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夕，由于我作为学生，长篇论文《论秦牧散文的艺术风格》，刚在国内顶级刊物《文学评论》发表，在学校内颇有影响。由此学校的毕业分配，对我格外照顾。学校告诉我，有两个毕业选择，一是可以留校任教或到校学报工作，二是分配到广州广东工学院任教，有可能是教大学公共语文课，两者可由我自己选择。其时我曾得到过散文家秦牧、老诗人黄雨、广东双一级研究员、教授杨樾等诸位先生，对我的文学研究在书信中给予了鼓励与指导。他们都在广州，我希望能靠近他们，就近请教，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分配到广东工学院工作。在离校那天，一向器重我的中文系老领导苏书记，新任陈书记都来送我，还提着送我的椰子，亲自陪我下船，临别殷殷叮嘱我要好好努力，再出成果，以后当个教授来报喜。现在几十年过去，情况并没有那样，因此至今想起他们的深切叮嘱，心中有愧，眼睛也是湿润的。

      来广工报到，我是坐船来的。当我从广州洲头咀码头离船上岸，发现亲自来接我的竟然是广东工学院党委孙再昭书记。孙书记有光荣的经历，他39年17岁便参加八路军，40年入党，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随大军南下广东，担任过汕头专区行署专员，和珠江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他带着秘书和司机开着吉普车，一接到我，见我带来的生活行李只有一个小木箱，用纸箱装着的书却有七件，便打趣地说：“小黄，你把书房都搬来了？”然后没有闲话，指挥司机和秘书帮我把书和行李搬到了车上。我的书把整个车后备箱都占满了，还填满了后排我旁边剩下的座位。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到广东工学院报到，不是到广州，而是车子直奔韶关广东矿冶学院。在车上，孙再昭书记才告知原委，原来是在1970年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广东工学院被从当时党政所在重地的广州东山区东风路校区迁出，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搬到了韶关马坝的南华寺旁边去了。而原校园，被当时广东的两家主流大报占用。现在教育政策有了调整，学院经过努力，上级同意学院名字可改回广东工学院，也同意院址可迁回广州。但现在，一时还没有找到广州校园可用。因此，我需要先到韶关报到，至于什么时候学院能搬回广州，还得看什么时候解决了广州的校区问题。孙书记说，知道你很会写东西，但你还需要先到学院子弟学校去过渡一段时间，等学院搬回广州了，再安排你到学院党委办和宣传部工作，教学的事你就别想啦！

      事情出乎意料。但我上大学前，就在准部队的兵团工作，一直是立过功的先进分子，服从命令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因此，我大学毕业后就这样进入了韶关广东矿冶学院工作，后在院党委领导下，为了广工回归广州，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现如今广东工学院，早已升级为规模宏大的广东工业大学。时值甲辰年丁丑月某日，当年宿友兼同事老友、原广工大统战部长、环境学院党委书记与广州华商学院党委黄书记，在春节前夕迎新送旧相聚之后，邀我重游了广工迁回广州时的老校区。

      再度踏入广东工业大学的老校园，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瞬间将我淹没。曾经那些承载着许多回忆的三、四层红砖教学与办公楼，如今只剩下自动化系和图书馆两座老建筑，其他被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十几层的新教学大楼与办公大楼。如今里面有国际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等这些原来广工没有的专业院系。阳光洒在洁白的墙面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勾勒出校园蓬勃发展的新轮廓。原来的校园小路变得宽敞，地面干净整洁，道路两旁栽着绿树，花草点缀，充满着生机与活力。而且，老友黄书记介绍，现在学校的辉煌蓬勃发展，早已溢出老校区，扩展出了大学城校区、龙洞校区、番禺校区、揭阳校区等；在校学生也达到了5万4千人，其中本科生3万9千人，研究生有1万2千人，是当年我在时学院在校生的5、6倍数量，让我这个曾经的广工人为之感到自豪。眼前老校园的美，让我记忆的浪潮深深地卷入了几十年前，那段广工广州归程的往昔岁月之中。

      回到随孙再昭书记去韶关广东矿冶学院报到的时光。开始时，我与同批被分配到学院工作的六位毕业生一样，都被分配到子弟学校任教。一路走下来，后来他们都各自有了成就，成了教务处、统战部领导，或环境学院、体育学院与物理系的书记或教授。而我到校后不久，因出现身体不适，几个月内就常需回广州医院看病。因此，一日，孙再昭书记找我谈话，交代了新的任务。他说，根据1978年8月国务院发文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国发【1978】166号文件）规定， 被占用的高校校区原则上应该归还。按照文件规定，学院应该早就搬回广州，但现在虽改名和回迁要求被上级批准，却因校园被报社占用，暂时无校园可用，易地重建又困难重重，校党委觉得要力争让占用校园的报社退出，归还校园，力争一年左右能将学院回迁广州，重新改回广东工学院进行招生。他说，为了方便就近了解省里领导意图，和与领导打交道，决定提早让你进入党委与学院任务的工作角色，派你随学院刘景云副院长和杨永年教务长，即时回到广州学院办事处，形成前出的三人小组，专门向各级上级党政和教育部门领导打报告，陈述广州校园回归的理由，争取理解与支持，批准报社早日退出，让校园回归。你要在刘景云副院长的领导下，与杨永年教务长打好配合，坚决贯彻学院党委的意图，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做到报告不断，逐级上送，最终达成目标。

      正是在这时，我的经历便随着广工的命运齿轮而转动起来。我随学院刘景云副院长、杨永年教务长，即刻带着院党委沉甸甸的任务与期望，离开韶关校区，赶赴广州。在当时的广州东风路老校区原教工宿舍区里仅剩的办事处的一间办公室内，我们开始了力争老校园回归的努力历程。

      我们的对手，是当时力量强大的两家主流报社。初时，他们并不考虑把老校区归还我们，因为他们也认为易地重建办公并不是易事，而且省委对他们也有所支持，比较倾向于让广工易地重建。按此易地重建思路，当时孙再昭书记等学院领导，也曾经做过许多努力。但是，从1978年8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退还被占用校舍的请示报告》，到1980年学院领导屡经努力，易地重建问题都毫无进展。因此，回归广州东风路老校园，成了需要力争的必然之选。当时学院认为，此时的报社，能量更大，因此我们请求上级让他们易地重建，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于是，每天当阳光驱散晨雾，上班时间未到，刘景云副院长、杨永年教务长和我三人，便已在办公室里聚首。先是刘副院长转达他了解到的争取校园回归的新消息和新态势；然后，他移动着魁梧的身躯，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把经过一夜思考的对策，缓慢地进行撰写给上级新报告的提纲口述。我的任务，就是把提纲记录下来，并用最快速度撰写好初稿，交给杨永年教务长进行修改；最后大家一起过稿，由刘景云副院长定稿后，报送孙再昭书记批准，然后盖章送回来，由刘景云副院长往上递送。这种撰写工作，一般是三四天、至迟一个星期一个周期，就要完成一篇有针对性向上级呈送的报告。这种报告，我们初时是写给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厅，后来扩大到省人大、省政协，接着又扩大到教育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各级领导部门过问，和报社方面的意见回馈，我们又针对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撰写新的报告进行回应。就这样一轮轮的，坚持到1981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传来了广东省委终于批准广东工学院迁回广州原校区，两家报社中除一家规模小些的报社留在原地继续使用靠边的一栋大楼办公以外，另一家大报社则全部归还校区，搬到广州大道旁易地重建。消息传来，全院师生欢呼雀跃，赶忙进行搬院的准备工作。学院密锣紧鼓地进行了广州校区1981级自动化、机械、分析化学三个专业五个班的的首届招生；并请了广东书法家苏华女士，重新题写了“广东工学院”的校名，做成校牌挂到大门口上。然后全校师生也陆续从韶关搬回，在上级的支持下，和学院领导与各部门的大力努力下，校园开始了全面重建工作。旧教学楼逐渐被修缮或拆除，崭新的大楼逐步拔地而起；荒芜的操场被修整，陈旧的设施被更新，学院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随后的三四十年来，跟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领导与师生的继续努力，广东工学院改为广东工业大学，并不断向外拓展，建立了五大校区，规模越扩越大，发展日新月异。

      而我自己后来，也正如孙再昭书记预先告知的那样，在学院回归广州后，随即被调到了学院党委办、院办当干事，同时也是学院宣传部干事，继续为学院事业效力。直到我被调到广东省电视台，进入新闻界工作才离开。即使这样，我也仍在广工宿舍多住了一年，后来有时间便回去看望老同事，直到学院改为大学，扩展了新校区，认识的同事逐渐高升了，才减少了回去。

      如今，站在这美丽的老校园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感慨万千。那些曾经的岁月，都化作了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岁月的长河奔腾不息，带走了青春与热血，却留下了这份对广工校园沉甸甸的情感。这片老校区，曾经承载着包括我在内的广工师生们的梦想与希望，也见证了学校的兴衰荣辱。可以说，它不仅是一座校园，更是广工人过去与未来的的心灵驿站。

      如今，曾经指挥广工人抒写新命运的孙再昭书记，以100岁高寿而驾鹤西归；曾经领导我为广工回归尽了微力的刘景云副院长、杨永年教务长，也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心血和智慧，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也永远地留在了广工的历史上。

      今日漫步广工老校园，心中感慨如潮涌，且赋诗一首以记之：

                     广工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