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升其人其事补说

朱教贵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省内外的一些报纸、刊物和电视网络，断断续续地刊发了大冶铁匠朱其升与毛泽东交往的故事。文章内容绝大部分真实可靠，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和趣味性。但也有些文章有错讹和失实之处。比如，有家刊物，为了突出伟人的亲民形象，不惜丑化朱其升，说他在湖南田江当学徒时偷饭吃，遭到老板痛骂后被开除，沿途乞讨；有家晚报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把朱其升的孙子写成儿子，把儿子写成村里的青年后生，并说这位后生怎样嘲笑朱其升愚笨。更有甚者，一家电视台为了博人眼球，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在拍摄时，竟然对朱其升的长孙朱教礼说：“只要朱其升与毛泽东有过交集的事情是真的，至于怎么报道那就是我们的事了”。结果，播出的片子，任意拔高，夸大其辞，漏洞百出。还有些报道，道听途说，把朱其升病逝、打铁铺地点以及他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画像的地方都写错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读后让人如骨鲠在喉，想一吐为快。  

为了厘清人物关系，还原历史的真实，在不久前一个温暖如春的冬日，我专程回到老家，看望拜访朱其升的侄儿（也可以说是儿子，过继给朱其升顶门立户）朱从君、长孙朱教礼，同他们父子俩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此后，我结合本人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少年时的记忆（朱其升病逝时，我已读小学五年级了），进行严肃认真的梳理和比对，现将有关情节记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

朱其升出生于1891年11月，老家是大冶县铜山口附近的烟铺朱村。他和我四祖父住在一幢连三间的房子里，他住左边，我四祖父住右边。我家的房子与他家不到30米远。按照家族的辈分，我该叫他爷爷。朱其升兄弟四人，大哥朱其瑞，上世纪40年代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去了江西，后来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朱其升排行老二，育有一位女儿，名叫朱从清，现已年届九旬，身体硬朗。三弟朱其美，育有三子，最小的儿子朱从君，上世纪50年代过继给了朱其升。四弟朱其兴，英年早逝。朱其升的堂弟朱净臣，是湖北省的文化名人，不到20岁，便以全省第七名的成绩，考入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毕业后历任湖北省立中学教员、教导主任、校长，后升任武汉原张公区区长，湖北襄阳行署专员，生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在地方上享有盛名。朱净臣独子朱从文，早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五师干部，1942年光荣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  

我家与朱其升家交往甚密，感情深厚，可算得上是世交。我四祖父与他同居一幢房子，雨天不能下地干农活，就帮他打下手，拉风箱，抡铁锤，干一些铁匠活。朱其升的堂弟朱净臣1961年从外地回到老家后，寄居在我村朱从礼大伯家。白天，他给生产队赶鸡驱鸟，赚工分维持生计，晚上给我讲授唐诗宋词和楹联，点读背诵《古文观止》。我跟他学习了四个寒暑假期，受益匪浅，他是我的恩师。1963年，我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卧床近一个月，是朱其升的大侄子从圣叔用针灸疗法帮我医治，得以痊愈。互助组合作化年代，我父亲当生产队长，朱其升的二侄子从贤叔是队里的会计兼计工员。朱其升的三侄子（后来过继给朱其升当儿子）从君叔今年八十有三，大我两岁，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同窗。我与朱其升的大孙子朱教礼，兄友弟恭，亲如手足，多年来相互扶持。朱教礼的婚礼以及后来他的姑娘出阁，我都是以主婚人和证婚人的身份出席。朱其升的夫人郭兰英奶奶，女儿朱从清姑姑，逢年过节都要买些水果、罐头或糕点，登门看望我的老父亲。  

有人曾经问我，你们两家关系如此亲密，你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写了那么多的新闻报道，为什么不把朱其升与毛泽东交往的故事宣传一下呢？我的回答是，朱其升家族的后人朴实忠厚、为人低调、不事张扬，未征得他们的同意，我不能贸然动笔。  

朱其升得到毛泽东的关爱，既是他家人的骄傲，也是我们朱氏家族的荣耀。家族续谱时，族人很隆重地把毛泽东写给朱其升的书信录入了族谱中。如今我已年过八旬，虽然老眼昏花，但大脑还算清醒，如果不把我们家族中的这件大事秉笔直书，以正视听，恐怕就遗憾终身了。 

二

朱其升家庭贫困，兄弟众多，13岁就背井离乡，只身来到湖南田江一铁匠铺当学徒，打铁为主，偶尔修修雨伞。学徒工只包吃住，没有工资。16岁出师后，遇上湖南地区水、旱灾害严重，老百姓吃了上顿愁下顿，生意难做，老板只好辞退了他。离开田江后，朱其升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正当走投无路之时，听说长沙官府招收新军，他喜极而泣，急忙跑去报名应征。长官见他身材高大，得知他还有打铁、修伞的技艺，就高高兴兴地收下了他。湖南新军将朱其升编入到赵恒惕的麾下，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  

朱其升当时所在的班里有13人，没有班长，副班长是来自湖南的矿工彭友胜。这位打铁出身的新兵训练时能吃苦耐劳，行军时帮人扛枪背包，休息时给班里修理枪机和拆洗零部件。特别令副班长感动的是，有一次部队行军过河，拖载军用品的马车陷进泥泞之中，敌人的追兵又紧随其后，情况十分危急，朱其升不顾个人安危，冒雨跳进烂泥中，用肩膀顶着车杠往上推。由于用力过猛，肩膀红肿了，手也破皮了，终于化险为夷，将马车推上了岸。朱其升的事迹在部队里传为佳话。不久，彭友胜报请上司批准提拔了朱其升，月饷银8元。  

1911年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所中学读书时，恰逢武昌起义。同年10月，长沙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带兵攻占了衙门，升起了“汉”字旗。受革命潮流的影响，长沙的学生也自发地组建起了革命军。可毛泽东不想参加学生军，而前去投奔湖南起义的正规军。机缘巧合，在军营门口碰到了老兵朱其升。当时负责招收新兵的长官见毛泽东穿着学生装，还不到当兵年龄，坚决不肯招收他。后来，在毛泽东的一再请求和据理力争下，长官才作出让步，说，当兵可以，但你必须找两个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为你担保，否则免谈。当时站在一旁的朱其升觉得这位后生谈吐不凡，知识渊博，而他们班里都是些大老粗，正缺少有文化的士兵，于是就带毛泽东找到副班长彭友胜，极力推荐他。在彭友胜、朱其升的担保下，毛泽东终于实现了参军的愿望，当了一名列兵，月饷银7元。  

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响应武昌起义、光复湖南的革命军。朱其升是一名老兵，他处处关照毛泽东。刚入伍时，毛泽东没有军衣和毛毯，朱其升就将自己的送给他。天气寒冷，他们两人睡在同一张床上。部队打牙祭，朱其升了解到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就把自己分得的一份悄悄地夹一些给他。朱其升学徒出身，喜欢舞枪弄棒，平时经常给毛泽东传授一些步枪射击要领，教他如何擦拭保养枪支。毛泽东酷爱看书，知识面广，善于言辞，得空时就给朱其升、彭友胜讲《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和《岳飞传》里的一些故事。朱、彭两人听得最带劲、最入迷的故事是“空城计”、“曹操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坂坡”、“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孙悟空大闹天宫”和“林冲雪夜上梁山”等。行军路上，短暂休息时，毛泽东就从路边树上折下一些树枝，教士兵们写字认字。只读过三年书的朱其升，解放后做生意、办工厂，能自己记账、写合同，毛泽东功不可没。  

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的部队，没有打过大仗，但也经历了不少小的战斗。1911年12月底的一天，朔风呼啸，大雪纷飞，部队出城向东开拔，刚进入一条狭窄的山坳，就和埋伏在半山腰的敌人交上了火，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转瞬间击断了毛泽东身边的树杈，朱其升急忙抱着他一块滚到下面的山沟里，躲过了一劫。春节以后，部队向浏阳方向进军，上级下达了紧急命令，必须夜行军100余里赶到目的地，中途要翻过一座大山。毛泽东身体瘦弱，累得满头大汗，朱其升二话不说，上去摘下他身上的背包往自己肩上一放，拉着他的手往前走。天刚蒙蒙亮，部队来到一个叫陈家湾的村庄时，敌人的骑兵追过来了，敌众我寡，不能硬拼，士兵们只能化整为零，迅速疏散。朱其升和毛泽东被迫钻进了一条阴暗的下水沟里。敌人在村里驻扎了三天三夜，朱其升和毛泽东随身携带的一点干粮吃完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嘴唇干得发裂，只得用毛巾蘸一点沟里的臭水，润一下嘴唇。直到敌人撤退，两人才化险为夷。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这段军旅往事，成为朱其升和毛泽东共患难同生死的最好注脚。  

1912年4月，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和议，战争暂时结束了，朱其升的部队接到上级的命令，就地解散，每人发了3个月的饷银回家。从此，毛泽东和朱其升各奔东西。朱其升回到老家后，娶妻生女，种田打铁兼补伞。因怕惹祸上身，他从未对人讲半句关于军营的事情。

三

1950年仲春的一天，朱其升挑着锄头、镰刀和修伞的工具走乡串村时，看到原矿山区下庄屋村一家农户的堂屋里，贴着一张毛泽东主席的彩色肖像，他觉得这个人面熟，凑上前去仔细看，照片中人下巴的那颗大痣，让他惊喜不已：这不是四十年前与我一块当兵的润之弟吗？带着疑惑回到家后，他将此事告知了妻子郭兰英。由于当时解放不久，加之山村闭塞，几乎与外界隔绝，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当年加入新军用的名字是毛润之，所以朱其升一直都不知道国家主席原来是自己的患难兄弟。墙有洞，壁有耳，朱其升和毛泽东一起当过兵的故事，在小山村里悄悄地传开了。对此，有的人不置可否，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的人认为是朱其升在吹牛，还有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甚至有人讥讽他说：“你和毛主席一块当过兵，为什么毛主席没封个官你当一当”？但也有人认为朱其升忠厚诚实，从不说假话，此事可信，于是怂恿他给毛泽东写封信去试一试。在众人的劝说下，朱其升前前后后请人写过六封信，均未收到回复，不知是中途遗失，还是普通老百姓的信件根本就送不到毛泽东的手上。  

1952年，朱其升到汉口街头补伞，和同乡何凤翔聊起了他参加革命军时与毛泽东同在一个班的这段往事。在何凤翔的引荐下，他认识了汉口业余夜校一位叫孟淑纯的女教师，后者是时任湖北省主席李先念的老乡和新四军第五师的战友。孟老师认真细致地询问了朱其升相关细节后，代他写了一封书信并附上朱其升的相片，请李先念随公文一起传送给了毛泽东。  

注：毛泽东给朱其升回信的原件，于1976年11月上交中央档案馆。

1952年9月初，一封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公函寄到了朱其升的手中。信中写道：“其升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两百万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读完信后，朱其升热泪盈眶，激动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恨不能插上翅膀，马上飞到北京去见润之弟。  

1952年10月中旬，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受毛泽东邀约，朱其升从汉口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下车后，他手里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直奔中南海，终于见到阔别四十年的毛泽东。毛泽东握着朱其升的手，笑容满面地说：“其升兄呀，你怎么不早点给我写信呢？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老朋友啊！去年春天，我们的副班长彭友胜给我来信了，我已经给他回过信，并请他也来北京玩玩”。“当年我们在部队共同生活和战斗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你和彭友胜像兄长一样对我照顾和帮助，我如今还记忆犹新呢”。朱其升认真倾听毛泽东的讲话后，感慨万分，他衷心感谢毛泽东当年像老师一样教他读书写字，给他讲励志故事和革命的道理，从不嫌弃他这个大老粗。此时，有位秘书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向朱其升使了个眼色，并指了指手表，示意时间不早了。朱其升起身告辞，但毛泽东执意要他留下来吃饭，还吩咐秘书叫厨房特意烧了一盘红烧肉。  

吃完饭后，毛泽东要朱其升在北京多住一些时日，去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和万里长城。一星期后，又叫人通知朱其升到他的办公室促膝长谈，详细了解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特别是老百姓对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以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看法和要求。朱其升将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知道的情况如实做了汇报，讲农民分到土地后的喜悦心情，将解放后乡亲们安居乐业的幸福情景，还讲到大冶矿产丰富，有煤、有铁、有铜。听完汇报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并饶有兴致地说，你老家大冶是块宝地，在世界都有名呢。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亲自去看看。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朱其升在北京逗留了近一个月。临别时，毛泽东又叫人给了他500万元人民币（旧币5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500元）作为路费和回家后的生活补贴，朱其升执意不收。毛泽东说：“这是我的稿费，钱是我个人送给你的，放心收下吧”。 

四

1953年春，朱其升遵照毛泽东关于“对手工艺人应给予生活照顾，指明出路”的指示，把流散在武汉硚口一带修鞋、补伞、补锅、箍木桶的60余名手工艺人组织起来，在硚口区大夹街20号创办了和平油布雨伞厂。  

因为朱其升懂技术，还把毛泽东给他的500万元钱拿出来做资本，职工们一致推举他当厂长，并由他推荐了一名头脑灵活、有文化的湖南人谭盖元当副厂长。在他俩的带领下，工厂越办越红火。后来，朱其升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每月给他家补贴的200斤大米也退还给了国家。  

1954年仲夏，朱其升带着一摞和平油布雨伞厂的照片和资料，再次来到北京，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在武汉办厂的经历和取得的成绩。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叮嘱他回来后要继续把工厂做大做好，要关心职工的生活。如果工作上遇到困难，可以去找湖北省委的王任重或张平化同志汇报。  

朱其升从北京回到武汉后，把省城的伞厂交给副厂长管理，自己带一批骨干到黄石办起了一家分厂，厂址在后来的黄石市第一塑料厂处。  

1956年，朱其升因罹患胃癌，在老家烟铺朱村的祖屋里不幸病逝，享年65岁。他逝世后，安葬在我们老家一个叫蘑菇墩的山坡上。出殡时，城里来了很多大干部，还送了花圈。  

得知朱其升离世的消息后，毛泽东深表痛惜，叮嘱地方政府对他的家人多加关心照顾。从1956年起，逢年过节，武汉市政府、民政部门都会派人前来看望慰问朱其升的夫人郭兰英，直到1978年郭奶奶去世。1974年，朱其升的外孙女刘元芳高中毕业后，在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特许下，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医。朱其升的长孙朱教礼，1979年考入了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是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现已从公务员队伍退休。重孙们也都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未来可期。 

作者简介：

朱教贵，黄石日报社退休记者，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采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特写、调查报告等和着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新闻报道。兴趣使然，写点游记散文等“副产品”润润笔。199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散文集《寻觅》。报告文学《蠢古》获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散文《铜绿山览古》获中华文学2022年度优秀散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