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我们村里的知识青年

几年前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其中处理知识青年问题时，邓公在百般为难中，终于心疼而果断地说：''让娃娃们都回来了吧''。

我鼻子一酸，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从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到邓公主张让他们回来，前后十几年，数千万人的命运，从此得以逆转或改善，我的眼泪，曾数次为之婆娑——当年曾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宁波知青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决计把他们写出来，意在留一份当年插队于南方农村知识青年的实况标本。

知识青年来了

“咚咚锵，咚咚锵……”

1964年，宁波镇海邬隘公社互星大队，敲锣打鼓迎来了第一批宁波知青，村北（俞家）、村中、村南（方家）各安置5-6名——我居住的村东，共有四个生产小队，每队安置1-2名。

''知识青年来了！知识青年来了！''人们新奇且兴奋地互相传告。

''哪里来的？''

''宁波人，''消息灵通者回答，''都已由队长领回家了。''

那年我14岁，刚辍学，还未下生产队劳动，队长家就在隔壁，于是也去看热闹。只见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稚气未脱的大男孩，正七嘴八舌问话。大男孩坐在队长家门口太师椅上，双脚尚夠不着地，悬着，白净而稚嫩的城市孩子脸，正羞涩地回答众人的问话。

''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队长微笑着问——其实队长早已知道，他是替众人问话，好让大家熟悉。

''我叫王小财，16岁了。''男孩回答，''家住宁波灵桥西薜萝巷。''

''这么小，妈妈怎么舍得你来？''好心而善良的女人心疼地问。

''没办法，我两个哥哥已在工厂工作了，街道说我必须下乡。''

''…………''

直到生产队长妻子叫大男孩进屋吃晚饭了，众人才带着余兴散去——当年这批宁波知青，第一天晚饭都在各安置队的队长家里吃。

这是我对本村知青认识的开始。因为当年我尚未下队劳动，各生产队初来乍到的知识青年是如何适应生活的，没有更具体了解，只知道村里东、中、西三个自然聚居点，各腾出一处房子，作为知青屋，每屋住三五名。他们夜里住在一起，白天赴各生产队劳动，日出而作，日入落而歇。

两个我最同情的知青

1965年，因父亲''下放''到村中部的第六生产队，我也随之下队劳动，于是，我与知识青年接触，正式开始了。

第六生产队有两名知识青年。一名叫陆亨福，一名叫王均衡。

陆亨福体型很特殊，简直介于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可能当年对残疾人认定标准太含糊。我想要是现在，他肯定不宜上山下乡，我现在仍对他怀有强烈同情。

他的形象，类同于《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但比卡西莫多稍好些。因为卡西莫多是被塑造出来的，而我笔下的陆亨福必须忠实于其本人，所以，在此替他淡化些丑陋。但尽管如此，他形象之畸，相信初见者都会吓一跳。他猩猩脸，塌鼻子，身材轻度佝偻，两脚中趾和无名趾明显长出，类似于猩猩脚。他讲话时鼻音超常的重，象是从用鼻子哼出来的，有时简直听不清。他唯一正常之处，就是思维正常，心地善良，这一点与卡西莫多很相似。

我第一天见到他，吓了一跳，后来在劳动中接触多了，印象才慢慢好起来。

陆亨福下队，比我早一年，社员们都叫他''阿福''，很亲昵，对他照顾有加。我没下队之前，生产队耘田，陆亨福被安排割田埂草。因为田埂草缠住稻苗，耘田前先得把草割了。现在我来了，因为年龄更小，陆亨福与我比，算是''老农''了，于是，我''抢''了他的活。但陆亨福没有想法，很友好地把镰刀交给了我，自己撸起裤䘾，加入了耘田行列。

''阿福，你耘中间去，这田埂边的草多蚂蝗也多，你吃不消的，让我来吧。''耘田时，队长对他说。

''嗯。''陆亨福含糊地应了一声，把田埂边的位置让给了队长。

我们家乡的农民耘田很奇特，作兴跪在水田里。陆亨福跪倒在稻田烂泥中，耘起田来。蚂蝗常常叮在他的大腿上，吸饱了血，直到自动松口脱落——他耘到了头，站起来，立在田堘上，猩猩脸朝着人们和善地微笑着——大腿上的血，和着泥水汩汩往下流，流到小腿，再到脚踝，但他无所谓的样子……

这是他在我记忆中永远定格着的形象。

劳动中交往多了，陆亨福与我说起了他为什么也会被下乡的原因：他家成分是城市小资，父母已自顾不暇。本来街道对他的身体条件能不能下乡举棋不定，刚好下乡前，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知青安置村的干部上宁波与对接的街道''沟通''，进行''答疑解惑''。我们村去的是大队长老王。陆亨福的户籍街道，特意叫来陆亨福，让老王过目，问这样的人能不能下乡。老王一时考虑欠周，说可以，并说农村干活，可以因人而异，好劳力干重活，普通劳力干轻活。街道干部听老王这样一说，于是陆亨福下乡，就被定下来了。

''唉，要是老王当时不这么说，我就不用下来了！''陆亨福说到这里，总会叹息着，摇着头，神情黯然……

陆亨福就这样在我们村苦了十六年，直到1979年知青返城政策落实，他才回宁波。据村里人说，有人看到，他被安排在宁波老江桥（当时叫灵桥）桥坡上推车——因为老江桥是拱形桥，人力车上桥很吃力，需有人推。陆亨福回城后，被安排去推车，足见当年知青返城，城市安排他们就业之难。

另一名知青叫王均衡，是一名文质彬彬的老高三，形象佳，讲话中知识味很浓。因为队里有陆亨福，他被反衬出知识青年的好形象。但尽管如此，我与他的交往，还不如与陆亨福密切。因为他太文气，话不多，也许缺少与农民的共同语言。他只有与我父亲无话不谈，因为我父亲曾是教师，后因右派问题成了农民，他可能感到与知识人说话投机。王均衡在生产队干活时，虽只默默地不愿说话，但也从不明显地偷懒——其实他的努力是在表现，苦熬着等待返城机会。

与这两个知青相处了一年多，我家由于生产队的调整，到了其它队，因此与他们接触中断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王菊衡在1976年前后，由于在农村已经熬了十年多，长期郁抑，终于守不住理智，精神出了问题，处于半疯状态。1980年返城通知送到他手里时，被他笑痴痴地扔了，说回不回已经无所谓——直到现在，他已是白发老人，在村里走来走去，逢人只是微笑着，从不说话。

我和宁波知青的情谊

1966年，我们一家回到居住点生产队，与另外几名宁波知青交往开始深了起来。

村东部原来共有四个生产队，共分配到五名知青：王小财、任意康、李宝龙、董胜利（女）。还有一名也是女的，姓名不详，因为插队后第一天去田里劳动，走田堘路象走钢丝，一下子摔在水田里，换衣后回到田间，又被蚂蝗叮住，吓得大哭起来。这样一段时间下来，终于吃不了苦，家里就匆忙给她找了个对象，闪婚后回去了——现在推断，家里给她找的男人，条件怎么样可以想象，因为女知识青年一旦下乡，通过嫁人回城，男方肯定条件好不了。

—年后由于生产队的合并。原本分散在四个生产队的知青，相对集中起来了。其中的李宝龙，三年后得到参军机会，服役退伍后直接回城了。

女知青董胜利，喜欢唱歌，是生产队女青年中活跃分子，每次生产队开会，总会响起她的歌声：

''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与我交往最多的，就是王小财和任意康，还有七十年代初才来的张孝渔——我与这仨人的情谊，后来与兄弟没有两样。

小财和意康，当时生产队给评的大寨分是8分，比妇女高2分，比正劳力男人低2分。小财两年后个子猛长，人较高大，力气也比意康大，意康相对瘦弱，所以后来两个人工分有差异，小财9分以上，意康是9分。

虽然他们工分没有达到十级，但平时干活，却处于十级劳力的男人行列。在''双抢''季节近四十度酷暑中，收工时，男人须从田里挑一担两百多斤湿谷到晒谷场。小财、意康也不例外，当年连十级壮劳力都要用吃奶力气才能从水田中央挑上田埂的''谷箩担''，他们倆也咬着牙，挑起谷担在田里踉跄着，硬是一步一步向田埂移。在迈上田埂那一瞬，脸上的痛苦表情，相信上帝看了也会心疼得落泪……

平时除了耕田，孵秧子谷等技术活，生产队长不会派给他们外，耘田、耙田、割稻、打稻、插秧、挑谷，他们都没有特殊照顾，尤其是挑担，没有人因为他们是知青，对他们挑的谷箩装得浅一些——他们自己也从不提这个要求，只咬着牙硬撑。

为什么不派他们技术活，是因为在队长和社员都认为他们是城市人，有朝一日总要回去。队长不派技术活，无形中强化了他们返城欲望，也给了他们精神力量。

在最艰苦的农忙季节，他们从不会回宁波去避一避，因为他们想给全队社员留个好印象，有个好评价争取返城——可惜的是，一等就是十多年，要不是邓公放话''让娃娃们都回来了吧''，他们何日才是头？

他们住的知青屋，是我们生产队年轻人聚会的地方。每天吃过晚饭，我们都会汇集起来，侃大山，打扑克，喝酒、唱歌。他们每月回宁波老家一次，回来时往往会有家里带来的小菜，装在瓶瓶罐罐里，炒黄豆、咸带鱼、油汆花生米，这些对乡下青年来说，是好下饭……往往这时，他们慷慨地拿出来，大家凑钱置酒，喝着，聊着。

聊的多是他们从城里带回来的小道消息：文革时期北京怎样了，宁波造反派在怎样造反，宁波新江桥（当初是浮桥）要造水泥大桥了，命名为''反帝桥''等等，我们都是从他们口中得知的。而且当年流行的语录歌、毛主席像章之类的，也都首先是他们带到村里。记得有一天，小财带来了一首《幸福的大雁》，听得我们如痴如醉：

''幸福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呀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

优美轻快的旋律，拨动着我们的心弦——当然后来才知道，这首歌，音乐旋律虽好听，内容却不行，但当时，我们那能想得到呢？

一日忽传来噩耗：小财在宁波某厂工作的哥哥，被火灾烧伤而去世。小财很悲伤，我们都安慰着他，并希望他能借此机会回城。但经过交涉，有关部门回复，他还有一个哥哥在宁波工作，不附合回城条件……

意康家在宁波永宁桥边，家庭成分是小资，因此他政治地位很低，意识到自己想通过参军或招工回城，是不可能的，因此，身体单薄的他，一直踏踏实实地待在生产队，且很乐观，人缘很好。

随着我们的情谊越来越深，有一天，他们邀请我们去宁波：

''阿开，黑炭，国辉，今年过年到宁波去玩，我们陪你们看《闪闪的红星》。'' 小财说。

''来吧，小财家睡不了，也可以睡我家。''意康也说。

于是，在大年初一，我们几个年轻人，真的去了宁波。两户家长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当天夜里，他们还给我们搞来了《闪闪的红星》电影票。当时这场电影刚上映，电影院买不到票，各企业内部会堂，通过电影胶带跑片方式，见缝插针地也跟着放。记得电影开放前，会堂里有吹奏口琴的，有拉手风琴的，全场响起《红星照我去战斗》音乐，有人跟着哼，直到电影开始放了才静下来。待电影故事进入高潮，主题歌响起时，会堂里有人禁不住又跟着哼起来，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响，最终不约而同地汇成了大合唱，与电影故事高度融合在一起……

这场难忘的电影，是宁波知青与我们情谊的历史记录，五十多年来一直未忘。

从此以后，我们每年总会上宁波去他们家作客。因为小财家就在农贸市场附近，我们上宁波卖生产队农副产品，小财母亲早早就准备好了饭，等待我们卖完货去吃——久而久之，在我们心目中，他们的家，就跟我们自己的家一样。

传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

1968年12月22日，上级通知生产队，夜里组织全体社员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吃好晚饭，社员们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早早集中在生产队的广播喇叭下，等待着激动人心时刻。东方红乐曲响过，广播传来了浑厚的男高音：

''最高指示：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

一遍又一遍……

我们是农村的，当时听了这条最新指示，内心仍平静如常，但小财，意康，董胜利，包括千千万万正在等待返城的城市儿女，内心又一次打翻了五味瓶，一夜无眠，这些人，第二天都瘦了一圈……

自此，城市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数千万城市青年，奔向新疆、内蒙、黑龙江。

人，最怕失去对前途的期待，董胜利是女的，坚持到七十年代初，实在捱不到返城机会，最终也找个宁波近郊农民，结婚后回去了。她回去后第二年，我们在宁波逛店，偶然瞧见面容憔悴的她，在一个百货店门口，一边手持钩针打着织物，一边在向进出商店的人们，推销自己手工织品——看来嫁人后，她的生活不如意——为了不使她难堪，我们只远远看了她一会，心酸着，悄悄地离开了。

而小财和意康，从此心如止水，直至1980年前知青返城政策颁布，才离开了农村。

1970年，我生产队又来了一名宁波知青，名叫张孝渔，家住宁波鼓楼旁尚书街。他到来后，也住进知青屋——李宝龙参军后空出来的床，正好由他用上。

孝渔家靠近体育场，读书时，常在体育场玩篮球，所以练得一身好球艺。当年我刚好任民兵副连长，组织青年开展体育活动，他的到来，使村里篮球活动如虎添翼，平时训练，他是教练，比赛时，他又是场上中锋。他带出了一批农民篮球运动员，生产队成立了篮球队，一时间，附近部队、企业、农村纷纷来比赛，公社还在我们生产队篮球场组织了现场会。我们的篮球队还得到了县里表彰，宁波日报也专门作了报道……

孝渔和小财、意康一样，也常邀请我们上宁波到他家里去玩。他妈妈见到我就''阿开阿开''地叫，象自家孩子一样。1974年，孝渔被推荐去读书，离开了农村，仍邀请我到他家作客。我去时，他妈妈很开心，拿出小核桃等珍稀小食品招待我。当时小核桃是奢侈品，凭票买，一般人家买不到，可见孝渔虽已离开农村，且再也不会回来，但他们仍待我如兄弟。

张氏兄弟和''抗拒结婚联盟''

说起孝渔篮球球艺为我们村带来了体育文明，就不得不说村里另外两个知青朋友：张佐治和张仿治兄弟，他们为我们村带来另一方面文明——文艺。他们是来自大碶的知青，张佐治读高中时学得一手好京胡，高中毕业后，1967年我村为了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动员他来插队，他欣然同意。他到来，使我村京剧演出十里八乡名气大振。1969年，他弟弟仿治，也随哥插队到我村，兄弟俩都喜欢文艺，能拉能唱，从此，村里文艺氛围更浓了。

记得我们常常在他们的知青屋排练节目，一招一式，都由他们设计——排节目时往往到饭点，我们各自回家的时候，他们才记起，并说：

''哦，我们也该烧饭了。''

''我们也该烧饭了，''又引出了当年知识青年多少辛酸。我们是本地青年，到了饭点，家里父母早已烧好饭在等了，而他们，远离亲人，到了饭点，却仍是冷灶生米，须自己动手烧。我们衣破了，母亲能及时补，被子脏了，母亲能及时洗，劳累了一天，到家时母亲早已烧热了水，摆好了饭，而知识青年们，谁给补衣？谁该洗被？谁给烧饭？他们每天从田间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一切只得自己动手，所以当年知识青年生活之苦，比当地青年更甚——我与他们相处过，我理解并同情他们。

知识青年也是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知青在农村往往熬不过五年七年，都会以嫁人方式离开，而男知识青年就没辙了。我们村另一个生产队有个姓虞的宁波男知青，与同来的几个男知青已插队八年，年龄过了二十五六，看着别人纷纷成家，这几个知青常常聚在一起，感到返城无期，成家无望，大家心酸，但彼此心照不宣，还装着乐观，互相调侃安慰。忽一日，有人提出一个建议：大家订立一个''永远拒绝结婚''联盟。动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一致响应，认为这是好主意，于是大家赌咒发誓，这辈子永不结婚——此事一张扬出来，匪夷所思，一时成为众人的笑谈。

但仔细一想，他们何尝不想结婚，但他们的处境，有结婚条件吗？哪一个农村姑娘会嫁给他们？哪一个城里姑娘会嫁给他们？其实他们是绝望了，自欺欺人，订立这么一个可笑的联盟，把没有条件成家，偷换成自己拒绝成家，借以麻醉自己的痛苦——这是一种知青在婚姻问题上的阿Q精神，细思后令人泪下……

岁月静好，晚年吉祥

1979年后，随着邓公的''让娃娃们都回来了吧''，祖国大地上数千万城市儿女，命运得到了逆转或改善，我村的知识青年，除了王均衡，其余都陆陆续续回城了。

小财，意康等这一批64年宁波知青，在我们生产队整整待了十六年，终于回了城。这十六年，他们把人生最美好芳华，洒落给了我们朝夕相处的农村。

时光荏苒，十年前我退休时，曾在中秋节邀约了当年的王小财、任意康、张孝渔、董胜利，在宁波月湖饭店重聚。大家分别已近四十年，音容笑貌依旧，却都已两鬓染霜，欢聚中不胜唏唏。意康还拿出几个用塑料小珠穿成的袖珍小狗小猫，说这是他夫妻俩退休后编织的工艺品，带来送给大家，我们欣然接受——这些在一般人看来不起眼的东西，在我看来很贵重的，因为它凝聚着我们四十年前不平凡情谊。

相聚分别时，我在月湖饭店大堂，买下四盒月饼送给他们，祝他们岁月静好，晚年吉祥！

修改重发于2024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