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这栋陋楼，我们魂牵梦萦

——谨以此文怀念我们命运逆转的岁月

百废待兴中“我们的大学”

照片中这栋旧楼，是四十年前“我们的大学”——宁波师专东胜路分部。这里是我们命运转折的摇篮，我们永远感恩她！毕业四十多年了，我们的感情一直锚在这里，魂牵梦萦……随着宁波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这栋旧楼虽然早已消失，但她永远屹立在我们心中！

这是一幢宁波市郊东胜路小学内的教学楼，1977年恢复高考，百废待兴，刚刚复校的宁波师专在小学内借楼办学，完成首届。从照片可以看出，此楼共三层，中间有楼梯。当年借用后，一楼用于总务后勤和教师宿舍，二楼用于学生住宿，三楼四个教室用于教学。楼东侧有一个略大于篮球场的操场，与小学共用。楼的背后，有个约200平方单层人字梁平屋，原是小学会堂，师专借用后，用木板在后半部分隔出四分之一，用作食堂，供师专学生用餐。会堂与楼之间，临时安装了一排水龙头和盥洗台，供师生洗濯。

我们是安置在此楼完成学业的1977级中文、数学科（系）的学生，是“文革”结束后宁波高师的“黄埔一期”。

每天，校园前楼，传出小学生童声童气的琅琅书声，后一栋楼却回荡着师专老师深沉苍老充满激情的授课声。课间，小学生出操，师专叔叔阿姨伯伯嬷嬷（老三届）很识相地避在教室，待小学生做操完毕领回教室，成人广播操乐曲随后响起，师专师生才到操场上做操。小学生在会堂集会，师专师生就静悄悄不下楼，小学集会结束，师生才下去用餐。总之，小小校园，螺蛳壳里做道场，大学小学一盘棋，配合默契，互相心领神会，协调得天衣无缝。

当年我们的教室，课桌板凳都是小学生用过的旧物，黑板是水泥墙上涂黑漆那种。教室后排，还放置两张高低床，有两名同学因二楼大寝室实在容纳不下，干脆睡在教室里，白天上课，晚上就寝。由于教室本来就不大，我们全班39个人，位置紧凑，坐在最后排的我，屁股后就是同学的床。有时学校领导或教师来听课，就只能坐在床沿上。

每周体育课，如短跑长跑等，体育老师只能领着同学们到一公里外的宁波三中或海洋学校借田径场去上……

  中文801   

     中文802     

数学801

          数学802          

“大学办在小学里，小学里头读大学”， 当年教我们文艺理论和教材教法的吕萍老师诙谐地说，“我们这个学校，真是‘小大由之’啊！”

如此简陋的“大学”，如此艰苦的条件，为什么我们却甘之如饴，甚至至今仍魂牵梦萦，感恩之心日炽呢？这同当年我们经历过一场刻骨铭心的“喜—悲—又喜”的命运过山车有关，这栋陋楼奏出的，是我们的命运交响曲。

“左”，曾经刻骨铭心的痛！

1977年在邓公力主下恢复高考，全国参加考试的570万人，本科+专科共录取27万人，录取率4.8%，所以，简直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用天之骄子来赞扬上线并被录取者，一点不夸张。

尤其是该年高考录取中先被刷后又得到补录的我们，谁不感到否极泰来？本人所经历的冰火两重天，虽是个例，但具有普遍性：

那年我因为是在离家较远的代课地参加高考并上线的，填政审表时“犯了一个错”——没填父亲曾是“摘帽右派”，结果被代课地高招负责人悄悄到我家乡查到。那些年“左”习惯了，该人本来就有“左”瘾，外查回来后，却装得如若无事，见到我时反而客气得怪怪的，其实我录取生命早被他终结了，客气其实是欣赏“战利品”的特殊方式，表达着独有的快感，但我却懵里懵懂。

我不填父亲“摘帽右派”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在家乡务农时很求上进，但每次升学、参军、招工、入团，都因父亲是“摘帽右派”而被刷，连恋爱也受到挫折。因为家乡找不到出路，我才逃逸到外地代课。我知道表上填了父亲的“政治污点”，录取肯定没戏，倒不如不填，兴许还能侥幸，结果还是逃不过严密的政审。

当年的招生政审表（网络图）

据我了解，当年77级的录取工作，很多地方仍受唯成分论影响，把“地、富、反、坏、右、资”家庭的考生归入“另册”，更何况我刻意隐瞒，不予录取是必然的。说实在，我不填写父亲“历史问题”，本来也心存愧疚，觉得对党对社会不老实不忠诚，只不过当时的政治氛围，已经预感到父亲的“右派”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了，为什么仍被揪住不放呢？我实在想不通，但又无处可诉。

1978年初，高校录取工作结束了，接到通知书者欢天喜地，我代课的学校录取了两名，一名是老三届，另一名是应届生。学校专门为他们隆重地举行了篝火晚会，而这个晚上，离天之骄子只差一步又复落深渊的我，一个人憋屈着，静悄悄在办公室关着灯坐了一夜，冷，那一夜是彻骨地冷。

漫漫长夜中思绪万千，我痛苦而悲愤地决定，1978年高考虽继续，但我不想再考，因为父亲是“摘帽右派”，这是座横亘在我和大学之间不可逾越的高山，考得再好又有何用？

我的人生，路在何方？当年，如我遭遇的人，全国知有多少？

纠“左”，使我们再度乘上幸运之舟

1977恢复高考，实质上是国家全面拨乱反正的发轫，招生中有错必纠，是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必然！

十几天后，政治春雷再次响起，国家决定再招一批上线而被刷的考生，在国家财经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全国将恢复“文革”前停办的五十五所高校。

原来，各地向国家高层反映了77级招生中存在的几个“硬伤”，一是有些地方顽固地坚持“左”倾招生政策，以政审卡人，对考生不公平；二是招生数量太有限，许多优秀上线考生仍被关在大学门外，太可惜。经济建设急需人才，建议国家应加快高校发展步伐，更多更快培养大学生。

地方敢力谏，国家领导人实事求是从善如流，是当时的新气象。决策者经研究迅速作出决定：1977级由原计划招生23万增加到27万；恢复一批文革前停办的高校；复校招补同步进行，决不允许再以家庭成分卡人，真正体现公平公正。

有人说招生政审是78级开始取消的，我敢说：不，严格地说是77级补招开始的。区别在于，77级考生受政审影响的，多数只补录到大专，而78级起，考生完全不受家庭出身影响，按成绩各录其所，显得更公平。

随即，教育部于1978年4月1日公布了全国即将恢复55所高等学校，宁波师专名列其中，对77级的补招也随之开始，半个月内必须完成。

回忆那个时候，77级正式招生结束到第二阶段补救性扩招，前后相距仅一个月，效率之高，纠偏之快，如雷霆霹雳，体现了百废待兴名副其实的只争朝夕。

时任宁波市教育局长的徐峰，锐意改革。他接通知后，果断决定：“利用好政策，动员一切力量，快速筹建宁波师专，考虑到已经失去入大学机会的老三届，还有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他们一个机会，马上补录一批77级高考上线者为师专首届。”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巧妇敢为无米之炊，是当时筹建宁波师专的真实写照。校舍、师资八字尚无一撇，徐峰局长果断地决定先录取了中文、数学、英语共200名新生，并第一时间发出录取通知书，让被录取者吃下定心丸。

记得我是在四月上旬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从徐峰局长接到国家政策，到我们被录取，前后十天——这是决定我们200名幸运者命运的十天！当年毕业于东胜路师专的学生，如今多已两鬓斑白，都在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您可曾想过？当年的徐峰局长及其团队，如稍有畏难情绪而迟缓一下，我们这届人的命运就难以想象了。

据说事前曾有人好意地劝他：办学条件尚是空白，而且78届高考三个月后就要举行，太急了，建议放弃77级，改从78级招师专首届，这样准备的时间会充裕些。但徐峰说：“高考既已恢复，77级是首届，我们必须从这届招起，否则会给宁波高教留下遗憾，对现有77级考生也不公平！”

据历史记载，1977年8月中央讨论国家恢复高考时，会议中曾也有人劝过邓公，77年太急，建议从78年开始。但邓公斩钉截铁地说：“不，这样又会耽误一届人，考试招生必须在今年恢复！”

上有邓公，下有徐峰，他们的行事作风何其一致！

有人说，没有当年邓公斩钉截铁，就没有恢复高考后的77级。同理，在宁波，当年没有徐峰局长敢担当，宁波师专首届将不是77级，而只是78级了。

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喜极而泣，感到天是多么的蓝，春风是那样的和畅，人们祝贺是那么的真挚……那一刻，我因父亲的''政治问题''长期受歧视的委屈，瞬间彻底释放——尽管当时被录取的是师专，但相对于自己原是个苦寒农民，还有那前途屡屡被闷杀的伤心经历，能读师专也已经是久旱逢雨了——能抬头挺胸做人，我知足了。

接到的录取通知书，记得盖的红色圆印是浙江师范学院，原来当时宁波师专还挂着“筹”字头，没有资格发高校录取通知书，只能委托浙江师范学院代行。通知书很笼统，一是表示你已被录取，准予迁移户籍，二是具体报到时间、地点待通知。

这是一份有历史特色的录取通知，连到什么地方报到和什么时候报到，都是“待通知”——反映了徐峰局长及其一班人“无米，先炊起来再说”的工作魄力。这份录取通知书，可以看作是四十年前百废待兴中宁波如何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份历史佐证！

宁波高教事业的“垦荒牛”

四月上旬被录取，到六月上旬我们终于接到了正式入学通知，报到地点：宁波东胜路小学。

以下追述，当永志于宁波高校发展历史：

因为三官堂师专本部校舍尚无法腾空归还，已招录的77级没有校舍，于是只得到处找，最后落实在两个地方，一是废弃多年的东钱湖畔陶公山旧师范学院教学楼。此楼已破败不堪，室内常有牧牛人避风烤火，经修复后用于英语专业生活教学用房。二是宁波城郊结合部东胜路小学内一栋空着的教学楼，借来后用于中文和数学专业学生的生活和教学用房。

没有师资，就千方百计外调内挖，甚至把被流放在荒凉山村待落实政策的原城市高知人员，也求贤若渴地请过来。当时的师资由五部分构成：一是原宁波师院的老教师，二是从外省高校急调愿意来宁波工作的教师，三是宁波市内各中学德高望重学历和业务拔尖的教师，四是历次政治运运中被贬罚在穷乡僻壤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五是从各行各业物色重点大学毕业后学非所用正在''服盐车''的屈才者……

徐峰局长带着他的筹建团队，硬是垦出了一片宁波高师教育新天地：挂起了宁波师专校牌并完成了首招，创立起东胜路和陶公山两个分部。

这些千头万绪的工作，同步推进在两个月内完成。这个过程中，可以想象，徐峰局长及其团队成员不知道召开了多少协调会议，走访了多少人，跑了多少部门，向上级汇报了多少次，为抽调师资和争取经费费了多少口舌……他们为组建师专而任劳任怨，喻他们为垦荒牛，惟妙惟肖。

但徐峰局长乐做幕后英雄，成全我们后却功成身退。四十多年来，我一直遗憾着没有见到他本人，心里至今仍欠一声对他的当面谢谢，因他是我们全体东胜学子命运的贵人！（注：最大贵人当属邓公）

“游子”归学，师长胜似亲人

我们报到的这一天，东胜路师专的领导和老师群贤毕至，在这栋楼里迎接我们——他们深知这批学生经历了太多的人间不平，像迎接自己出门苦游的孩子终于归学了一样，忙前忙后，问寒问暖，亲情融融。

在宁波汽车站，远道乘车来的同学，看到出口处停着一辆中型卡车，上标“宁波师专学生接送车”。男驾驶员四十左右，面容清朗，他和善地微笑着接待走过来的新生，把行李装上车，安顿同学坐妥，然后自己钻进驾驶室，稳稳地驾驶着卡车驰向新生们早已向往的报到地。

到了校门口停妥，他下了驾驶室，放下汽车围板，关照新生注意安全，帮新生往车下拿完行李，热汗涔涔，来不及听句谢谢，又迫不及待地驾车去接下一批学生……

——几天后，我们上第一节哲学课，进来的老师似曾相识，数分钟后，终于有人认出并窃窃私语：“是驾驶员！那天的驾驶员！”

“同学们好！我叫吴才根，是那天开车接你们的……”

原来，吴才根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毕业后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电业局去当驾驶员，这一次他终于也被“挖了出来”，担任我们的政治老师。

课堂里一片惊奇加惋惜，原来相逢何必曾相识，这社会，我们受委屈，但受委屈的何止是我们。

直到我们毕业四十多年后对吴老师去世的缅怀叙事中，才了解到，原来四十多年前他开的接我们卡车，也是以私人的名义向朋友借来的，然后自告奋勇代表学校去接我们，这些，他生前自己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

吴老师的哲学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是我在东胜路读书最获益的课之一。如果说一般的文史知识，入学前我总归已经有碎片化的积累，近三年的读书，只不过对此加深拓宽并使之系统化而已，唯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入学前脑子一片空白，吴老师帮我打开了这扇知识之窗，使我领悟到哲学是聪明学，政治经济学是观察社会的显微镜。师专毕业后，我又专修了浙师大政教本科，缘由是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教我们中国通史的是钱念文老师。第一堂课，他微笑着走进教室，自我介绍说：“同学们好！我叫钱念文。”随即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

“钱，二十文”，然后又提示说，“很好记的。”

同学们瞬间领会过来，哄起一阵笑，教室空气中似乎流动着对他的敬意。钱老师讲中国通史，虽是上虞腔的普通话，但渊博的历史知识，把我们原本碎片化的历史认知，重新梳理成绚丽多彩的连贯画面。钱老师给我们讲课前，是个冲厕所的“反动学术权威''，给我们上课是刚恢复的工作，凭着这一点，回想东胜岁月时我们心潮难平。

钱念文老师

钱老后来担任过宁波师院副院长，宁波市人大副主任，退休后一直任宁波师院校长顾问，师院并入宁波大学后，一直是大学校长敬重有加的顾问。曾记得他在八十年代被评为浙江省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并出席省表彰大会，当时笔者刚好也与会，且住在与他相邻的房间，师生不期巧遇，相谈甚欢。

当年教我们汉语语法的是金湘泽老师，他瘦削清癯，语话缓慢，讲课思维缜密，有“你别急，听我缓缓道来”之感。把字结构、的字结构、介词连词副词功能，像流速和流量恰到好处的清泉，淙淙流入我们的心田。金老师讲课不看讲义，没有多余的话，如果录下音整理出来，就是一篇论文。听了他的课，我往往忍不住翻烂语法书，对他的讲课内容前后紧扣起来体味，发现语法系统被他表述得是那样的严密——我后期写文章力求语言流畅，主要得益于他的教诲。

东胜近三年，数十位老师师德师魂师范无法一一记全，这里以感恩的心，只能略述：

周承珩老师是我们生活辅导（班主任）兼古典文学老师，他待学生如父如兄，对学生衣食住行关怀备至，讲课也颇有特点，《郑伯克段于鄢》和《冯谖客孟尝君》亲情消仇和慷慨大度重仁义能纾危解困的道理，给我待人接物以睿智启迪。

金纪贤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透过玻璃杯底似的深度眼镜片，能使人觉察到他唯恐不能把知识授给学生的殷切期望。他在改学生的作业时，脸与作业本凑得很近，似在用鼻子闻，对字迹潦草的页面也从不放过，逐字逐句批批划划，往往数小时不歇。有人风趣地说：“金老师给我们的作业批的语和打的分，是用鼻子闻出来的”。

吕萍老师讲授的文艺理论中，创作必须''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情节必须出于意料之外又须在情理之中''的密匙，至今仍指导着我的写作。

桂心仪老师教古文及古汉语，透过一圈一圈深度的近视镜片，虽双目布满了白内障，但目光中射出的都是对学生治学须严谨的告诫。他惜字如金，书写工整规范，凡被他板书的，都是精妙的知识点，领会后令人叹服。

徐亚仙老师教我们外国文学，她善抓住人物的细节描写分析人物性格，活灵活现，至今，外国作品中吝啬鬼鲜活的形象，仍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囿于笔者当年仅是中文班学员，所能追叙的老师仅限于自己班，所以，在此对邻班邻科的老师们谨表歉意。

当年东胜路师专党政负责人叫王永杰，五十岁左右，平易近人，能力很强。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一楼的楼梯口，十平方左右，一桌一柜数椅，简洁俭朴。每天他最早上班，眼观四方，用心留意校内日常情况，主动关心教工学生，及时解决办学中的疑难杂症。

他毫无架子，熟悉我们后，称呼中用“阿”字加名中的某字，亲切随和，例如，叫我为“阿开”，叫郑学毅为“阿毅”，叫魏士德为“阿德”。阿字加名字，是宁波地方习惯，显得亲近随和，会一下子拋开互动人之际的生分和拘谨，使被叫的我们，与他没有了距离感。

他虽没有教学任务，但对学员的学习，十分重视——因为这一届学生是基础教育荒废十年后的首招，很多学员基础难免不实，以我为例，入学后写作错别字病句防不胜防。王书记发现后，急不可待并亲自下场，痛诉错别字的危害，并亲自提醒学员重视纠正。从此以后，我开始正视自身弱点，凡能给我提醒错别字的，我都视为老师，哪怕是我因笔误产生的——这也可算是我在东胜学到的治学密匙。

王永杰书记在我们毕业后，去宁波市委担任了纪委书记兼市委常委，退居后又担任了多年的市政协副主席。

小小的东胜路小学，有些从外地调来的老师，拖儿带女，只能住在一楼临时隔起来的陋室，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们无怨无悔，乐观向上，这何尝不是对我们的身传言教？

宁波师专东胜路分部教师合影

当年的恩师，有的已驾祥云离我们而去，有的已入耄耋之年，他们像一众群雕，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

同学情，相逢何必曾相识

1978年6月15日-17日，是我们到宁波师专东胜路分部报到的日期——请记住，这是我们命运的重要纪念日！

1977级学生，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几乎是两代人。

报到第一天，年少的看到年长的，开口就叫老师，结果双方很尴尬。

后来为防尴尬，新同学间互相先小心翼翼地问一句：“请问，您是？”

对方马上意识到该怎样回答：“我也是来读书的，叫……”

然后，双方都友善地笑了——这算是同学间开学会面的第一次互动。

学生证

这一届同学，大多来自宁波地区各县城的乡下，报到日很多人面有菜色，穿的都是褪色旧衣，能看出生活的艰辛。余姚口音、慈溪口音、象山口音、宁海口音、奉化口音，镇海口音，都交汇在这个小小的校园内，彼此陌生，却又似曾相识。我们班39个同学，有九个已为人父母，家庭负担很重，有一位林姓老三届同学，家里老母卧病在床，但他克服困难，再贫再苦也不舍得放弃这次读书机会。

林常飞同学（左）、周承珩老师（中）、笔者（右）

1977级学子，都是苦过来的人，如此逼仄的校园，大家难免磕磕碰碰，但同学间都互谅互让，风清气净。某同学病了，家住市区的同学熬来鸡汤；困难学生补助金到了，有的同学就会谦让；男同学洗不净衣服，女同学乐于举手之劳；年长同学拼音基础差，年轻的热情予以辅导，谁有急事，个人自行车就是公车……大家原本都是天涯冷落人，如今是时代幸运者，人的性本善，都本能地激发出来了。

吃“皇粮”读书的感觉真好！

人的记忆，遭上最痛苦或最幸福的事，总会记得最牢。入学头天下午，接过总务处发给我助学金换算成的饭票菜票，我激动得手发抖，因为交到我手里的是“皇粮”，农民出身的我，终于得到“皇粮”供着读书的机会了，谢谢高考！谢谢国家！这一刻的心情，难以形容。入学头两个月，我们在学校旁的香烟厂食堂搭伙，记得当年肚中无油水，消化力惊人，易饿，早上吃4副大饼油条（4只大饼+4根油条+两碗豆浆），上午第四节课时肚子就咕咕叫了，急待下课奔烟厂食堂——那时每月吃的是“皇粮”，真正体验到什么叫无忧无虑。

再还有，读书期间偶有小恙，到医院看病窗口结账，递进去一张比手掌还小贴有自己照片的公费医疗证，里面人居然眼睛只盯住卡上号码，抄下后递还我，一分钱都不用付——我拿着这张小小卡片，又激动了很长时间：体验到这就叫大学生，这就叫天之骄子，这就叫国家户口，这就叫享受公费医疗。录取前看病，收费窗口收银员盯着我往口袋里掏钱，因为我是农民，录取后，收银员只盯着卡片抄个号码就行了，因为我不是农民了，而是“皇粮”供养的天之骄子，这就是录取与不被录取的冰火两重天。

——这样的情绪体验，也许只有经历过苦寒和绝望后，命运得到逆袭的人才会有。

莫嫌东胜大学小，飞出许多金凤凰

十年高考荒芜，一朝开卷取士，艰苦而紧张的学习是必须的。宁波师专东胜分部没有全国知名的名师，没有气派的教学楼，没有像样的图书馆……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人肯不肯读书。东胜路读书生活，只能用热火朝天，你追我赶来总结。头年入学已经是六月中旬，学校决定利用暑期补上耽误的时间。炎热的高温天，同学们摇着蒲扇，教室里灯火通明，人人手里捧着书和讲义，有的默默思考，有的笔耕不息，有的轻轻讨论。闷热难耐大汗淋漓时，有人端起脸盆，在水龙头旁酣畅地用水灌一通顶，再静悄悄回来捧起书……大家如饥似渴，经历过录取中被刷下的痛苦，自然更能体验到被录取后的愉悦，大家知恩图报，奋发学习。

我老家离东胜路读书处约四十里。当时我已成家，妻子正在代课，入学第一年我儿子出生，必须边读书边顾家，所以每周六骑着自行车回家，周一清晨再骑车返校。每周往返的路上，我边骑车边背古文，《琵琶行》等很多长篇古诗词，都是在自行车上背熟的。

平时考试，80分以下的同学，觉得惭愧。有一次现代文学考试我因漏了道题目，才得了72分，羞愧得无地自容，好在接着古汉语考试得了92分，心理才稍微平衡——当年我们读书，对待考试决不会60分万岁，须知，考60分和考90分，知识覆盖面、熟练度及举一反三能力，是大不一样的。

当年的班干部，学生会，行事民主，大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小小东胜路校院内，由学生会发起，体育老师组织，常开展早跑、班际拔河赛、排球赛、广播操赛、篮球赛、羽毛球表演赛。比赛中，班主任（生活辅导员）当啦啦队长兼教练，都搞得像模像样，不亦乐乎。

学生会干部（前排右二为王永杰书记）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涯。也许当年我们小学里读大学的环境会令现在的大学生齿寒三天，但我们却幸福感满满，学习效率是后来人没有理由看不起的。不信，请看看我们毕业后的情况吧：

我班39人中，当年有三人以本科生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都上了线，继续深造后在大学任教，有的已成某领域学术权威或国家专家库人才。当年我们绝大多数人报效社会心切，毕业后一头扎进工作中，不知考研为何物，我是在市里参加教研会议住招待所时，看到几个年轻人抱着一大摞书在复习，才知道有考研这档子事的，但我根本没有兴趣，只关注自己所带班级的成绩。我想当年我班要是多些同学去考研，也许上线的不至于只有这三个。

再以东胜路159名同学为例，成才率奇高，有的成了教授，有的成了地方志研究员；在中学摸爬滚打的，大多已是高级教师，且有不少人担任过教务主任、校长、教育局长，有的还被提抜到政府部门担任干部，其中最高的已是副国级……

这真是，莫嫌东胜大学小，飞出很多金凤凰！

     2007年同学会部分师生合影

附后记：1978级起，宁波师专正式启用了三官堂校区，并在1984年升级为师院，又于1996年并入宁波大学。由此，四十年前的东胜学子，溯源也应归入宁波大学，在此谨祝宁大前程似锦，年年更上一层楼！

《东胜记忆》文集征稿启事 

欢迎东胜老师和同学来稿，内容包括：1977高考经历、东胜路学习生涯回顾及对老师的追忆缅怀、毕业后工作中的甜酸苦辣及同学聚会活动等。文章体裁不限，并附作者班级及联系方式。来稿编发后在都市头条发表，同时收录于《东胜记忆》文集供全体师生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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