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医  歌

题目看起来不伦不类，但现在偶有小恙，每当我走进医院，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县（区）级医院，市级医院，抑或私立的民营医院（包括诊所），看着日益现代化的医疗气象，不由人感慨万千。回顾七十多年变迁，浮想联翩，我真想为中国的发展唱一支歌。

我要讴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由70年前的38岁，已提高到77岁以上……

我要讴歌人群中先天性后天性残疾人已经大大减少，尤其是吸血虫病、麻风病已被基本扼住，幼时常见的大象腿（大脚风）、麻脸、癞头等已经绝迹……

我要讴歌人们的医疗观念天翻地覆，那些愚昧得令人窒息的治病认知，在年轻一代中已被荡涤得一干二净……

人的健康长寿，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离不开观念、营养和医疗——医疗，尤使我痛定思痛，本文歌讴其发展之快：

从我爷爷的悲剧说起

我是宁波北仑林头方人，从记事起，爷爷就不在了。父亲告诉我，他16岁那年（1942）夏天，才49岁的爷爷吃了几个变质的粽子，开始拉肚子。当时的农民，认为拉肚子是小事，喝些家里煎的草药汁，照样硬撑着干农活。坚持了几天，人垮了，躺在床上又吐又泻，几乎动不了。父亲当时少不更事，奶奶是个谨小慎微的家庭小脚女，也不知所措，有人劝父亲请来一个会''作法''的盲人，报酬是一千斤谷。''作法''那天，瞎子煞有介事地披着道袍，手持桃木剑，披头散发，在屋里屋外念念有词，挥舞着宝剑''驱鬼''。折腾中，爷爷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这时候，左右邻居终于有人建议，快去请医生。爷爷已不能动，于是父亲急请人去十里外用元宝篮抬来医生。医生到来一看，说本来是急性肠炎，不算致命病，但因时间耽误太久，已经无法救治了。

爷爷就这样走了，结果是父亲失学，还背上沉重的谷债……

爷爷的生命悲剧，在当时农村具有普遍性，农民生了病，因为心疼钱，硬撑着，撑不住了，第一时间就用偏方，仍不见好，就求菩萨、吃香灰、贴佛牒，请仙姑问神，甚至邀道士驱鬼，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才会想到去医院。几年后，我堂爷爷才53岁，也去世了，得什么病不清楚，估计也是不及时就医，只求助迷信，耽误了救治时间。

在旧中国，乡村人无生病后第一时间去医院的观念，年轻时靠体质抵抗各种疫病。一旦上了四十岁，人的免疫力开始走下坡路，得了病，生命防线很可能被快速突破，又不及时就医。所以在那时，人过了四五十岁，死亡的概率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人生七十古来稀，一点不夸张。

据说，旧社会婴孩出生后死亡率也高得惊人——产妇生小孩，多由民间接生婆接生，接生时没有对剪脐带的剪刀消毒，新生婴儿很易感染破伤风菌。一般情况下，这种病菌七天内发足，导致小生命消殒。民间不知此理，还责怪小孩本来就是''七日风鬼''（乡俗对活不过七天孩子的迷信说法）。

旧中国农村医疗保健体系极度落后，十数里方圆内，虽有中医或西医医院或诊所，但规模很小，请得起医生的，都是体面人家，普通民众，很少会花高价向他们求治，生病了只能用土法自救，其中有些是愚昧的迷信。

听了父亲及老一辈人的回忆，不胜唏嘘，从而也理解了新中国刚建立时，人口平均寿命才38岁的原因。

幼时大人为我“招魂”

我出生于1950年，从记事起，只在6岁时气管炎实在太严重，母亲陪着我去过一次医院，其余时间的头痛脑热拉肚子，记忆中从来没有去医院。但那时候乡村人家为治病，公然地请仙姑、道士装神弄鬼的，已经被禁止，但人们的观念，仍十分落后，甚至可笑。

四五岁时，不知什么原因受了惊吓，我情绪一时调整不过来，一直发着呆。奶奶和妈妈吓得不知所措，马上为我''招魂''。''招魂''的方式是：妈妈和姑姑抱着我，坐在灶门旁，奶奶在灶王爷前，用一只小碗装上大半碗水，碗口蒙一张半透明的纸，然后，抓一把水甩在纸面上，口中急惶惶地叫：''阿开噢，魂回来！阿开噢，魂回来！'' 喊一句甩一把，水透过纸，渗下去，渗下去，慢慢碗就满了起来，一小时后，水与纸之间的空气，形成一个漂动着的圆点，随着碗仄动，在纸面下移来移去，这就是大人们理解的招回来的''魂''。于是，奶奶虔诚地揭开纸，让我喝一口碗里的水，算是我的''魂''重新进入了躯体——其实，在大人们忙于招''魂''的一个多小时里，我自己情绪慢慢平复过来了，根本不是奶奶招回了''魂''。当时这种为小孩''招魂''的方式，民间很常见。

这一切，奶奶很相信，妈妈和姑姑、叔叔将信将疑，听从奶奶搞这一套，一半是相信，一半为尊重，而父亲是个农村知识分子，不会相信，当时不在家。如在，估计他也不会竭力阻止，顺其自然，因为劝阻人们习惯成自然的东西，太难太难。

在记忆中，我平时发热咳嗽什么的，很少会被大人送医院，大多熬几天就过去了。有时拉肚子或肚子疼，大人就会从屋梁上挂着的成捆''化葯丹''（从山上割来并晒干后备用的蒿科草药）中，取出一束，剪碎，煎成汤，喝下去，用来止泻止疼。

我5岁时伤了脚踝，肿得很，不能走路，整天待在床上，大人们也没有送我去过医院，硬是让我自己慢慢好。也许大人们一直以来认为跌倒摔伤不是病，伤筋动骨一百天，自然会好的，不必去医院。大人们这种观念，也是从他们的大人处传承下来的，一代传一代，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我幼时受过凉，得了气管炎，长期气喘有声，但轻度，大人觉得这是乡下孩子常见病，除了开玩笑说我喉咙里有小猫，也不当一回事。母亲心疼不已，终于在6岁那年，陪我去大碶医院就了一次医。说也奇怪，那个时候小孩子偶求医，西药见效快，大碶名医张嘉仁，开方一帖就药到病除了。除了这一次，平时实在记不起还有哪次去过医院。

村里很多孩子发高烧，大人也不当回事，到了实在严重时，才抱着送医，但往往为时已晚。同村与我的两个年龄相仿者，就是因为三四岁时发高烧，大人送医院太迟，终成小儿麻痹症，落下了终身残疾，成为瘸子。

所以，尽管新中国建立后头三十年，社会稳定，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但相对愚昧的观念、贫穷的经济，以及落后的医疗，使农村人的寿命提高缓慢，尤其是孩子的夭折率仍旧偏高。

解放初期的全民保健

我的右小腿外侧有一个5分硬币大的疤，妈妈告诉我，这是防天花（麻皮脸）种的痘，不是疤，因为种痘时才两岁，人幼不记事。我发现，父母的右手臂，也都有痘，再观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同龄人或大人都有痘，有的在手臂，有的在小腿外侧。凡有痘的，脸上都没有麻皮，而脸上有麻皮的人，都无痘，且麻皮都是解放前形成的。因为解放后，国家开始大规模给民众接种防天花疫苗，天花基本绝迹了——痘，成了新中国最早留在人们身上的防疫保健印记，这是国家惠民医疗的起步。为了动员人们种痘，当时国家做了多少宣传工作，我难以想象。

四岁时，妈妈或姑姑给我吃''甘积糖''（当时只记得这样称呼），甜甜的，很好吃。事后才知道这是国家免费发放的小孩驱蛔虫药。糖的包装很好看，圆锥体形，包在外面的纸花花绿绿，上面是小孩喜欢的画。糖给小孩吃，画给大家看，驱虫宣传一举两得。

六七岁起，乡里卫生所医生常背着''+''字药箱，穿村走户给每个人打防疫针，村里有几名青年协助（后来有的成了赤脚医生）。当时人小，见到背着药箱的人就逃，对打针怕得要命，特别是被大人拉住撩起袖管等待挨针前，那长长细细亮亮的针管，在戳入胳膊之前，紧张得脑子一片空白，刚擦棉球消毒就杀猪似地乱嚎。因为小时候调皮，奶奶常在干针线活时用扎针做我规矩，尽管常常是装装样子吓唬而已，有时即使扎到，也仅仅是针尖，但已经很疼了，现在居然这么长的针，要扎入我的胳膊深处，哪能不怕？——其实，奶奶扎针才真的疼，而打预防针是不疼的——这是我后来的体验。

上学后，打防疫针大都在学校完成。1957年我刚入小学，老师拿出一只形象很特别的小螺，在课堂上讲解吸血虫病常识，发动大家下田除螺，说这是吸血虫寄生螺。于是同学们纷纷下田寻找，后来是否找到了，我的记忆模糊了。反正后来毛主席写的《送瘟神》诗，与当年这件事有关。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老百姓的医疗，从防疫保健做起，在六十年代基本消灭了天花、霍乱、吸血虫病等病，凡过来人，一步步都记忆犹新。

基层的医疗普及和观念更新

60年代起，农村大人为小孩''招魂''的可笑事，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得益于国家在农村的医疗保健科普和基础医疗保健的推广。

农村赤脚医生的出现，并非纯是“文革”的产物，因为建国后，农村始终有一支活跃于国家防疫保健事业的青年农民队伍，他们是赤脚医生的前身。后来农村广泛建立赤脚医生医务室后，他们就是骨干。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室的最大作用有二：一是民众偶有头疼脑热，几片药丸或几支针剂就能搞定，既省时又省钱，从此农民有病就不再耽搁，不会小病拖成大病；二是医疗保健科普大大得到强化，落后的治病方式，都被民众拋到了脑后，保健意识也逐渐培养起来了，久而久之，思想观念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但改革开放前，农村的医疗水平，仍在低水平徘徊，在艰难曲折中前进：

1968年出现赤脚医生，医务人员由公社卫生院培训。这一最基层的医疗设立，确实对农民改变观念，防病治病起到了根本性作用，使大多数人在小病或初病时，得到了初级诊治，扼住了小病拖成大病的源头。

但，那时候的各级医院是非常寒酸的，描述出来会使现在的医院齿寒三天：

我的老家叫邬隘公社，只在公社所在地有个卫生所，三间屋面的木结构老房子，门口临河，有个专用于各乡村摇船送来诊治的病人上岸的埠头。卫生所有医务人员二三人，主治医生叫袁殿（公社范围内的名医）。

再高一级，就是下辖五个公社的大碶区了。大碶是个大集镇，当时全区十万多人口，也就这么一所医院，当时叫“大碶卫生院”而不叫医院，叫医院不夠格，但当地的老百姓仍叫大碶医院。大碶卫生院也仅仅是一排简陋的平屋，前面临河，也有专供船送病人来求治的河埠头。旁临公路。当年的公路都是沙石路面，汽车过处，医院门口沙尘飞扬。大碶卫生院70年代前最有名的医生叫张嘉仁（全区有口皆碑的名医）

插议：笔者一直想，五六十年代前，中国各小地方（十里八乡）各有“名医”，这是否与老百姓平时怕花钱不看病，实在熬不过才去医院，而医生诊治时只要确诊了病情，用西药见效奇快，于是老百姓误以为医生医术高有关。真正的“名医”，哪会每十里八乡都能出？

再往上，那就是宁波市里的医院了，乡下人很少去，笔者印象不深，也只能这么说，比公社和区（当年的区就是下辖几个公社的大镇）的是大多了，但也简陋得现在无法想象。

印象中，那时公社级的卫生所和区级的卫生院，当年去看病的人根本没有现在医院的繁忙场景。是人们病少，还是贫，我想过来人心里明白。

但不管怎样，建国后三十年，人们的平均寿命在稳步提升，全国人口由1949年的四亿多点，到1979年的九亿多，就是最好的注脚——这与社会稳定下的医疗水平提升分不开。

改革开放后

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近二十年，医院悄悄地多起来了，规模也大起来了，防疫所，医技体检中心，各类诊所，像雨后春笋……

医疗保障开始向全体民众覆盖。据2021年统计，城乡得到医疗统筹和保障的人口，已达13亿之多。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有病能及时就医，大部分看病的费用，不由本人负担。尤其是三年来新冠肺炎的抗疫，国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接种疫苗一律免费，核酸检测费用也几乎全由国家负担，这使多少生命，得到了保护！

我国人口已由新中国成立初的4亿多增加到14亿多，人口平均寿命由不到38岁延长到现在的77.9岁，作为支撑人口平均寿命三大要素之一的医疗保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真是换了人间啊！我想，我爷爷要是地下有知，他肯定也会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