍感其正确性。不庸讳言，毛泽东论述和推崇鲁迅精神，正如有些人所说包含着政治策略的革命功利考虑，但我们认为这考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确实起到了树立旗帜、振奋精神、凝聚力量的巨大作用。这已为成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但这只是表层因素，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看问题，就过于肤浅了。事实上，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推崇，除了出于政治策略的革命功利考虑外，还有更深层的文化精神背景的原因。鲁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倾向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特别在晚年，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虽然“不是党组织中的一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见毛泽东《论鲁迅》）“鲁迅的心和我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同工作人员谈话所说）“我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作为具有政治远见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鲁迅精神的价值及其和自己相通之处，倾尽全力推崇鲁迅精神，大树鲁迅精神文化的旗帜，是十分自然的事。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推崇鲁迅精神，一贯重视学习鲁迅，宣传鲁迅。鲁迅逝世快九十年了，今天的中国和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根本不同了，但鲁迅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过去在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的时候，需要鲁迅精神，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同样需要鲁迅精神；我们在和拿枪的敌人斗争中需要鲁迅精神，在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有着永恒的价值。学习鲁迅精神，发扬鲁迅精神，实践鲁迅精神，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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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记:本文节选自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拙著《璀璨的巨星——中外名家论名家》一书中《毛泽东论鲁迅》一文的部分内容，并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篇章结构也作了调整。故此文乃旧作新编。（2024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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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程凯华教授是编者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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