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上海来的“红脚梗”
（林头方往事）
我们宁波对半路改行做农民的人，称为“红脚梗”，其出处已无从考证，窃以为大概意思是：这种人从来没有脱掉过鞋袜，细皮嫩肉，双脚一旦接触泥土，又加上太阳暴晒，脚梗皮肤就会红起来（也许过敏），而农活又十分外行，气力单薄，劳动效率低，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红脚梗”一词，虽形象，但调侃中蕴含着对半路改行做农民者的看不起，有贬意。
共和国困难时期的“红脚梗”
但本文借助“红脚梗”的叫法，作者无贬意，而是为六十多年前替国家分担困难而举家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原城市人重树一帜——
笔者在这里强烈呼吁：他们为共和国立过功，人们不应忘记！
20世纪60年代初，城市发展遇上困难，国家决定精减部分城市人口。当时有数百万户家庭（约两千多万人），响应国家号召，举家回乡，其中共产党员和企业领导带头报名。他们携带儿女，返回夫妻任何一方的祖籍所在地，成为农民，在农村过完后半辈子。
当年我们村来了五六户，本文追忆其中两户，一户主人叫陆文标，一户主人叫张明达。
他们当时都四十岁不到，都来自上海，都是企业负责人或党员干部，都是自己在单位里带头报名后落户于夫妻的女方祖籍所在地，两家来时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最大的约10-12岁，最小的2-3岁。他们到农村后，在本村农民眼里都是“红脚梗”，评工分中都被农民嫌弃，说连妇女都不如，后来都是在好心人提议“日子总该让他们能过”后，勉强评到妇女一样的工分（相当于正男劳力的一半左右）……
以上的“都是”，可以想象他们下乡后，日子过得多么难！
乡下的苦日子，只能一年一年地挨，他们也知道在农民眼中自己是“红脚梗”，但不自卑，平日乐观豁达，爱开玩笑。他们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身上衣单，腹中食粗，但从不发一句“本是上海人，今日遭困厄”的牢骚话，虽面带菜色，但他们用菜色写出的，是坚强二字。
随着城乡差别越来越明显，上海在乡下人眼里似乎成了天堂，人们越发替陆文标张明达抱不平。这时——
陆文标总会乐观地自我解嘲说：“还讲啥麦事？来也来了，能过也就蛮好嘛！”
张明达也笑眯眯：“当年侬不来，我不来，咋办呢？总得有人来啊！”
说完两人就嘿嘿地微笑。他们不计较——老实说，计较起来心理失衡，日子更过不好了，倒不如大度点，他们心里明白得很。
山，在他们的“微笑执法”中丰茂起来了
他们在田里干活，是名副其实的“红脚梗”，好在1963年起实行封山育林，他们得到“照顾”，被派去巡山。
巡山易交怨，当地农民偷柴，偏偏遇上带着工人阶级思想基因坚持原则的两个上海“红脚梗”，他们没有乡下某些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风使舵按人情放水的品性，而一是一二是二，见到偷柴偷树者，无论亲疏，总会上去论理劝阻。劝阻时，又不好使用暴力夺刀（如使用暴力，陆、张俩也根本不是一个浑身蛮力的农民对手），于是，两个上海人，不，只能说是两个上海“红脚梗”，迂回包抄到偷柴者的前后，先与偷柴人六目相对，久久对望，对望中陆张两人始终面带和善的微笑，微笑中透露出“阿拉是管山的，请侬不要为难阿拉好伐”的意思。对视良久，偷柴人不好意思了，于是知耻地退下山去。
几年巡山，两个“红脚梗”对付偷柴的顽民，无不面带微笑，有时遇上蛮不讲理的偷柴人，两人也讲几句道理。
陆文标上海话音浓些：“侬，侬，哪能啊，勿要为难阿拉好伐？侬介样……”
张明达是带上海口音的崇明话：“我叫张——明——台，有事好商量，请侬……” 张明达在自我介绍时，往往把“达”抬成高音，说成“台”，可能是他的崇明口音使然。
但两个“红脚梗”招牌式的微笑，始终在脸上，有时是尴尬的微笑，有时是无奈的微笑，有时是愠怒的微笑，有时是苦涩的微笑。有时是坚强的微笑。有时是得到偷柴者理解后舒心的微笑，总之，“执法”中微笑不离脸。微笑得偷柴者都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口气软下来，手中的柴刀停下来。也不得不跟着微笑起来……
有人总结说：他们的“执法”才叫“以柔克刚”。
林头方村1963年时，山是秃秃的，一年，两年，三年……由两个“红脚梗”带着微笑巡山，山一年比一年绿，大概因为害怕他俩微笑的威力，偷柴者越来越少，山，终于越来越丰茂。
红灯和两副石杠铃
陆文标个子矮小，脸清癯瘦削，与人打交道时，神情上满是真诚和认真。在公众的印象中，他形象并不矮，这大约与他的人品和人缘有关，因为他热心公益，与人为善，特别是乐于和年轻人交友，大家对他有好感。
他本来在上海从事机械五金行业，有钣金技术。当时村剧团正在排演甬剧《红灯记》，剧中核心道具就是李玉和手中的红灯。当年村剧团演出都是业余尽义务的，陆文标很关注剧团，得知需要一盏能亮能灭的道具红灯，自告奋勇承担了制作任务。他在山林队屋里搭起工作台，自费买来铅皮，油漆等材料，打样后不停地描、剪、敲、焊、涂，反复修改，几天后，一盏现在我们只能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道具红灯，他那时（1964年）就已经做出来了。当村剧团在演出时，有人评价，互星剧团《红灯记》演得好，这一盏红灯更为戏增了彩！
当年陆文标落的是第三生产队，而我们是第一生产队，平素无直接联系，但他人缘好，手也巧，青年很愿意与他接近。俞家胡志良是当时的青年自然领袖，有一天心血来潮，想做几副石杠铃，带领青年们练武，但自己不会做，于是想到了忘年交陆文标，提出帮忙请求。陆文标很支持，爽快答应，于是带着锤子凿子，亲自上山去找石料（当年因拆坟墓而被废弃在山上的碎石板）。凿石声在山坡上叮叮咚咚响了几天，两副石杠铃片从山上搬了下来，一副70斤，一副90斤，放置于第一生产队俞家胡志良的家门口。于是，这地方成了武教场，青年们踊跃比试，热闹非常。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我还单手举起过70斤，被人们调侃为“开四门”（古代人练武时举着石杠铃耍杂）……读到这里，看官莫笑，人生中哪个少年不轻狂？我之所以回忆这事，是为缅怀上海“红脚梗”陆文标。我们当年的丰富人生，竟也有他的一分热心。
上海“红脚梗”——陆文标大叔，俞家青年，不，现在也已入古稀之年，至今还在怀念您！
张明达痛失爱子
张国平是“红脚梗”张明达的二儿子，张明达举家下乡时他才5岁。
张明达方脸大眼，个头比陆文标高，见人从来就眯眯笑，温良恭俭让齐全。他是党员干部，兼大队支部委员，同时却又是半路改行的“红脚梗”，农民对他既尊重又看不起，这种矛盾身份，使张明达没有向集体提出照顾要求，从而他们一家也过得很难很难。
我和张明达大儿子建国是好朋友，他20世纪70年代初成了赤脚医生，张明达一家的生活困难才得到些许缓解。1974年，公社了解到张明达在上海是一位能干的企业党员干部，于是抽调他去公社供销社担任支部副书记。
同一年，第二儿子张国平从大碶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劳动，并参加了民兵组织，是大队青年中的活跃分子。他英俊帅气，人缘好，笔者当时是大队民兵连副连长，且爱看书，也算农村的知识文青，两人很投缘，交往甚密，无话不谈。有一次民兵值夜时，他悄悄对我说：
“我想继续读书，现在先在生产队好好劳动，争取在几年后得到推荐上大学。”（那时候上大学是推荐的）
1975年，电力进农村才第三年，生产队缺乏电工，张国平未经严格培训，生产队长就派他上了岗。照理说高中毕业生不用培训也懂用电的知识，也不至于违规操作，但不知怎的，双抢期间，一个意外事故，带电插头落在水田里，他当场触电身亡……
噩耗传来，我丢掉正在打的稻把，急奔张国平所在生产队，现场大众悲恸，张国平静静躺着，神色自然安详（因为是田水中触电的，没有灼伤痕迹），生命竟是如此的脆弱——他悄悄地走了，走得这么猝然，以致一年前说过的话，仍在我耳畔回响：
“我想继续读书，现在先在生产队好好劳动，争取几年后得到推荐上大学。”
一个老婆婆在人群里边哭边念念有词，责怪阎罗大王不该专捉年轻的好人，应该捉自己，因为小伙子经常在帮自己做好事，不应这样被捉去，是阎罗王捉错了人……
张明达在旁静默着，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一边还亲自招待供销社来探望的职工，向冒着暑热前来的人们表示着谢意，端着切开的西瓜递给前来吊唁的人们。这礼节互动中，我看出张明达的手和腿，在剧烈地发颤，看得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又多么的强大，他在强撑……
当年张国平追悼仪式是我主持的，入殓时盖棺前，张明达夫妻及张明达的妻弟（死者的亲娘舅），当时的民兵连长方轩忠等，几乎都悲恸得瘫倒在地上，我们民兵连的小伙们，个个垂泪……
…………
事后，张明达夫妇没有向生产队提过任何要求，我用高风亮节来比方他们，可能词太大了，但在我的心里，他们配。此种事要放在其他人，对生产队或公社总会提些要求的，因为电工未经培训就上岗，生产队甚至公社，总有监管失职的责任，但张明达一家，事后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对集体有过任何指责和提过任何要求。
张明达，这个上海来的共产党员“红脚梗”，他的胸怀一直是识大体顾大局，否则，我想当初他就不会自动报名来农村的。
两个“红脚梗”，代表的是千千万万
两个上海“红脚梗”，代表的是当年千千万万个城市精简人员，这支“红脚梗”群体，在农村过完了后半辈子。他们受的苦，恐怕三天三夜说不完。
尽管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这一群体落实了一些政策，但他们全家在农村已过了二十多年，子女都被乡村同化，虽然有个别子女得到转户口之类的一些政策优待，但与原籍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只在户籍所在地得到有限安置，与原先家在上海等大城市，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
但他们，包括他们的下一代，对国家没有怨言，还对改革开放后对他们有限的政策补救，表示由衷地知足和感谢。
“红脚梗”的往事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我旧事重提，一为缅怀那些在共和国困难时期作出过自我牺牲的城市人，二为缅怀五十年前的好友国平——这些旧事再不提，将被永远地湮灭在时光里。
向当年千千万万的城市“红脚梗”致敬，共和国不该也不会忘记你们！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