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乡村剧团·宣传队

农村人对看戏和演戏的需求，一点不亚于城市人，甚至比城里人更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三年困难时期），农闲时农村演戏，往往几日几夜连着演。这几日，农家会邀请邻村亲朋过来看戏，路近的，每天招待一餐饭，路远的，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其乐融融——这是我地长期形成的民风。

那时候很多村都有自己的业余剧团，据我记忆，邬隘公社16个村，至少有三个剧团：俞王剧团、湖塘剧团（宣传队）、互星剧团（后来也叫宣传队），其他村是否还有，请各位看官补充。我的印象中，俞王剧团的团名还印在戏台内幕上，戏一开演，前幕一拉开，“俞王剧团”四个大字就赫然映入观众眼帘，大字下有一行小字：“某某某赠”（表示是某华侨捐资的）

俞王剧团最有名的剧目是《狸猫换太子》和《铡美案》，湖塘剧团（那时只能叫宣传队）最有名的是现代歌剧《红梅赞》，演江姐的还是我初中的女同学。那个时候湖塘宣传队还有自编节目的能力，乡村草根作者叫乐炳成，高度近视，宣传队的某些节目，是他创作编撰的，编出的节目很接地气，为农民喜闻乐见。

当年乡村办剧团（或宣传队）的目的是自娱自乐，不为商演，也不用到什么部门去审批注册什么的。我们村剧团（或宣传队）由文艺爱好者组成，他们很多既是看戏的痴迷者，又是演戏的热心者。

组建农村剧团关键是演员和乐器伴奏人员。我们村不乏这样的人才，从早年的古装戏，到后来的现代剧，包括样板戏，几十年间，一直有演艺人才。

俞岳定，是我村五六十年代的曲艺奇才。他唱、说、拉、奏样样精通——当然，那是农村人的评判标准，用行内大雅来衡量，那就难说了——那时候我们村剧团排戏，从锣鼓如何敲，演员如何念台词、走戏步，都由他执教，长年累月中，培养出一批批人。

俞道斌，是俞岳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有天赋的农民演员，文化程度不高，但悟性很高，越剧、甬剧、京剧，都唱得顺溜。尽管普通话不标准，但是演给同样不标准的乡下人看的，不标准对不标准，负负得正，也就“标准”了。他从50年代古装剧，演到70年代样板戏，一直是戏台上的不老松。但他又是劳动好手，始终保持着农民本色。

郑庆华，也是俞岳定培养出来的剧团司鼓。司鼓掌握演戏中的鼓板，是整个演出的总指挥，整个后场的弦乐锣鼓，都由司鼓指挥。司鼓又随着台上演员的说唱念白，一板一眼地紧跟，丝毫不能乱。

早期的农村戏，重在娱乐，演员连台词可自由发挥，农村戏曲热心分子甚至也可去客串一下。据说村里演戏，演出中有的演员迟到了，其他熟悉剧情的可以顶上去救场。我村俞家有人戏曲热心分子叫俞品章，平常不属剧团的演员，那天遇上某个演员在要紧关头迟到，于是他赶紧化妆登场，但顶上去后忘了自己所演的角色名字，灵机一动，在台上念出自己的名字：

''嘿，本县官…… 本县官…… 本县官俞品章……升堂——'' 

俞品章，就是这个临时救场者自己的名字。

台上其他演员一懵，但马上反应过来他是来救场的，于是心照不宣，戏就继续演下去……

事后，内行人就把这当成笑话讲，当然，是对救场智慧的调侃和赞扬——乡下人对非经典的戏，从不讲究严谨，只求台上台下同乐。

1962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就常常在方家祠堂看戏。每个农村剧团往往能演多个个剧目，几天几夜连着演，不过演的都是古装戏，什么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以及包公断案之类的。

我最爱看的，是《铡美案》，那段回肠荡气的唱词，听得人扬眉吐气：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详……'' 我们几个小孩子看了戏，回家后做游戏，也各担角色，有模有样地学起来。

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开始流行现代戏了，我们村剧团演过三个甬剧：《亮眼哥》《红灯记》和《芦荡火种》，其中的男主角都由俞道斌担任，女主角由方小英担任。三个剧目的演出，轰动了十里八乡，纷纷前来约戏像走马灯。

村里的剧团，每天傍晚出发，步行十几里。演出地早已搭起戏台，点起数盏汽油灯（当时还没有电），集中了数村看戏人，千头攒动，等着开演。戏演完后，邀请方招待了一餐丰盛的夜宵，大家又步行着回来，夜复一夜，演出没有报酬，人人没有怨言。

《亮眼哥》，剧中丁郎当这个角色，滑稽得很，拄着一根扁担，在劳动中吊儿郎当，他私下对着扁担的一段念白，我至今未忘：

''扁担、扁担，我与你个别谈谈；你跟我讨过饭，也受过难……''

整段念白韵辙整齐，笑点不断。但可惜的是，后来对该剧的批判，也是从丁郎当这个人物开始的，因为他是贫下中农，却被塑造成''懒汉+二流子''，剧中的一号角色万松青却是盲人，这严重触犯当时文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所以，该剧演出不久后就遭封杀，编剧肯定也吃足了苦头，因为那时“文革”开始了。

当时的金牌演员方小英，说来有点传奇，是在一次偶然中被发现的。她本来是观众，与村民一起围观剧团排戏，无意中大声说了一句话，音色出奇地好，被导演听到了。于是导演在人群里叫出她，叫她试唱。不想她一开口，声震现场，音色简直是唱甬剧的金嗓子。她本人也喜好戏，于是从今后就成了剧团难得的头牌演员。当年凡我村剧团演出，未入戏场，老远就能听到她金铃似的嗓音：

''胡司令，你春风得意福星高照，刁参谋说合做媒人，喜上大喜重重喜，办喜事的门道我略知一二……''

乍一听，就知道阿庆嫂在撺掇胡传魁大办喜事，好让新四军趁机奇袭。这嗓音，与阿庆嫂的特殊身份十分契合，以至以后人家叫她时，忘了名字，直接就叫''阿庆嫂''了。

到了1966年，《亮眼哥》被批判后停演，《芦荡火种》和《红灯记》被改编为京剧。上海开始演出《智取威虎山》，村里决定排演京剧这个剧目，但缺少拉京胡的。刚回乡的高中毕业生方康恒说，他有个柴桥中学同届毕业生，叫张佐治，擅长拉京胡，何不由村里出面，动员他来插队。于是，村干部马上叫他带路，找到了张佐治。动员成功后，随着激昂的京胡声响起，《智取威虎山》的排演就正式开始了。

当时排演打虎上山这场戏，杨子荣手执的马鞭，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吃不准，于是写信向上海《智取威虎山》剧组请教。上海剧组及时回信给予指导，剧团就按上海指导的式样做了马鞭。两年后上海的《智取威虎山》拍成电影公映，杨子荣（童祥苓）打虎上山手执的马鞭，与我村剧团的一模一样，有人还以为我们剧团的马鞭，是上海拿来的。

《智取威虎山》演出，在十里八乡一炮打响，但一年后，随着“文革”的深入，村里造反派夺了权，剧团演出也就停了。

1968年，“剧团”这个名称大概和“四旧”有关，于是各地办起''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其实，仍是剧团的变种。当时我村知识青年或回乡青年中，文艺人才颇多，''一亭两治三彝''就成了宣传队的骨干。''亭''就是方铁亭，他是演员中的台柱子，台相出众，唱功了得。''两治''指的是张佐治张仿治兄弟俩（当时佐治的弟弟仿治也随哥来插队了），他们俩是文艺多面手。''三彝''指的是方彝立方彝吉方彝喆兄弟仨，他们也能演能奏。以这六人为骨架，我们本村青年组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年我们排演过对口词、快板、三句半、样板戏折子戏，以及经典的洗衣舞等，现在偶听到洗衣舞音乐旋律，我就仿佛回到了当年：

''哎——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 呀拉索；是谁帮咱们收青稞哎——呀拉索；是救星共产党，是亲人解放军，阿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哎……'' 演员有王瑞兴、方海飞、郑国英、方亚娣、王海梅、方亚梅等。

1970年，上级大力宣传样板戏，村干部又要求我们第二次排演《智取威虎山》。这一次的排演，以宣传队为主要班点，张佐治操琴（京胡），由新秀方铁亭演杨子荣，邀请原少剑波扮演者俞道斌继续扮演原角色，演出阵容很大。俞道斌当时已年近五十，但唱功演功仍不输当年。

演出效果又是轰动性的，约戏甚多。

当时县“文宣队”也开始排演京剧《沙家浜》，全县掀起了样板戏热。

我村宣传队的《智取威虎山》，在全县很出名。终于，县里以调演为名，把目光瞄准了我们的台柱子方铁亭。不久后，方铁亭被县“文宣队”选中，离开了农村（据说他90年代去了美国）。由于台柱子被抽走，我们村以后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京剧演出了。

后排左一为方铁亭

随着方铁亭的离队，其他骨干也逐渐飞散了，其中方彝喆被推荐去杭大读书，张仿治、方彝立和我去代课了，方彝吉顶替父亲去了广州。1977年恢复高考后，方彝立、我、张佐治、张仿治，都在两年内考入高校读书去了……

从此，我们这些朝夕相处的宣传队队友，从此各奔东西。

当年的剧团，直至后来的宣传队，已只能遥忆；昔日朝夕相处的队友，失去联系已近半个世纪，算算年龄，都已是古稀之人了——笔者只能借本文遥祝各位安好。

明月照你我，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