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汽车，汽车，恍如梦

以下是上世纪50-70年代乡村公交客运的故事。故事发生地是江浙地区比较靠近城市的农村（离宁波50华里）——这应该是当时比较开化的农村了，当时公共汽车客运业在这样的乡村发展尚且如此落后，那全国绝大多数更偏僻的地区，将会如何，大家可想象了。

我第一次坐汽车

我是1950年出生的农村孩子，5-6岁时没见过汽车，出过的远门是十几里路的外公家，3-4岁多由父母亲背着去，5-6岁大人陪着由自己走着去。路的概念是乡间阡陌，弯弯绕绕，最差是泥路，一般的叫石砌路（拳头大小的鹅卵乱石铺成），最好的是石板路。但石板路千人踏万人行，有的石板碎了，虚实不一，雨后下面积着水，一脚踩下去，水从碎石板缝喷出，刚好对准裤脚口，喷进裤䘾，直达大腿部，湿漉漉臭哄哄，旁人虽发现不了，但自己吃了暗亏，哭笑不得……

那时常听大人说，还有一种路叫汽车路，是汽车走的路。但五六岁的我，连汽车是怎么样的，都没见过。

我幼时犯过气管炎，严重起来呼吸有轻微的声音，有大人戏谑我喉咙里有小猫，因为患这种病的小孩农村太常见，乡下人不当回事。直到六七岁，母亲领着我去大碶医院求治。那年代乡下人真的很少有人坐汽车，不舍得花钱，凡事都动脚。因为我病怏怏的，大概出于爱怜，母亲破了天荒，居然带着我到五里地外的徐洋汽车站乘汽车到大碶，虽只一站路，但算是开了洋荤——现在我高度怀疑，母亲可能那次也是第一次乘汽车，但她的目的是让我开眼界——现借助对汽车的回忆，旧事重提以谢母亲，可怜天下父母心！

于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汽车和公路，原来公路是砂子铺出来的，比乡村石板路宽三四倍，两边种着清一色的树，汽车驶过，屁股后会扬起高高的黄色尘土……

蕞尔小站，却是方圆十里的交通中心

我的家乡在宁波市镇海县大碶区邬隘公社（现属北仑区大碶街道管辖），我第一次乘汽车的地方，叫徐洋汽车站——徐洋是公社的一个自然村，因地处十里方圆的中心，宁波沿伸过来的329国道公路，穿过该村，公交站点就设在这里。别看站小，它当时可是我们全公社2万多人心目中的交通中心。我的“处女座”（第一次坐车）就在这里，所以后来特别关注。

这个汽车站共三间简陋小屋，两间连在一起作候车室，大约十几个平方，一间是票房。两者之间有一门，上写“票房重地闲人禁入”。门左一尺，壁上有个尺余见方的售票窗，时开时关。整个车站只一个工作人员，胸前别着公路段标徽，煞是令人羡慕。

因为徐洋站是乡间车站，有班车时刻表而无上车保证，有时因上一站汽车“客满”，汽车在站前绝尘而过，停也不停。当年每班汽车间隔时间很长，允许卖出几张票要等上一站电话通知。所以旅客只能在售票窗外排队等待。

电话铃在屋内响起：“喂，几个？噢……”

窗外的人，都竖着耳朵听，多么希望这班车能有旅客下，自己能买到上车票。

这时，售票窗口的木板会“刷”的一声移开，里头喊了一声：“售票，5个。”

于是排在最前面的五个人，终于买到了自己要去地方的票，其他人继续排队等候。

诸位看官莫误会，以为车上还有五个座位，不，当年是没有车辆乘员限制概念的，汽车凡塞得上人，照塞不误。刚才的电话，意思是车还能塞5人，再多塞不上。

工作人员卖出了票，然后拿起红绿两面小旗，手里捏只检票钳，嘴里咬着哨子，领着已买到票的五个人，到站门口公路上等即将到来的汽车。

汽车拖着扬起的黄尘气喘吁吁地到来了，停稳后，驾驶员先递出交接单，客人该下的下，该上的上，关上车门后，工作人员还须拿来木梯，攀爬到汽车顶上，解开绳索，掀起蓬布，从堆得高高的行李中，翻找本站下车旅客的行李，从车顶上拋下来，由下面刚下车的旅客接住……

一切完成后，汽车又发动起来，屁股哧呼哧呼冒出黑烟，车站人员举着绿旗，吹着哨子，㘗㘗声中，扬起一阵黄尘，汽车吃力地向下一站开去……

这就是当年我印象中的那个乡村汽车站的场景。那时，人们出门如非坐汽车不可，在汽车站等汽车，从上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傍晚，有时甚至没有上车而垂头丧气地回家，第二天再来等，是常有的事。

当年乡下运营的汽车奇形怪状，都是“老古董”，常趴窝

为什么我在描述当年客车用了“气喘吁吁”，各位年轻读者只要了解了实际情况，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为确保城市优先，我看到的乡下公共汽车，都是奇型怪状的老古董，这种汽车是外国造的，解放前在城市运营，有年头了，有的破旧得车体油漆斑驳，有的车头与车体分离着，类似现在的集装箱车（我们称之为“长头颈”）。由于五十年代中国汽车工业举步艰难，造出的车辆很少，为确保城市景观，有限的新汽车只能在城市使用，于是，老旧的公共汽车，就“普及”到乡村来了。当然，相对于1949年前我们家乡没有公交车而言，1950年后能通起公共汽车，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汽车式样怪诞倒也罢了，当年由于汽油紧张，有一部分公共汽车还背着锅炉，用锅炉烧出汽车动力源，这种动力源叫什么，笔者不甚了了。于是，在乡下的公路上，常能看到公共汽车“罢工”，乡下的农民称之为“插蜡烛”，意即原地不动，趴在路上不走了，这时司机会急得抓耳挠腮，跑到汽车屁股的锅炉拚命地去摇风扇，意在让锅炉复燃，制造足够的煤气，而乘客坐在车上，怨天尤人，心急如焚。

年轻人可能不相信当年的情景，好，上图：

公共汽车屁股上的锅炉

司机正在为车后锅炉添煤

当年开这种汽车的驾驶员。出车前须提早两小时上班去“生煤球炉子”（喻给汽车锅炉生火烧制动力煤气）。这种动力的汽车，开起来很累，走走停停，故障不断，因而当时的乡下汽车站候车，车班时刻表形同虚设。

当年屁股上背着锅炉的汽车，我印象中乡村很普遍，城市也偶有看见，只不过不许在主要街道行驶。

60年代中后期，国家发现了大气田，大气直接应用于汽车动力，但苦于压缩技术跟不上，经过“技术革新”，发明了“大气包”，让汽车背着跑，于是，城乡又出现新景观，公共汽车背着大气包，可惜年轻人又不相信，上图：

不要误解，这不是汽车上装货，而是汽车的气体动力源。当动力源耗尽，袋瘪了下来，披在车顶，会是一副什么尴尬样子？

一票难求和“猪㑩车”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

我先要感谢中国的石油工人，他们让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60年代后期起，汽车屁股上的锅炉和背上的大气包渐渐不见了。乡下的公共汽车，也有了相应发展，班次增多了。

但运营的格局，仍旧没有变，徐洋站仍是三间小屋+一个工作人员。主要变化是汽车班次多了，平时购票容易些了，但节假日乘车人多了起来，车票供不应求，买票需要预订。这一下，徐洋站工作人员（兼售票员）成了吃香岗位，手中有限的票，成了人情交易的筹码，朋友呼啦啦多了起来，成了公众人物，谁都想巴结。

每次去乘车，一路忐忑不安，很多次到车站票却没有了，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于是很多老实人为了顺利乘车，干脆头天自己先到车站去一次，购来第二天要去某地的票。一张两指宽的汽车票，跑两次车站，只有购到票揣到怀里才放心。有些聪明人，对车站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巴结，熟悉后，票随到随有。于是，小小汽车站的售票员，和供销社售货员（能优先购到紧俏物资）、肉铺的操刀屠夫（计划供应猪肉时能决定刀下肉的好孬）、咸货行行贩（计划供应海鲜时能开后门）一样，一时吃香得很。

那时城乡运营的汽车，行李仍堆放在车顶，每到一站，车站工作人员都要爬上去折腾老半天。这一点，几乎二十几年未变。见图，这辆车还是八十年代产的，可见车顶装行李的客运方式，直到八十年代还在持续。

欲上车的客人老老实实在车门前持票排队，车上正在翻找下车旅客的行李。

那时乡下汽车客运的营运方式很僵化，农民出行，即使本来就住在公路边，也须从家出发步行很多路逆行到汽车站，然后排队购票，然后跟着腋下夹着红绿旗的工作人员上车，有位则坐，无位站着，只要能上车，一切无所谓，然后汽车沿着自己走过来的路往回开，然后路过自己家门口，然后……往往这时，乘车者突发奇想：要是家门口能上车多好，既省时又省钱。

当时听香港回来的家乡华侨说，香港的车，家门口可候，招手即停，那时像听到天方夜谈，以为是吹牛，将信将疑。

七十年代中期，尤使人难忘的是春节的加班车。这种车平时用于物资运输，是典型的货卡，春节代替客车，车栅栏加固提高，罩上蓬布防冷防风沙，在支撑蓬布的铁架上横七竖八拉几条手指粗的绳，悬在站立的旅客头顶，让其举手拉住以稳定位置，不使踉跄趔趄。春节期间这种车，美其名曰“代客车”，俏皮的人却称其为“猪㑩车”，因为这车平时装生猪——猪们被赶上去后，哼哼叫着挤来挤去，往屠宰场送。现在却用来载人，一车三五十，挤来涌去，但出行的人只要能购到票，也绝不计较。上车后，满车人摩肩接踵，连转个身都困难，有时车拐弯太急，人群会因惯性涌动一下，车明显侧晃一下，吓得车上人和路人一身冷汗，引来不断惊叫。

但当年节日走亲访友能乘上这种车，也算是幸运的，因为大批的人汇集在车站里，有时连“加班代客车”票都抢不到，十里二十里只能走着去，耽误了对方客人约定的时间，久等不到，又无电话告知，两头焦急。

提一句，倒是七十年代农村急遽增加的自行车，缓解了公共交通的部分压力。

以上是笔者对上世纪50-70年代农村公共交通的回忆。80年代起，改革开放使农村交通状况好了起来，90年代起，招手即停的车出现了，从2000年起，城乡汽车客运业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发展，直至今天，农村已经到处都是私家小车。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已对发达汽车大国进行着弯道超车，全世界70%新能源汽车，已由中国制造——六十多年抚今思昔，怎不使人恍如梦中，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