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从“随带小学教师一名”说起……

（写在教师节前夕）

中国漫长的历史，截止解放前，农村一直是''没有几个识字的''，而新中国建立后到现在才七十多年，农村已''没有几个不识字的''——这是历史性沧桑巨变。七十年相对于新中国建立前数百年数千年，可以说是一场突变性飞跃。

虽然这是一场使人欣喜的巨变，但轨迹却令人泪目，也许这符合事物或社会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哲学规律，当然，笔者说符合这种规律，本意并不是歌讴曲折，而是痛定思痛，尤其同情曾经忍辱负重的乡村教师。

据上一辈人回忆，建国初期，乡政府召集农村基层干部开会，会议通知中往往提醒：''请随带小学教师一名。''

为什么要随带小学教师，是因为当时农村没有几个人识字，村干部都是土改中提拔的农民，基本是文盲，无能力作简单会议记录，凭耳朵记不全会议内容，回村后忘三落四，工作效率很低。为了提高会议效率，乡里指示各村干部参会时，随带一名小学教师作记录，任村干部的''秘书''。

那时农村小学发展很快，我能记忆起的事多在1954年后，那时已是村村有小学，多在庙、祠堂、或被没收的地主大屋里，非常简陋。

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有从建国前沿用下来的，有新招聘的。旧教育体系中沿用的文化基础较实，新招聘的文化基础虚实不一，当时只要能看懂教材，基本会写会算的，都能应聘成为小学教师——可见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国家对发展教育之重视和师资之紧缺。

我隐约记起，1954年，国家对农民推行强制扫盲，速成扫盲班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扫盲班的老师，大多由村校老师兼任，他们白天教学生，夜里教农民——因为我邻居的堂屋，曾办过扫盲班。

乡村教师的扫盲，几年后出了成效，乡政府开会，不用带教师，因为大批农村干部，通过扫盲识了点字，从此去参会，能做简单笔记了——这对当时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啊！据说后来走上乡、镇或县领导岗位的，也有扫盲班出来的人——乡村小学教师立了第一功。

那时候，学校放假很频繁，除了寒暑假，还有农忙假。那时虽然没有双休日，但每周三下午也是放假的。学生有两句顺口溜：“星期不过三，过三就转弯”，意思是过了周三，一星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笔者记忆中，当时夫妻俩都是教师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夫妻只有一方是教师，另一方是农民的，其日子过得比农民都难。以我家为例，父亲在离家二十里地的新碶小学教书，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在家，父亲三十几元工资，须养活全家，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不如农民。农民虽辛苦，但年底总会做些年糕，而我家没有这种条件，邻居做年糕时，母亲只能把我们召集进屋子里“关起来”，不许我们去看。记得我们被“关”在屋里头，只听着不远处邻居屋里“腾、腾”的捣年糕声，口水直流……那时候人小，不理解母亲苦衷，长大了才体谅到母亲的无奈——因为父亲热爱教书工作，我们一家只能坚持过清苦日子。

清苦倒也其次，更使人想起来会潸然泪下的还是政治上对教师的折腾。

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有畸形的历史，一边，国家勒紧裤腰带发展教育，大力普及乡村小学（有的是数村合办一所），一边却从1958年起开始了令人痛心的折腾，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革，一个接一个，重灾区都落在教育。但庆幸的是不管如何折腾，乡村教育始终没有躺平，即使停课闹革命也仅仅只是停了课，学校始终没有消亡，且年年有扩展，这倒使适龄者能上学。至于学到多少知识，那是另一回事，总比旧中国80%以上穷人孩子没有进过学堂强——这方面是历史性巨大进步。

1958-1959，老师每周都有几天带着学生去劳动，参与“放卫星”和“大炼钢铁”，课堂教学质量严重缩水。

1966年，农村小学老师成了文革首当其冲的对象，我记得我们村墙头上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是一个叫孙良材的老师受命写的，因为当时文革形势多变，农村学校的老师识文化懂时局，自然受村里关注，村干部指派村校老师搞文宣，写墙头大标语，村校老师有意无意地成了文革动态信息集散者，也成了村人的焦点。

村干部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造反派掌权了。文革头一年，北京的王力、关锋、戚本元（当时简称''王关戚''）先是大红大紫，旋即大黑。孙良材老师在三人大红时（文革红人）向学生宣传了他们，几天后他们大黑时（被打倒）又如实向学生作了传达，小学生回家向家长说起，当时文革正酣，连农民也狂躁起来了，部分农民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晕圈了，也学起城里人，一帮人怒气冲冲来到学校，把孙老师捆起来，并质问：

''王、关、戚倒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十天前说他们是好人，十天后又说他们是坏人，他们倒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又是什么样的人？'' 

孙姓老师一下子回不过神，被吓得嗫嗫嚅嚅说不清，当时周围围观者甚众，于是有人上去“啪啪”地动手打起巴掌来。孙老师每被打一记，就叫一声“毛主席万岁”——文革中，当年农村，也曾乱成这样。

孙老师被莫名其妙地围殴后，没有地方投诉，只能吞下黄莲苦，默默地回村校，装得像没事人一样，向稚嫩无知的孩子们继续上课。孩子们似懂非懂，从此用异样目光看着孙老师，而那些即兴打人的都是贫下中农，他们天生革命正确，更何况当时提倡“造反有理”。

这事如发生于现在，肇事者非入刑不可！

使人感动的是，尽管自1958年起，乡村学校教师一直战战兢兢，但他们教书育人的职业良心，始终没有泯灭，绝大多数仍想好好教书，但只能“偷偷地教”。当年的孙良材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校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每到一处，就教出一批乡村孩子，可谓桃李满天下。

但他的被殴打，始终得不到一个道歉，如今，当事人都过世了。

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起了漏斗，如果漏斗的嘴没有伸进瓶口，只搁在瓶口沿上，一半对瓶口一半在瓶口外，那倒下去的水，有的入瓶有的在瓶外乱流乱溅——当时的乡村教育，就是这种漏斗，一边让乡村绝大多数适龄教上学，一边又不让老师好好教学，上学的以半文盲状态混学，甚至辍学，而老师，想好好教却又不敢，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

这就是建国后前三十年我国乡村教育的现状（城市的状况，让知情者去回忆）。

说到这里，也许读者不得要领，你到底在说些啥？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村教育肯定还是否定？

我回答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肯定的是党和国家发展农村教育的大政没有废，是好的，三十年普及了农村小学教育（至少在南方发达地区），了不起！但1957-1976年间的折腾，实在太过频繁，教师受委屈，连高校都停招了十年，要是没有这些折腾，那该多好，目前五十岁以上的人群，文化素质还能提高一大截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