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父亲，我还欠您一个道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二十多岁，自我感觉长大了，父亲对我越发感到难以驯服。他发脾气时，我也发脾气，与他对着干。

按父母的意思，我应该做个本本分分的农民，除了挣工分，其余时间应该放在自留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亲除自己身体力行，还有意无意老是当着我面夸赞邻居中这种年轻人，其实是在给我树榜样。但我很反感，我挣工分和做自留地并没有偷懒，只不过休息时间，他们侃大山、打扑克，而我手不释卷，自不量力地笔耕不停罢了。

我初中辍学务农后，对农村中很多现象愤世嫉俗，唯有看书和写作，精神世界才得到安宁，于是，书看得越多，写得越多，心气越高，与父母亲放弃书本而做本分农民的期盼日益背道而驰。

父母托媒人好几次安排相亲，我到时间了就避走，故意不赴约。因为我知道，父亲是''摘帽右派''，看得上我的姑娘，我都看不上，我看得上的，人家不会来。我的无礼无信，使媒人很没面子，父母亲常常气得茶饭不思。

父母希望我做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还有更深一层的难言之隐，父亲自己因为自小喜好学习，曾是小学教师，1957年整风反右中划为''右派''，被迁送至深山农场劳教，后又回乡成了农民。自己痛苦经历和看着文革中因知识获罪的鮮活例子，他一直战战兢兢，唯恐说错话。他时常告诫我，知识越多越容易惹祸，这世道做本分农民才最安稳。

几次相亲爽约，父母更加反对我看书和写作。好几次，父亲进到我的卧室，翻看我写的书稿，并粗暴地撕毁……父子俩有几次剑拔弩张，母亲夹在中间，很痛苦，有时哭着对我说：''我们辛辛苦苦，都是为了孩子，结果出了你这头倔牛……''

我也满肚子委屈，因父亲的政治问题，升学受阻，参军受阻，入团受阻，招工受阻……唯有读书才给我欢愉，唯有写作才让我进入憧憬着的世界——父亲这样阻拦我，我心里更苦。

有一次冲突中，我抑制不住，突然嘣出一句：''我的前途，谁害的？！''

但话一出口，自知失言，我太年轻气盛了。这时，父亲的脸瞬间灰白，嘴抽搐着，神色黯然，沉默了，看得出，他内心痛苦到了极点——因为这戳中了他的最痛处，他好几天因内疚而沉默无语，人消瘦下一大圈，也许他在深恨自己1957年失言，才导致对家庭的连累——我现在才理解，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痛，所以才反对我读书写作，他怕的是我重蹈他的覆辙。

我们父子俩，在七十年代初起，一直发生着这样的冲突，以致父子间平时冷陌得无话可说。但我无意间发现，每当夜间我在阅读或写作时，他路过我卧室的门口，脚步放得很轻很轻……

其实，后来我发现父亲内心深处并没有排斥我看书写作，相反，也在为我骄傲着。因为，当他自己16岁失学务农支撑起一家四口的生计时，苦难中也是白天劳动，晚上看书，也许他也是从书中得到精神慰藉的——他后来走上教育岗位，是自学的结果。他知道人在困厄时，读书的作用有多大。他之所以反对我看书写作，是他自己被划为右派的痛苦，以及对''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的恐惧。现实使他看到读书会惹祸，而理智又使他深悟掌握知识之重要，这种现实与感情的冲突，使他长期陷在痛苦的沼泽中，于是，本能的父爱，全部集中到要求我做本分农民上来了——其实他骂我是违心的，撕我书稿时内心比我更痛苦。

不久后，当我的作品得到县文化馆认可，发来参加农民创作会议的邀请函时，我发现他拿着函的手，在微微发抖，激动得偷偷抹泪……

有几次文化馆老师到我家来指导我写作，父亲在老师面前，连说了好几遍谢谢后，一个人在偏静处，自言自语连说了好几遍：''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啊！'' 对我的作品能得到县文化馆重视，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表达对文化馆老师的谢意，尽管我家穷，他还是四处托人，早早为我准备了感谢的礼物——尽管被老师婉拒后，他都会难过好几天，但仍然会问我下次老师什么时候来。

父亲，自己小学毕业，靠自学走上教师岗位，后因''右派''而重为农民；我，虽是初中辍学，但能酷爱看书，并冲破自知之明羁绊，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动笔写作——我们父子间的共有基因始终一脉相承，两人的冲突，是这种一脉相承在特殊年代的畸形表达。

1975年，父母亲意识到，如果再把我摁压在农村，只会象在水中按葫芦一样，一松手就浮上来——即使把葫芦劈成两半变成瓢，照样只会浮着。于是，父亲与母亲商量后，悄悄去托早年教育界好友顾尧洲老师，为我寻找代课的机会。

我终于在1975年底，离开家乡去代课了，开始如魚游入水中……

没有出去代课，我可能在1977年考不上大学，因为学校里才有供我复习的资料和氛围。所以，父亲，尽管您当年不停地撕我书稿，骂过我，甚至打过我，但是，我理解您，也感恩您。要不是您和母亲送我出去代课，我就没有今天。

您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每每怀念您的时候，我感觉到很愧疚，心里总在说，父亲，我还欠着您一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