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当记工员
特约作者:饶晓辉
记工员,这个在大集体时的生产队才有的工作,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存入了历史的印记之中。这个称谓,从字面上来看,很容易理解其工作的性质。但对于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应该是只知其外不懂其真正的含义。
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大集体时代,实行生产资料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小队)三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按劳分配,主要是依据劳动力劳动出集体工记工分来分配粮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当时那个年代农村人的真实写照。那年月每家每户的男女劳动力,都是靠出工来挣取一家老小的口粮。家庭劳动力较多的农户,除了出工挣得口粮外,年底还能或多或少地分得一些红利。而对于那些未成年孩子较多,或是有成人在外工作的家庭而言,则基本上都要“打倒贴”(意思是拿钱买口粮)。
生产队计工分年代的计工时方法,和现在完全是不一样。它不是把一天分为上午、下午或晚上,而是把一天按照早、上午、下午三个岀工时段来计,也就是说要做三阵工。当时在老家农村,一个壮男丁劳力,每天的工分按10分制计,再细分为早工2分,上下午时段各4分。而一个女工最多的一天为6.7分,具体按早1.7,上下午各3分计算。这其中的壮劳动力,指的是各项农事活都能拿得下,才能评得最高分。一般在每年的年底,也就是全年农事完成后的闲时某日,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齐聚在一起,由生产队长牵头组织对每个人评定等级分,便于用做来年上工的依据。
出一阵工回来吃一顿饭再听见队长的哨音出工,晚上则不用干任何农活。如此一来,生产队除了队长、会计、保管外,还有一个人也是举足轻重的,那就是计工员了。别看这活儿轻轻松松,但却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灵活的头脑,才不致于出现任何差错。
八十年代初期,我有幸成为生产队的记工员,也是史上末任记工员(后来实行分田上户制,各家干各家的,也就不用出集体工和记工分了。)当时,我刚高中毕业回乡,生产队长看我是个“喝”过墨水的文化人,便让我负责全队的记分工作。说是工作,其实也就是每天的晚饭后,全队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盘点一天的出工情况,然后由我逐一喊名询问登记,每月底进行归总后,交给生产队会计做帐。各家各户各个劳动力、半劳动力全年工分及每个工分分多少钱物,全由生产队会计计算。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和各种自产产品,都是按劳动力和工分分配。这才是真正的“干多少得多少,不干活啥都没有”的年代。
那时候生产队的记工员,虽不是生产队干部,但在社员心目中,其存在感比生产队的一些干部还要强。因为记工员的位置很重要,当然这根本上是沾了工分的光。生产队时代,工分就是社员劳动量和贡献量的直接体现,也是决定其劳动所获报酬的唯一依据,年底直接与粮食、现金等挂钩。所以说,记工员就是记录掌握全体社员命根的那个人。说来还真是,虽然说自己是农村人,但到现在都还弄不明白农活的我,却因那年当过记工员,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全公社的表彰会呢!
大概一年后,我应征入伍参军去部队,别离了家乡,离开了那热热闹闹的集体制生产队。但这短暂的“记工员”工作,却成了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也成就了我刚正耿直的人生。
作者简介:饶晓辉,笔名:筱野,网名:竹林听雨,江西抚州东乡区人。1981年10月至1985年10月在福建厦门某部服役。1982年开始文学写作,先后在《解放军报》、福州军区《前线报》以及厦门、泉州等新闻媒介发表稿件。1992年南下广东汕头,就职于一家工艺进出口公司,任公司中层管理。期间,在《羊城晚报》、《汕头日报》、《特区晚报》等发表各类稿件千余篇,并被南方报业集团《汕头特区晚报》聘为特约记者。都市头条采菊东篱文学社执行副社长、特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