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然降临的家庭苦难

我1950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自学成才的农村知识分子，热爱教书，于建国初期经热心人推荐成为小学正式教师，但我们一家其余五人仍是农村户口。母亲在家劳作，相夫教子。我是长子，下有二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当年区区35元工资，须养活一家六口，生活十分艰难。

但1957年年底起，艰难变成了苦难。

记得我正读小学二年级，父亲因对教育局长生活作风提了些意见被划为''右派''，批斗后第一时间就被押送到远离家乡的深山某农场（现在才知道叫福泉山）去''改造思想''。父亲托人捎口信给母亲，要求送些生活用品过去。

记得叔叔连夜为母亲打了几双草鞋，说去那个农场须翻山越岭，只能边走边问寻过去。母亲连夜落寞地为父亲准备着所嘱咐的东西，那时人小，我们兄妹四个，唯有我稍微能感受到大人们的伤心，其他弟妹，尚不懂事。

数天后，母亲回来了，草鞋已穿烂，哭过，眼睛红肿着，但对我们四个子女，仍守口如瓶，默默地做着她以前该做的，有时她坐在门口，久久遥望着远方隐约能见的群山，那云雾绕萦处，正是父亲被人监督着劳动的地方——这是我后来才体察到的母亲心思。

父亲工资一度时间被减到18元，家里有四个孩子，且两个已经上学。母亲到处收集邻居们丢弃的满堂红（一种似苋菜的植物），拿回家把杆洗净后切成段，腌制成长年食用的''下饭''（宁波人对小菜的通称），家里几分自留地，种着萝卜青菜红薯马苓薯，能抵我们半年粮。

野刺苋和马齿苋

路边的刺苋、马齿苋是我们桌上的常见食物。

母亲自己上山打柴，八岁的我每次跟着去，帮她打打下手。

善良的邻居们，暗中能帮的，尽量帮我们。但也有某些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地议论，见到我们，突然装得若无其事起来，但看我们时神情总是怪怪的。

某一天，上面来了人，到生产队宣布说，罗修心（我父亲）是''右派分子''，家属也必须在当地接受监督劳动。从那以后，母亲在生产队开始被变相地监督起来了，队长派活，最没人愿干的，就派给我母亲。

那个时候，猛刮大跃进风，记得寒风怒号滴水成冰的冬天，早上天未亮水库工地出工号就响起来了，母亲必须按时去挑土，于是只能把睡得正香的我们，一个个从被窝里拖起来，强行穿好衣服后又塞回被窝里，因为她怕天亮后我们自己不会穿衣，这么冷的天，大人没在，肯定会受凉。可怜我们兄妹四人只能被穿好衣服继续睡，有时睡不了，互相看着哭。哭着哭着，天就亮了，胡乱吃点东西，该上学的上学，该上托的上托（大跃进时期很简陋的孩子托管班）。

1959年最炎热的夏天，母亲每天朝出晚归，9岁的我每天都在家里须照管弟妹。当时最小的妹妹两岁不到，母亲一天只能喂她两顿奶（早上出门时和晚上收工后）。妹妹饿了，就哭，尤其是到了傍晚，我抱着她，在门口等母亲归。妹妹老远就看到母亲来了，马上破涕为笑，张开小手扑到母亲怀里，吃饱了奶后睡去。由于当时是夏收夏种，有时农活干到晚上七八点钟，生产队才收工。夏夜，我抱着妹妹在门口等啊等，总等不来母亲，妹妹哭累了，倚着我睡，睡了不久饿醒了又哭。夏天的傍晚，满树蝉鸣，与妹妹哭声交织在一起，经久不息。有时等到满天星光，有时等到月亮如镜，成群蚊子肆虐叮咬中，萤火虫飞来了，绕着我和凄厉哭泣着的妹妹飞舞，妹妹就会停止哭，好奇地望着萤火虫，泪水在脸上汩汩地流……对妹妹的哭声，左邻右舍也习以为常了，而我，只有等疲惫不堪的母亲出现，才能如释重负。

某一天开始，小妹渐有体温，那时没有体温计，只凭手按额头找感觉，妹妹哭声一天比一天无力，但大家无暇顾及。母亲收工回家也只匆忙做些该做的，就休息了，因为明天还得早起出工。其实，妹妹的病在一天天加重，直到某一天，昏迷抽搐了，才引起大家注意，于是马上招来田间劳作的母亲。当时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母亲赤着脚，衣服沾满着泥浆，抱着妹妹直奔五里外的邬隘卫生所，再由卫生所奔向十里外的大碶卫生院。卫生院建议马上送宁波大医院。可怜赤着脚的母亲，把妹妹抱到宁波后，院方诊断，妹妹得的是乙型脑炎，已无法救治。由于乙型脑炎属传染病，院方不允许带回尸体，不知母亲这个晚上是怎么过的，第二天，她是哭泣着回来的。在路上，好心人见母亲赤着脚，送给她一双旧鞋……

可怜我这个妹妹，由母亲赤着脚抱着出门，至今仍没有回家。每每我回忆这一幕，心里总是涌起一阵阵痛苦，仿佛妹妹的魂，还在遥远的地方游荡，至今仍找不着回家的路……

这一切，都发生在父亲被隔离在遥远的福泉山农场思想改造时期。

我的小学读书生涯

在学校，我面临了厄运。父亲未出事时，我品学兼优，担任班主席（那时班长称为班主席），但自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我的职务被校长和班主任捋掉了——老子是''右派''，儿子学习再好，也必须成为白丁，否则就政治不正确。

小伙伴们为了政治正确，欺负我成了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校内校外，''批斗''后抓一把蚂蚁或几条毛毛虫放入我衣领内，是他们的保留节目，我只能默默忍受，不敢向母亲讲。

山蚁和毛毛虫

于是，在老师歧视和同学欺负中，逃学成了我躲避现实的最好方式。跟着班内学渣，每天上午第三节课，从教室后偷偷溜出，潜入学校后面山中，寻野果，捉迷藏，苟且着我的学龄童年。一段时间后，学习成绩开始大滑坡，教师懒得过问，因为我是''右派儿子''。某老师在动员某不想上学的学生时，对该学生家长说：“你家孩子不应辍学，如果是某某（指我）不去读书，他才不想来动员呢。”

成绩越来越烂下去了，当时正值饥荒，大家每天处于半饥状态，人人面有菜色，有些人还浮肿着，我亲眼看见老师在上午最后一节课时，饿得站不稳，靠着黑板喘息着吐黄水，捱时间等着下课的铃声。

我们随时逃课入山。山，给了我们抵抗饥饿的馈赠，黑饭（一种甜甜的黑色野果）、野栗、糖瓶（一种带刺的又甜又酸的野果）、毛栗，茅针（茅草刚长出来的嫩茎），还有鲁迅先生所说的覆盆子。什么季节吃什么，找到什么吃什么，这种''享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野山果

那时候吃公共食堂，母亲把一个月饭票提早交给了我，因为她在田间劳作管不了我，于是我经不住饥饿，就常常提早把饭票吃没了，月底只能吃野果。

有时实在饿了，山上野果青黄不接，于是小伙伴们钻到生产队的地里，茭白、大头菜、嫩豆荚，吃起来虽满口生味，但生涩中有淡淡的甜味，只要能咽下去了就能饱。

有时候实在找不到能吃的东西，就在生产队肥料仓库后挖个洞，钻进去偷油渣饼。

油渣饼

油渣饼原本是油菜籽或棉籽榨出油后的渣，用来肥田或喂牛的的，想不到被我们当成解饿的“佳肴”了。偷出来后放在衣袋里，模仿着解放军斜背着干粮袋，边走边啃，引起其他小伙伴们咽口水，送他们一点，他们感激得几乎涕零。油渣饼的火气很大，吃了拉不出大便，有人嗷嗷叫着用手抠……

这样捱过了几年，小学升初中前夕，父亲熬到摘帽后回来了，他自然要检查我的学业，一测查，勃然大怒，我在被暴打中挣脱逃走，钻进快成熟的高粱地躲起来。

盛夏的高梁地

当时是伏天正午，气温近四十度，高粱地密不透风，又闷又热，我感到头眩气闷，实在受不了，几小时后只能出来''投降''，想不到刚到家，头晕目眩，肚子像刀割似的疼，躺在地上打滚。奶奶见了，说我躲在高粱地中了暑，发了要命的绞肠痧，于是父亲一下子恢复了父爱，赶紧请人来给我祛痧。祛痧是用手指狠狠夹住身上筋络用力掐，发出''咯咯''的响声，疼得我杀猪似的嚎叫——这一次，我终于尝到了荒废学业的滋味。

父亲总归是父亲，好在距升初中考还有一学年，他就给我补课——因为那时小升初必须经过考试选拔，录取率只有30%左右——父亲的突击补课和我不再逃学，终于使升学考分勉强上了录取线，升入初中。

我读过的初中门楣——现在的邬隘中学

升入初中后，学费3元，书费1.5元，家与校相距约三公里，每天走读，中饭自带，由学校统一加温。由于小学时知识基础出了问题，所以我初中学业处于下游，学习积极性很低落。

初中读了一学期，寒假结束后，由于家里实在困难，开学报到须缴纳的4.5元书学费，父母亲无法筹齐，于是，我趁机说：''我不想读书了！'' 父母愕然，继而面露痛苦状，但良久无语，算是无奈地默许了。

我辍学了，反倒爱读书了

自此，我十四岁，就辍学了。先是上山砍柴，供自家厨房的柴火（那时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我第一次上山，不习惯穿草鞋，干脆光着脚，上山后用不惯柴刀，干脆用手拗，弄得满脚满手是血口子。我不会捆柴，老是散把，但小伙伴们帮着我，好歹也与他们一起担着柴下山，殊不知，这些全是小伙伴们帮着才凑合的，与他们相处，我感到了人性的温暖。慢慢地，我学会了打柴，几个月后，也能担着柴担，像模像样地迈着很有节奏感的担步颤悠悠下山，成了一名少年樵夫。

少年樵夫

除了每天上午砍柴，下午我还上山开荒，种豌豆番薯马苓薯，助家里渡过难关。

14岁起，我跟堂叔学过木匠，但因当年民生凋敝，手艺人生存很难，堂叔也失业了，的的学徒生涯只持续了两个月。再接下去，家里的自留地种了甘蔗，于是15岁的我整天挑着甘蔗担，走村穿巷地卖甘蔗，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赶。那时候的甘蔗论段卖，切成尺许一段，每段三分或五分。

16岁起，我落实到生产队，成了在册劳动力，开始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挣工分。一开始才3分一天，干的都是轻活。

我对文科知识喜爱，也起步于那时，起启蒙作用的是路边的小人书（连环画）摊。那时候只要出一分钱，就能看两本书。这些小人书图文并茂，每每读着画面下方（或侧方）的文句，结合页面上的图，在脑海中就会支撑起各种灵动着的形象，栩栩如生。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每每使我如痴如醉，沉浸其中。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有时数人合看一本，翻看时脑袋凑在一起，全神贯注。因为花钱看，所以看得尤其认真仔细，领会特别快，且过目不忘。我最初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了解，都是先从这些小人书开始的。虽然每本书所获得的，仅仅是片段，但积累多了，就能把碎片化的内容按顺序连接起来，就形成了系统——我想，非常岁月的我们这一代人，谁都从小人书中汲取过文学养料，所以，我们不应忘记它们。

连环画

随着阅读面的开阔，我的记忆力也得到了锻炼。记得1966年初，全民动员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大队里（当时不称村）某干部知道了我擅长记背，象识宝似的找上门，请求开大会时去背一背。当年我才16岁，大队干部自然是大官，不敢推托，只得应承下来。于是他给了我一套''老三篇''合订本，让我白天在劳动中揣在口袋里，时不时拿出书，一节一节地背，居然一天时间就全背下来了。当晚的大会上，我被''请''上台，第一次面对数百农民，紧张得两腿发抖，但三篇文章共4700多字，竟然都侃侃背出了（漏了一句）——随着掌声，我在大队里也一度成了''名人''。

老三篇

随着年龄增大，阅读面也渐渐扩大，阅读开始转移到整部专著，读《西游记》，我当然崇拜孙悟空；读《三国演义》，我最崇拜刘备、关羽和诸葛亮。这仨人的仁、义、智，可以说深深地感化着我，平常也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对《水浒传》众英雄，我除了欣赏，没有崇拜对象，只对林冲特别同情。京剧《野猪林》中风雪肆虐的夜里，他被迫在山神庙避风雪的一段唱词，特别引我共鸣：

''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讲什么雄心欲把星河挽，空怀雪刃未除奸。叹英雄生死离别遭危难，满怀激愤问苍天！问苍天，万里关山何日返？问苍天，缺月儿何时再团圆？问苍天，何日里重挥三尺剑？诛尽奸贼庙堂宽，壮怀得舒展，贼头祭龙泉。却为何天颜遍堆愁和怨……天啊，天！莫非你也怕权奸，有口难言？''

林冲

我很敬佩编剧能写出如此好的唱词，也许此情此景此旋律，我父亲当年在深山农场''思想改造''时也有过，相信历朝历代所有因忠言获罪者都有过。

我有一个远在上海的姑姑，她犹如我的第二母亲，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不仅帮衬着我们，她和姑父近乎文盲，却鼓励着我辍学莫忘读书，托人在上海的新华书店为我挑选了一批鲁迅先生著作邮给我。这是姑姑和姑父帮我人生转折的知识蓄力，同时，我也从鲁迅先生的杂文和小说中，吮吸到了做人的骨气。

艰苦劳动是鼓励我读书的催化剂。每当我劳累了一天，读书是排解疲劳的灵药，与书对话，使我倍感兴奋，充满力量和希望。我隐约感到，书读多了，一切问题就想得开，于是，我除了劳动，就是阅读。由于当时能借到的书十分有限，但只要能到手的书就读，白天劳动的短暂休息时间，众人坐在树荫下乘凉聊天，我却一个人寻个僻静处用心看书；晚上，坐在蚊帐中手不释卷，帐外一灯如豆，不读几个小时书也无法入睡。当年生产队派我们去宁波或舟山赶早市卖农副产品，市场开市前的路灯下，我都会取出书孜孜不倦地看起来。

当时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对作者很崇拜，当得知其学历不高，是实践中练出来的作家后，我也突发创作冲动。

但一动笔，马上发现自己由于长期光读不写，文字功底捉襟见肘，于是下决心对自己进行文字语言恶补。首先是背字典，硬拼了数月，词典翻黑了，散页了，词汇倒是积累了不少，但写作中为用而用，感到太做作。我又发现成语在语言表达中有言简意赅的作用，于是拼命背成语，几个月下来，成语词典几乎被翻烂，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语言表达感到应心得手多了。

阅读、思考、积累文字语言、恶补写作理论（当时的三突出原则），使我写作冲动越发强烈，开始连续不断地投稿。

每一次投出稿件后，憧憬着邮递员路过门口时会停下来高叫''罗维开，编辑部有信''，但所有稿件都如石沉大海。倒是自写自演的相声，在县里公演，并向全县广播，公演后也参加了数次县文化馆召开的农民创作会议——这着实使我兴奋，且成了进一步阅读写作的动力。

当年县文化馆群艺部的李蔚波老师，对我十分关心，在他的提携指导下，我写作的悟性得到飞跃，他是我命运中的贵人之一。

作者怀念李老师的文章

阅读，写作，投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几年来，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悟性不知不觉中得到螺旋式积累提高。后来我想，要没有这两年读写结合的屡败屡战，我后来是考不上大学的。

走异乡，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

我就这样开始在农村磨炼。务农第一年，我因带伤劳动疲劳过度，曾感染过钩端螺旋体病，父母忙于双抢无暇顾及我，一个人躺在家里，体温近四十度数天数夜，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后来同村有与我类似病况者暴殁，医生经化验才发现是钩端病，父母从田间跑回家急送我求医，经化验，我得的也是钩端病——是年本地区钩端病大暴发，我属首发者之一。——我再次感恩及时送我就医的父母和救治我的袁殿等邬隘卫生所的医生，因为当年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天的院。

十年务农，所有的农活，已全套学会，什么耙田、耕田、撑船、捻河泥，都是一把好手，挑两百斤担子一二里地不歇担，有一次甚至从高山上挑下三百多斤的柴担，社员一致同意我的劳动力级别为十级。老农们常竖着大拇指夸我''文武双全''——这是朴素的农民对我最高褒奖，我将珍藏一辈子。

作者在高考前已是个成熟的农民

随着年龄增大，参加社交活动也多了起来，首先是农村宣传队，再就是团支部活动和民兵训练。因为当时与前苏联关系很紧张，备战备荒和文革是社会的主旋律。我的父亲是''摘帽右派''，造反派自然不会来争取我，但宣传队和团支部的活动，需要我这种会写会说的文化青年。我工作很投入，入团申请书也写了多次，但每次团支书宣布新团员时，没有我。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的原因，所以尴尬地一笑了之，该做的工作继续做——因为我信奉当年的''唯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说辞。

我向往参军，但每年报名第一，每年政审不合格。

终于在一次民兵培训中，公社人武部长发现了我的能力。因为民兵队列操练和单兵动作的考核，需要先背出文字理论，家庭成分好的贫下中农子弟无一能胜任，唯有我能对训练科目倒背如流，表述清晰，动作规范，于是武装部长和民兵连长对我刮目相看，推荐我担任了民兵连副连长，负责民兵操练和青年的娱乐活动。

民兵训练

村里有几个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擅长打篮球。于是，我带领青年们建起了简陋的灯光篮球场，组织起了全县第一个农民篮球队，使知识青年带来的城市文明，得以发扬光大。一时间全村青年掀起了篮球热，我们的篮球队在当时名噪一时，公社专门来召开现场会，方圆数十里的各类球队，包括附近的驻军，都来参加比赛。报刊也作了报道，作为青年中的核心，我的威望越来越高。

我终于被批准入团了，但入党申请一直被束之高阁，每年的招工、提干、参军，我都因父亲问题，被置之圈外。有一年好不容易被推荐为工农兵招生对象，但材料到了公社，却又被''经研究后''剔除了。

这种''研究''，其实是''政审''中对''家庭成分及家庭成员政治面貌''的筛选。我之所以通不过，主要是父亲历史问题，这栏窄窄的表格，必须写入''摘帽右派''，它像一座大山，挡住了我走向理想世界的路。后来我越来越清楚，不管我有多努力，这些努力都像是鲁迅先生笔下祥林嫂为庙捐门槛一样，对争取权利毫无作用。

苦涩中，我只能用''李广自古难封''来自嘲自慰。

飞将军李广

我在村里有过一次恋爱，但对方家庭嫌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坚决不同意女儿和我交往，胁迫女儿相亲……当我知道女方后来竟也同意瞒着我去相亲时，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傲然与她分了手……

转眼到了二十六岁，同村无论长相能力都不如我的青年，都一个个结婚了，唯有我，相亲时看得上我的，我看不上，我看得上的，但对方只要了解到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大多摇摇头离去。父母为此事焦虑得茶饭不思。

更使人伤心的，当年村里回来了一名与我年龄相仿的复退军人，自认为自己是党员，接任民兵连长后不做实事（也无能力做），官话连篇，竟然指责我几年的工作都是“阶级路线”出了问题，言下之意是质疑我的家庭出身不配担任民兵连副连长……

面对现实，我感到家乡已没有我的出路，于是决定学一学鲁迅先生，''走异乡，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生''。

1975年底，我决计远离家乡这个伤心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农村伙伴们，去三十里外一所中学代课。

介绍我去代课的先后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早年教育界的好友顾尧洲老师，另一个就是曾经提携过我的公社武装部长，叫沈天高。那一年，他刚好从我老家公社调回自己老家，仍任公社武装部长。他理解我因父亲的政治问题影响前途的苦闷，介绍我到他所在的公社中学代课。上述两位，也是我命运中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1977年参加高考的机会和条件。

1977一声惊雷：我的逆袭路

也许，树挪死，人挪活，从此，我的命运开始发生改变。首先，我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她当时也是代课教师。

1977年，停招十年的高校终于如惊雷响起，开始恢复考试招生。我预感到知识的春天到了，尽管我的学历是才读过一学期初中，但我深信凭我近几年的自学，已补上了初中或高中的部分课程，所以也勇敢地报了考。

由于当年报考人太多，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预选考，十月份进行，我们浙江的作文的题目是《十月》。我的文学悟性使我写此文应心得手，三个历史性十月，被我综合起来，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二是去年（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全国开始出现拨乱反正的前奏，三是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初选考试正好选在十月。扣住这三个十月的伟大社会意义，我发挥自如，抒情散文一气呵成。

1977高考

初选过关，十二月份进行正式考试。我清楚地记得，语文试卷上的古文是《齐人攫金》，我按要求翻译并注释后，在该文言文的中心思想栏干脆利落地写上：''见利忘义，利令智昏''。

该年作文考题是《路》，我以当代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立意（时代烙印），洋洋洒洒，思如泉涌。

这场考试，除数学外，其他科目我都考得不错，半月后放榜，经内部查询名列全县文科第十四名。

接下来就是政审。我又犯难了，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使我一次次失去了入党、招工、提干、参军和升学的机会，以致对于政审，已心有余悸。当年的政审表，赫然又是''家庭成分''、''本人成分''、''家庭成员政治面貌''。这无疑又是三座大山横亘在我的面前。

当年的政审表

我咬咬牙，决定在政审表上不填写父亲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当年父亲是因言获罪，我本来就不服，如果如实填写了，录取是毫无希望的，不填，有可能侥幸过关——我决定冒一次险。

交上政审表后，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结果。

过了几天，老家有人告诉我，前几天来过几个人，说是来核实你的政审表，带队的人腿有点跛。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个跛脚的人，正是代课地的公社教办主任招生负责人王某徳——怪不得他碰到我时笑得很诡异，在近期的一次全公社教师大会上说：''某些人，填政审表，是共产党员的填得明明白白，是国民党员的却遮遮掩掩……'' 原来，他话中有话。

于是我对被录取的期望降到了冰点。果不其然，别人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了，而我一直杳然。当时参加1978高考的学子，已进入如火如荼的复习，而我心灰意冷，因为是政审不合格，考得再好有什么用，我不想再痛苦。

我心已死。忽有一日，曾去我家乡''政审''过我的教办主任告诉我一个消息，国家打算补招一批落选考生，你可以去试一试。他说他的任务是必须转告到我，去不去由我自己——潜台词是他仅是完成转达任务，你去了也是白去。

在好心人的鼓动下，我抱着试试的心情，到县高招办领取了一张报名表，以无所谓的心态，填写好后交了上去——但我的心，仍旧是死的。

半月后，又是这个教办主任，跛着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老远就喊：''罗老师，罗老师，你被录取了！恭喜你！请你到高招办去领录取通知书！''

——语气客气得使人意外。

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因为从我记事起，因父亲的政治问题，好事从来没有光顾过我，所以愣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半天说不出话……当反应过来时，旁人都已经祝贺了好几遍了。

真是冰火两重天。两个月前，去老家''政审''对我录取''判死刑''的是眼前这个人，现在我被录取了，报信的也是他——命运真会开玩笑！

事后才知道，本次招生由于左的惯性，录取中僵化的''政审''影响了一大批应该被录取的考生，尤其是家庭有''地、富、反、坏、右、资''符号的，更何况我又刻意隐瞒了家庭成分。这一现象已被国家高层领导严厉批评，同时发现因招生人数受限制，很多有培养前途的优秀考生没被录取，教育部感到可惜，决定以扩招的方式进行补救。

于是，当年全国高校招生由原计划的23万，增至27万。

命运，你盼转折，它却把你死死摁在厄运中，但真正转折的机会来了，有人想拦也拦不住，1977年起，多少人命运得到逆转，我家也是如此：

我被高校补招并入学了，从此成了万人羡慕的天之骄子，挺起胸抬起了头……

父亲的右派错划问题得到改正，恢复户口和公职后去中学任教了……

我代课的妻子不久后也考入师范，从此走上了正式教育岗位……

毕业后，我报效国家心切，工作競競业业，历任过中学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教师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在教育工作中摸爬滚打三十多年，也曾被评为浙江省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出席过省表彰大会。

浙江省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证书

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已被风驰电掣的时代列车，甩到了遥远的过去，作为当年命运经历过冰火两重天的我，虽已垂垂老矣，但对1977年恢复高考和党实事求是还我公平的感恩之心，却是永恒的：

感恩我一家最大的命运贵人邓公！感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