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农民都是这样“炼”出来的
我同情和敬重农民，因为我吃过农民最深最全的苦，他们的酷暑、寒冷、饥饿、疲惫，我都经历过。本文回忆的，仅是我记忆深处几个碎片。
我在“死”的边缘上被拉了回来
我15岁就正式务农了，直到1977年上大学，十年间完成了由每天只挣3个工分的孩子，到被评为10个工分的壮劳力蜕变。
务农第一年的''双抢''，每天高强度劳动十几小时，早出晚归，人极度疲劳，甚至连走路都会打瞌睡。那时乡下的路坑坑洼洼，路面上有很多突起的石头。农民习惯于赤脚走路，我因为走得急，踢到石头上，大脚趾甲裂开，成了兰花豆状，鲜血直流，痛得呲牙咧嘴。我咬着牙，悄悄用布包一下，硬着头布继续下水田，光着脚泡在烂泥中，酷暑下坚持劳动（那时没有农田靴）。
一周后浑身乏力，渐感有体温，且一天比一天高。实在吃不消，父母就让我在家休息，但他们每天仍须早出晚归，没时间照顾我。我数天吃不下饭，一直躺在床上迷糊着，烧得难以言状地难受（估计体温在四十度以上），我相信我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曾昏厥过几次。
一日，父母突然从田间几乎是跑着回来了，忙把我送医院——原来同村某个人也与我一样，发高烧在家休息，突然暴亡。医生检查后，发现是在水田间里出现了一种叫钩端螺旋体的病毒，已经大规模弥散在田水中，通过人的伤口侵入人体。处于极度疲劳的人，免疫力下降，易受感染，于是就会发高烧，若不及时救治，就有生命危险。
我入院后经过检查，也是此病菌在身上作祟，于是住了十几天院，高烧才慢慢退了下来。那一年，若不是父母警觉后把我及时送医，我恐怕也难逃此劫——再次感恩父母和医生。
弯着腰割稻和插秧的滋味
我刚落生产队时年龄小，劳动先与妇女为伍。南方水稻区，农忙季节，妇女是割稻和插秧的主力军，每天须弯着腰干活十几个小时。这种弯腰特别累，几乎是翘起屁股头冲地，插秧时往后退，割稻时向前行，腰和屁股协同发力，扭来扭去。
插秧时，手捏着秧，须插入泥里，腰弯得比割稻更低，血往脸上冲，眼球要掉出来的感觉。割稻时手握镰刀（南方农民称沙尖），双手用力，须腰力十足。这两种弯腰劳作，一天下来，很多人脸都肿了，感到头重脚轻，路也走不稳。
记得当年''双抢''时，有个即将分娩的孕妇，腆着大肚，仍坚持在田间割稻插秧，说坚持劳动生小孩时会更顺利，当然，话是这样说，其实心疼的是工分，因为''双抢''时工分是双倍的。当时她在田间弯腰时半蹲半弯的痛苦状，如今犹历历在目——就在当夜，这个孕妇生产了，的确很快就生下了孩子。
当年高强度地弯着腰割稻插秧，我往往在傍晚收工时，又饿又累，连腰都直不起来——慢慢直起来后，先要找个干燥点的田埂，仰天躺下，把背和腰搁在隆起的土堆上，''矫正''一会，才又慢慢起来，蹒跚着回家——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现在，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出现，割稻插秧大都被收割机和插秧机取代，所以已经没有人能体验到当年农民弯着腰割稻插秧之累了——农业机械化真好！
最重的体力活是苦撑着挑担
男人要成为合格农民，体力是硬杠子，其中挑担是公认标准。十八岁起，我加入了重体力劳动队伍，开始向十级劳力冲刺——农民不被评为十级劳力，会被人看不起。
我们家乡的箩筐，大小一般以一平箩干谷约一百斤为标准，一担干谷就两百斤上下（刚打下的湿谷更重）。作为十级劳力，谷担上肩，一里地不歇担（不把担子放在地上体息），二三里地很少歇担，挑担行进中采取右肩换左肩，挑了一会左肩再换右肩，这叫换肩（让左右肩轮换着挑）。换肩时谷担不落地，只在肩上颠一下，双手扶住扁担，横过后颈就完成了。久而久之，挑着重担换肩，就成了农民的技巧，挑两百斤担子能否熟练换肩而不用歇担，成了老农还是新农的评判标准之一。
当时评工分采用自报公议的方式，称为评''大寨分''。为了过''公议''关，青年农民必须在挑担上过全队社员的目测关：担两百斤担子颤悠悠换肩不歇担，是十级劳力的基本劳动技能。所以，每当有担要挑，青年社员就暗中较劲，常自然而然地''打擂台''。有一次生产队上山砍柴，重量一律过秤（凭重量记工分）。那次，从数公里外的高山上，咬着牙挑下315斤重的柴担，赢得全队社员的佩服，成了“擂主”。
这个记忆既痛苦，又自豪。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样在山坡上挑起这担柴的，也不知道是怎样挑着它一步一步移下山的。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知道自我鼓励：支撑住！支撑住！我感到肩上泰山压顶，双脚不住地颤抖，当时如旁人看我，一定是咬着牙，环眼圆睁，颈两侧青筋暴绽，一副很可怕的样子，但我觉得洪荒之力已经附体，一步步慢慢向山下移，移……
陡峭的山坡，被我一步步地征服了，挑到山脚下，几个老农都为我喝起彩来，竖起大拇指说：''文武双全！文武双全！''
因为我平时酷爱看书，常手不释卷，生产队的黑板报也是我出的，他们对我很欣赏，认为我是''文人''，现在，又看到了我居然能挑这么重的担，佩服得了不得——在他们纯朴的心中，岳飞家喻户晓的''文武双全''之人，今天他们居然用这四个字来褒奖我，我得到极大激励，顿感力量倍增。
我的口碑树起来了，不久后，我的工分被评为了10分——当然，评10分不仅仅靠挑担，平时的其它农活，如耕田、耙田、捻河泥等，都能独当一面，不能含糊，从15岁到21岁，我手心和脚底的茧，一年比一年厚。
事情已过了五十多年，当年老农对我''文武双全''的赞赏语，我一直当成最自豪的奖杯，珍藏在心里。
农民苦，一半苦于蚂蝗
农民之苦，豪不夸张地说，有一半是苦于蚂蝗。农民没有一个不怕蚂蝗的，因为都吃足了被它吸血的苦头，说不怕，那是无奈的同义语，因为农民只能在长年累月中默默地忍受。
双季稻区的农民，一年中至少有半年在水田里干活，干活时稍不留意，脚踝上就满是蚂蝗，像挂着一串脚链，使人毛骨悚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水田里蚂蝗尤其多（当时农药少，蚂蝗繁殖快）。它们叮起人来防不胜防，稍有水响，就悄悄游过来，叮在你的脚上，静静地吸血。吸饱了，身子鼓得像紫色的小茄子，或挂在你的腿上，或自动松口脱落。脱落后，被叮过的伤口，还得继续汩汩地流血……
我头一年下水田干活，抓蚂蝗的方法不对，用指甲掐住后猛地一甩，因蚂蝗还没有松口，连自己皮肤也一起被拉掉，于是脚上破口就越来越多，引起溃烂。溃烂的破口，越发成为蚂蝗爱叮的地方，有时，一个破口上，大大小小会有好几条蚂蝗钻进去叮着，又痛又痒。有经验的农民告诉我，抓蚂蝗不应该掐住后马上猛甩，而是要等到它松口后，才能甩，这样，你的皮肤就不会有破口了。
最令我心有余悸的是，有一次蚂蝗居然伴着我上了床，成了我睡觉中的不速之客。
那是在“双抢”季节，有一次凌晨两点去拔早秧，我睡眼惺忪，似睡非睡蹲在秧田里拔秧。一会儿雷鸣电闪，大雨如注，所有人浑身湿透。因雨实在太大，生产队长叫大家暂回家歇一歇再说。因连续几天体力透支和睡眠严重不足，我匆匆回家后一头倒在床上很快就睡去了。
清早被出工的哨声唤醒，起来后发现床席上粘乎乎到处都是血，我吓了一跳，再仔细看，有条蚂蝗在席上慢慢蠕动，原来下大雨拔秧时，一条狡猾的大蚂蝗竟然顺着湿透了的衣服，悄悄爬上我的背叮住，与我一起回家上了床，我睡我的觉，它吸它的血。它吸饱了血后，被我一个转身压在了身子下，吸进去的血又全部被挤压出来了，再加上我背上继续流的血，于是，床上就血糊糊一片。
从此，蚂蝗成了我务农期间最惧怕的对象之一。
以上我所忆我的务农之苦，仅是冰山一角，相对于其他农民来说，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乡村中任何一个成熟的农民，都是这样“炼”出来的。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