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乡村悲歌——只许共同贫穷 ！

（当年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实例之三）

时间：1970年；地点：宁波北仑林头方村；人物：大队“群专”和俞姓农民；事由：俞姓农民因勤劳+盘算精而致富（小富），引人妒忌，“群专”查抄俞姓农民家，扣押自行车，勒令挖掉自留地上套种着的果树，召开批判会；结果：大家只能坚持共同贫穷。

事情的经过

20世纪70年代初，农村极左政策登峰造极，生产队限制种植经济作物，集体不允许搞多种经营，不许办工商企业，个人不许发家致富。当时农民虽有自留地，但只许种些蔬菜杂粮供自家日常食用，略有余，允许到市场卖掉，但不能当成正业，更不准从事有规模的贩运商务，否则就是搞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被''割尾巴''。

俞家生产队有个俞姓农民除了节俭，还很有经济头脑，特别勤快，善于瞄着市场经营自留地，什么行俏（价高且好卖）种什么。他们种的桃子、西瓜等地作货（蔬菜的统称），都比别家上市早，产量高，能卖好价。

他们精打细算，对有限的自留地采用效益最高的套种间种，树上结水果，树下种西瓜，西瓜地里又间种下一季作物，一年四季，出产的东西比人家多，等于一地多用，效益倍增。

俞姓农民精明过人，盘算使人家叹服，南京算北京算（喻会算计），收入自然好。本来就已经众目睽睽，他还不知不觉，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人家日子越过越难的当口，买来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售价160元。160元，当年对很多农民来说是天文数字，不吃不喝，一年收入也买不起。俞姓农民自此很嘚瑟，往往骑着车招摇过市，去相亲，去赶市，乌光闪闪的车架油漆，两只轮子钢圈锃锃发亮，更勾心的是车行进时，“飞盘”发出轻音乐似的“嗒嗒”声，谁看了听了都会眼痒心跳——俞姓农民更成了村里部分人妒嫉的焦点。

有些人心态开始怪起来，阴阳怪气的话多起来，话里话外浸透着希望这户人家早点倒霉的戾意：

“农业不是学大寨吗？大寨允许这样吗？”“一天到晚去卖地作货，要是人人都这样，队里的活咋办？”“你们看到吧，他昨天又添了一顶新帽，还有新皮鞋，资产阶级生活啊！”“看着吧，这不是‘尾巴’么？迟早会被割掉的”……

——贫穷中有的人，自己好不起来，也看不得别人的好，特别会仇富，妒火一烧，心理就变形了，背后说俞姓农民坏话的人越来越多……

众口铄金，有人干脆强烈建议村''革委会''割掉俞姓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

非常巧合，当时上至公社下至大队都有了“群专”（全称群众专政）组织，由贫下中农公推代表当头，专管地方治安，兼管“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个年代，只要是群众发动起来的事，党支部和“革委会”必须支持。贫下中农协会和“群专”，在某些事情上，权力比党支部大，因为“文革”正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于是，“群专”负责人就带了一批人，“浩浩荡荡”地到俞姓社员家，说：“接群众举报，你们搞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来''割尾巴''了——“群专”的头在“执法”前还不忘先说明是接“举报”才来的，自己是执行者，其实他也是早已对俞姓农民日子越过越好的妒嫉者之一。

一时，消息灵通者奔走相告，一大群村民，尾随而来，围在俞姓农民家门口，观摩他们早已想看到的一幕，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快感。

“执法人员”当场扣押了俞姓农民的新自行车，勒令挖掉自留地上种着的果树，搬走了部分新买或做的家具，整个过程似是打土豪。

围观的人群中，当然也有人产生了隐隐的困惑：''难道大家都过穷日子才光荣么？他们的富日子，是偷来抢来的么？……''

当时俞姓农民一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懵了，惊慌失措，当场表示愿意挖掉自留地上的桃树，自觉''割掉尾巴''……

几天后，村里召开了专场批斗会，由“群专”负责人主持，俞姓社员站到台上，低着头，接受了大家批判。上台发言的，批判俞姓农民太有盘算，搞发家致富，这样下去将成新地主，贫下中农又要吃两遍苦，受二遭罪，云云。

从此，俞姓农民再也不敢花心思赚钱了，与大家一样，过起了只在生产队田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规规矩矩穷日子”……

改革开放以后，这户人家终于解除了束缚，勤劳能干的他们，又开始富了起来……

近十年，笔者家乡也已成城市发展的城边村，住了很多外地打工者。有一次笔者回老家，刚好遇见这位俞姓农民。他已八十有余，两鬓添霜，但神情并不失当年的精明，手里拿着计算器和收款二维码，正挨家挨户收房租。笔者直佩服他这么一把年纪了，计算器和微信收款码还能玩得这么溜。他们还在出租屋前，放了好多台投币自动洗衣机，供打工者洗衣，兼收洗衣机使用费。投币机叮噹声和洗衣机转动声又像一首动听的音乐，交响在他们的院子里……

听村里人说，全村数他家出租屋最多，有数十间，已成过去香港电影中的包租公包租婆。看来，改革开放，彻底解放了俞姓农民，他再也不担心被“群专”扣押什么，或被勒令在自留地上拔掉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