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乡村悲歌——方龙富办厂记
(当年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实例之二)
宁波北仑林头方村老年协会
宁波北仑林头方村老党员方龙富,五十年前是农村较有文化的干部,为村里做过不少实事,其中有两件我记忆犹深,一件成功了,一件“失败”了。
林头方村的电灯是什么时候亮起来的?是1970年,比邻村早了两年。这是方龙富当年为村民办的一件实事。当时电力应用已到家门口,但仅限于农田应用,由于电线等民用器材紧张,市面上买不到,村民夜里照明的仍是煤油灯,暗悠悠的。当时方龙富是村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安于这个现状,想方设法,通过村民王国兆一个在西安电线厂工作的亲戚,与村民王国良等人,去西安经千辛万难,终以特批方式采购到足够全村通电的电线器材,于是全村家家户户才亮起电灯的。
笔者当时是村里的农民,亮起电灯之前,每天夜里相伴的是暗悠悠煤油灯,一下子过渡到全屋通明的电灯下,心里也一下子亮堂起来了,第一感觉,那叫一个字:爽!——林头方人应该向方龙富、王国兆、王国良等人,说一声迟到了五十多年的谢谢!
第二件实事,就邪乎了。实事求是地说,五十年前方龙富也应该算是农村脱贫致富的领头人,可惜时运不济,''失败''了,且''败''得有点悲壮——我作为当年的见证人,在此向大家还原事情的经过,以还他公道:
1970年底,方龙富提出利用电已进村的条件,应该办企业,让村经济活跃起来。但当年农村办企业是多么的难!看过电影《51号兵站》的,都难忘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兵工厂设备。谁能想到,新中国建立后的林头方村,方龙富为办一个蕞尔小厂,也曾有过与电影故事类似的情节。
1971年,经过领导班子讨论,同意办个小五金加工厂,以发展村经济,让社员日子过好点,这从现在来看完全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但当时农村办厂是被禁止的,只能“悄悄地进去,打枪的不用”。村支部和''革委会''研究后,委托方龙富全权负责——因为他年轻,有文化,有能力,为公众办大事热心。
方龙富欣然领命,摩拳擦掌,先悄悄外出到杭州一带联系各种设备,谈妥加工业务,落实好培训工人的师傳,自己垫付了不少车旅费,招待费。
到杭州去取机器设备,不能堂而皇之,因为路上有关卡,公开运送这些东西,会引来麻烦。
众人商议后定下一计,派些身强体壮而又机灵的小伙子,带着扁担、麻袋,到设备厂去把设备拆散了藏在麻袋里,上面盖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挑回来,''玩''一次电影中的《51号兵站》。
小伙们很兴奋,出发前培训了应对关卡盘问的话语术。回来路上,分散着,装成用麻袋挑农副产品的样子,听从老师傅指挥,乘汽车,乘火车,进站,出站,机智应对,惊险不断。好在那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检查仪器,车站码头的税务及“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是凭肉眼判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新中国农村居然还用“51号兵站”方式办工厂,所以一路过来,有惊无险,终于把十台小五金车床安全挑回来了——这些小伙子为办厂立下了第一功。
只有十台微型车床的小工厂,招工时社员们争得不可开交,最终以抓阄决定。被招进去的村民,高兴得失眠——从今以后是工人了,可以不再下水田被蚂蟥叮了,每月还有工资领,想起来特幸福。
所谓工厂,也只不过一间数十平方的房子,没有围墙,更没有气派的大门,只是在一间本来加工茶叶的平屋内,用水泥预制板和砖头,搭出几个工作台而已。
小工厂开张后,方龙富和外地师傅为培训工人忙得不亦乐乎,到工厂参观的村民也络绎不绝。参观者只要隔层窗,就能参观到整个车间。“吱——吱——”,微型小车床飞速转动中,一枚枚小螺丝在师傅手把手指导下成型了,窗内窗外的人们兴奋无比,大家纷纷憧憬着日子越过越好。
但方龙富由于沉浸在办厂初步成功的喜悦里,一天到晚地忙,他忽视了当时正在悄悄向他逼近的两大危险,一是国家的“左倾”政策,二是“文革”期间复杂的人心,两路夹攻。
当时的政策,禁止农村办工业商业,国家根本不颁发准于农村发展工商业的营业执照,凡农村办厂,多属地下性质,都在打击之列——但民不告,官不究,睁一眼闭一眼,某些地方还是办起了一些小工厂的。
但当时又正处于“文革”,村里少数人人心变坏,见不得人好,以人斗人整死人为乐,在方龙富办厂的同时,有人也匆匆欲动,“文革”做派,秘密在俞家王某家里开了个地下会议,然后分头行动起来……
有人在村里放风,说方龙富高薪聘请的外地师傅的各种坏话,搞得村里人心惶惶。
有人匿名向大碶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举报……
十几天后,穿制服的“打办”骑着自行车来了。他们一到,马上责令工人停下手中的活,拉掉电闸,在车间大门贴了封条。外地请来的师傳被关起来,要求交代问题——当时领头封厂的,是大碶税务所所长兼''打办''主任顾国顺(当年没有独立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这个职能往往由税务部门行使)。
人们目瞪口呆。顾所长说:“我们接到举报,你们村违规办厂,方龙富涉及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也许当年尚无阻止农村办企业的相应法律,而''投机倒把''是一条现成的''高压线'',顾所长又兼打办主任,于是,就把方龙富的办厂行为,往这条''高压线''上一挂,一下子吓唬住了所有人——因为那个时候''投机倒把''是重罪——到这一步,任何人都无力回天。
一时间人心惶惶,只能让方龙富背锅了,于是,村里召开了对方龙富的批判(斗)大会。会上,税务、''打办''、公社干部轮番讲话,大致意思是:农业必须学大寨,农村只许搞农业,生产大队办工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龙富有投机倒把嫌疑,必须禁止——最起劲的,是那个''打办''主任顾某顺,把方龙富的''投机倒把''行为,讲得绘声绘色,似乎十恶不赦(其实都毫无根据)……
忐忑的村民们,虽感极度失落,工厂梦只做了个开头,就结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谁还敢支持方龙富?
接下去,方龙富被软禁在一间屋子里里,审查、交代、批判,好几个月没完没了,还戴了顶''投机倒把''的帽子。更使他伤心的是,在公社、工商税务和''打办''一边倒的宣传下,人们很快就''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似乎一夜之间提高了''觉悟'',部分干部和群众也参加了对他批判,都说他坏。
搞事者趁机推波助澜,甚至把要求他坐牢的大标语刷到了镇海县公安局的大门口,字大半公尺见方,延绵数十米:
''方龙富违规办厂投机倒把罪该万死!强烈要求逮捕方龙富!''(注:“文革”期间谁要打倒谁,都用''罪该万死'')
有的人无主见,被舆论熏陶裹挟着,也盲目跟着说起方龙富的坏话来,逻辑很可笑:''厂被封了,人被关了,就是坏的证据,不坏,为什么会被关厂、关人呢?''
自古墙倒众人推……
曾记得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被稀里糊涂地枪毙了,当地人都说阿Q坏,逻辑根据被枪毙就是坏的证据,不坏,怎么会被枪毙呢?——互星大队的部分人当年对方龙富的口诛笔伐,与阿Q家乡的人们说阿Q坏,何其相似!
当时也有明是非的干部或社员,但谁都不敢站出来,只能暗中同情方龙富,扼腕叹息:''唉,龙富又不是为了自己办厂,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
十年后(1981年)改革开放了,农村可以发展工商业了,有人说:''当时龙富要是办厂成功了,林头方村早就有工业基础了,先走一步,也已富起来了,唉,可惜啊……可惜啊……
人们这才意识到:林头方村先富起来的机会就这样失掉了!
事情已过了五十多年,笔者前不久拜访了方龙富老人,他年已耄耋,正在村老年人活动室做公益,反应明显迟钝,视力严重衰退,但记忆和思维尚清晰。我说起当年办厂的事,他一下子神情黯然起来,嚅嚅地自我解嘲说:''唉,当时群众觉悟太低了,还说我投机倒把……差一点连党籍都保不住……'' 说完有点戚戚然。
看来,五十年前的委屈仍积压于心。我宽慰他说:''您对得起林头方村,该释怀了,当年群众对您“批判”是“文革”使然,有的人是被逼迫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左倾”政策,不具备办企业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制约了农村脱贫致富。当年这种事多得去了……''
老人得到了些许宽慰,总算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为了感谢方龙富曾经为争取家乡脱贫的初心,承受过委屈,我就追忆了这件往事,意在用文章宽慰老人,向年轻一代证明那时办企业很不容易。
林头方村人,应该还方龙富一个迟到了五十多年的公道!乡村要振兴,千万要防止上述的故事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