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消失了的乡村乞丐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贫穷乡村有一幅令人揪心的民生凋敝残景——每户人家的门口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乞丐。改革开放后乞丐逐渐减少，现在已基本消失了。

我父亲去世已快两年了，他在世时常告诉我，旧社会乞丐更多，解放后已经大大减少——说明社会毕竟有进步。我十年前回家（林头方村），常听父亲最感慨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有本事，乞丐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你看，门口讨饭和叫花子不见了！”

——父亲的感慨，是有事实依据的。

查查百度，乞丐、讨饭、叫花子是同一概念，乞丐是后两者的集合，只是地区不同叫法不一样罢了。但我的印象中，我们地区“讨饭”与“叫花子”概念有所不同。“讨饭”以上门乞讨为主，“叫花子”除了讨饭，还有凶悍的一面，他们都是男性，除了有时也上门乞讨，多数时间只背着竹筐在远处转悠……

我的印象中，那怕是人口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六七十年代，我家门口，也常有拿碗求乞的。奶奶和妈妈，只要自己有点吃的，总是会给点，有时给半碗饭，有时给小半碗米，有时给几块薯。大人的舍施，我都看着，这是我接受到的同情弱者的教育。

记忆中，当时的乞丐有本地的，且老弱病残者居多，但也有外地人。据大人说，外地有的地方乞讨不是耻，是一种特殊的谋生本领。谁能讨到，显示出他生存能力强人一筹，甚至人们到市场上去买菜，也会露出乞讨本能，能讨就讨，讨到手是运气，讨不到也不失面子。人人如此，自尊心也就麻木了……

听到此说，我总感到匪夷所思。我想，如有这种地方，那风气形成也非一朝一夕，是生存环境恶劣使然，说明旧中国长期贫穷，人的羞耻心被生存本能抑住，久而久之，自尊心扭曲了，以致解放了，有的人仍以乞讨为荣——不过，我对以上的传闻，始终不信，后来看了史实材料，某些地方因各种原因，老百姓由村里出具证明，一年倒有半年外出讨饭为生，才将信将疑。

过去的乞丐中，还有一种“犟讨饭”，样子很凶，倚在门口不打发点不肯离去，有的还带着一只布袋，故意在门口解开，掏出一条蛇耍起来。主人看到蛇，怕了，敢紧打发点饭或米，打发了事。

再来讲讲我印象中的''叫花子''。他们多为男性，平常不以乞讨为主，只背着大篮子在村里兜来兜去，手里拿着一根粗粗的木棍，棍子的一端横着嵌入一枚很粗的铁钉，像单刺钉耙，整天在垃圾堆里拨拉来拨拉去，有人说在捡废品，也有内行的说，专在等乡村间见到叫花子就呔着咬的狗。等狗蹿近他身边时，冷不丁地用棍子上的铁钉，猛地敲进狗的脑门，狗连哼一声都来不及，就被快速装进篮子，用破烂物遮住，快速离去。从此，这只狗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叫花子吃狗肉''，是我们家乡的俗话俚语。因为叫花子有这种特技，因此颇有点神秘且危险的色彩。大人总是告诫并吓唬我们，碰到叫花子，必须躲得远远的。

当时我们本地的，也有因生存需要而成乞丐或变相讨饭的。有一次，来了两个本地人，姐弟两个，姐约八岁，弟约五岁。姐领着弟，上门乞讨。妈妈也许出于母爱本能，问其为何小小年纪讨起饭来。姐说：父母都是残疾人，且都是瞎子，病了，今天只能嘱咐姐带弟出来要饭。妈妈了解了此情，眼眶湿润了，就留着姐弟俩吃饭，饭后又送了些吃的叫她们带回去。整个过程我至今难忘，想起来心里总会涌起说不清楚的感情，我想，我同情弱者的情商，主要是妈妈给的。

但据我所知，沦为乞丐大致有两类原因，一是生存所迫，二是懒得劳动，以放弃自我尊严为代价，干脆躺平以乞讨为生，得过且过。我同情前一种乞丐，他们是社会中的不幸者，厌恶后一种乞丐，因为，人，是不能没有尊严的！

至于当年乞丐（包括讨饭和叫花子）们住在哪里，我更茫然无所知。据大人日常偶然提及，他们的居住点一般分为三类，一是有的乞丐也有自己的家，他们把乞讨当成营生，日出出门乞讨，日落回家；二是居住于凉亭桥洞之类的地方——旧时的凉亭内往往有连着的小屋，风雨天供过路人歇息，于是也就成了无家可归者的栖息地。“凉亭冻死叫花子”，是我们民间的口头禅；三是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乞丐就是流浪者。

改革开放后，头十多年，人口流动管制开放了，外地来的乞丐更多，有的也讲究乞讨的方式。最常见的是春节前后，常有外地口音者二三人结帮，领头的肩上扛着三尺竹杆，竹杆上绑着布制的简陋龙头，龙身龙尾各有另两人牵着，组成“舞龙队”，专找房子比较考究的人家，进得门来，口中念念有词着吉利话，举着''龙''到门口或厅堂兜个圈子。然后向主人一连串的喊''发财发财''。主人自然领会乞丐的意思，不好意思不给。

这种乞丐很懂得人们节日讨彩头的心理，不过也亵渎了传统民间舞龙的精神内涵。

还有，八十年代从外地来的乞丐，很多讨的是钱，而不要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已经脱离了乞丐的本义，而是一种职业性的“挣钱”了——说明乞丐的性质随着时代也在变。

2000年以后，乡村的乞丐慢慢绝迹了。

我最难忘的是小学三四年级时见到的灵峰寺特殊日子的乞丐们，以下是我当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场景回忆：

我们家乡的山上有座灵峰寺，寺内因供奉着东晋时期化学家葛洪塑像，从而方圆数十里闻名。传说葛洪也是民间名医，医者仁心，当年救治了无数百姓，而百灵峰寺的寺址就是当年葛洪的炼丹处，于是千年前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寺内显要位置塑起起葛洪道袍纶巾的像，尊称为葛仙翁，千年香火一直很旺，灵峰寺也成为全国佛道合一的寺院。又传说，农历四月初十是葛洪生日，这一天葛仙翁特别灵，灵峰寺香客人山人海，都冲着葛仙翁而来。据说这一天在灵峰寺敲一个戒牒（在特定印制的纸牒上盖个寺印），拿回去能消灾避病，农民只要把戒牒绑在竹杆上往稻田里一插，小虫子就不会来作梗了，云云，总之，讲得神乎其神。

每年四月初十前几天，总会有数不清的乞丐，先于香客到达。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口音有南方的，有北方的。他们密密麻麻占领住上灵峰寺之字形的山路两旁，吃睡不移，向上山的香客跪求乞讨。他们千姿百态，好脚好手的披上一块破毯子，有残疾的人亮出残疾部位，故意搞得血肉模糊，有的哭着，有的唱着，有的躺着，举着乞盆……

我真奇怪，当年没有广告，没有电话，地域分布广大的乞丐们居然如此不约而同地到来，且如此之多。现在想想，大概是灵峰寺的名气实在大大，葛仙翁的生日已经铭记于方圆数十里甚至更远的老百姓心中，口口相传，连乞丐们也心知肚明，知道这几天是香客们最会发慈悲心的日子，所以群丐毕至，把这几天当成盛大的节日，来发一次讨饭财。

葛仙翁生日的前后几天，这些乞丐占据住道路两旁，几天几夜，讨得钵满盆满，满载而归，不过大多是馒头之类，也有钱。当年的交通这么落后，乞丐们怎么来又怎么去，我一直搞不清楚，尤其是那些腿有残疾者——我只同情着他们。

以上场景，即使已过去五六十年了，我的记忆仍如此清晰。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南方的乡村，传统意义上的乞丐已经绝迹了。

朋友们，以上的回忆及现在的乡村现状，我相信您也会由衷地同意我的结论：这是时代巨大变迁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更和谐的具体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