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胶南市的村庄立村时先人从哪里迁来的？王群先生对此做了深入地研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实地考察，系统梳理了胶南地区明代移民的成因、来源及特征，完成了《胶南境内明代移民简考》一文，史料充分，论证严谨，并对有关资料的记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推荐给大家阅读。〕

 王 群 简 介

王群

男，生于1946年7月，六汪镇王家庄村人。大专文化，196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胶南团县委副书记，胶南县文化局副局长，胶南县司法局副局长，胶南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胶南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政协胶南市第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等职。2006年8月退休。

胶南境内明代移民简考

王群

洪洞“大槐树”

查《胶南县地名志》(1990年3月版）知，胶南境内居民的祖先，多为距今600年前的明代初年，由远方移民而来。近年来，带着各种疑问，翻阅了有关历史文献和专著资料，实地考察了山西洪洞县明代移民遗址（寻根祭祖园），从而对胶南境内移民的原因、来源及方式等，有了大致的了解。对《地名志》中记载的个别民间口传资料，产生了不同看法，并形成了新的思考。

一、移民原因概述

胶南境内（乃至整个山东）移民的直接原因，是元朝的天灾人祸，造成地荒人空；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政权，而采取移民垦荒措施，将大量外籍居民迁入境内。由此，这片荒芜之地，逐步复苏发展，历经沧桑，延续至今。

元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引起战争不绝，百姓家破人亡。1279年南宋灭亡后，雄踞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对外用兵杀掠，对内高压威逼，进行民族分化。他们对被称作“天下腹心”的河洛、山东一带，实行的奴役、盘剥、镇压更加残酷，甚至不惜“杀绝汉人，把大片土地变成牧场。”

元朝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等），其战争烽火燃遍山东各地。起义军毛贵部，先后攻打胶州、莱州、青州、莒州，四、五年时间便占领了山东大部地区。义军的排山倒海、不可阻挡之势，使元朝统治者惊恐万状。为挽救不利局势，他们倍加疯狂地派重兵镇压，肆无忌惮地杀戮。据《元史》记载：蒙古兵所到之处是“拔其地，屠其城”，几乎“杀戮殆尽”;“村庄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骸骨遍野，十家庐舍，有九家被毁”。

除此，还有来自明朝政权内部互相斗的原因：1398年，明太祖死后，传位于其孙朱允炆（明惠帝），因推行“削藩”政策，致使燕王（太祖四子朱棣）公开反叛，开始了由北（京）向南（京）的进取，与南军拉锯作战（燕王起兵，号称 “靖难”之师；也就是民间传说的“燕王扫碑”)。这场由朱棣与朱允炆叔侄俩争夺王位的内战，一直坚持了四年（建文四年六月，朱棣击败南军，即皇帝位，改用洪武三十五年纪年，宣布次年即 1403年为永乐元年），从而使中原大地广大百姓又一次长时间蒙受战乱之苦，死亡者日甚，逃离者更巨，山东地区尤为惨烈。由于这场“靖难之役”，造成了继洪武移民后，又有永乐移民。

以上这些史实，除见于《明史》、《清史稿》和《山东通志》外，《春秋》杂志也进行了有力的考证。就乡土资料而言，《胶南县志》(1990年版）也有这样的记载：“自元以来，海患迭起，倭寇屡掠沿海，加之1357年刘福通部毛贵攻打胶州（注：元派重兵镇压，互相攻伐），致使境内赤地千里，人烟寥落。明初，多次移民于境内，并置灵山卫，以军户屯田守，倭寇虽息，然内乱不已，人民仍难以安生。”《胶南县地名志》上，还可查到记录现大村镇两个村这段历史的资料：

田庄，“元代以前居民均系田姓，故名田庄。元末因战乱，田姓人绝，村毁。明初，王远一家由江苏海州迁此立村，仍名田庄。”

管家村，“该村原名管村（立时不详）。元末明初，因战乱村毁，只逃出管姓一人。明洪武二年(1369年），管姓迁回，仍名管家村。"

综上可见，朱元璋起义及定都南京后，连连收复各地，特别是在与王保保（扩廓帖木尔）、李思齐大战山东、河南之时，山东大地成了明元征战的主战场。加上“靖难之役”朱家叔侄内战之祸，使山东人口大减，胶南全境也自然受害其中。……这些都可谓人祸。

元代末年，除了兵荒马乱之外，还有天灾，水、旱、蝗、疫连年不断。仅元末，山东水、旱大灾就有18次之多，死亡百姓无数。《胶南县志》载：“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春，水灾；夏秋旱、蝗并行，民采草木充饥。”元惠宗至正九年（1349 年）“春，大饥，人相食。”……

由于天灾人祸连绵不断，包括胶南在内的山东大地众百姓被战死，被屠杀，被水淹，受冻饿，染瘟疫，多种原因并存，致使境内“十室九空”，悲惨不已。民间“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传说，正是当时悲凉惨景的真实写照。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各地宦官纷纷上书，尽言中原地区“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之荒凉景象。这些严酷的现实，直接威胁着刚刚立稳脚跟的明朝政权。鉴于上述情况，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移民开发，实行屯田，兴修水利等等，其中尤以移民垦荒为重。朝廷着重推出了移民屯田的政策方略，并于洪武初年到永乐年间，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先后历经近半个世纪），将人烟稠密地带的居民，向包括山东在内的地广人稀地区迁移。这是胶南境内外来移民相对集中的历史时期，也是境（省）外入籍居民众多的历史原因。

二、移民源地简析

“大槐树”景区

以《胶南县地名志》为据，截至1990年1月，全县共有1034个村（居）民委员会，1104个自然村。从《志》中记载的情况看，以当地（省、县内）居民互相迁移立村者为副，以外（省）籍迁来立村者为主。大致是：当地互迁及零星流入立村者占1/3强；江苏海州和云南迁来立村者各占1/3弱；山西洪洞县和“小云南”移民立村的仅占少数（不足50个村）。

根据以上记载，参照有关资料，依个人之见，分别简析如下：

（一）“由江苏海州迁来立村”者，较为可信，但目前史料证据不多。可信的理由有二：

一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可供参考。《明太祖实录》等史书记载，明代三个移民源地中包括江淮地区。虽有部分百姓移民，但主要是对江南富室的迁移，其主要对象是贵族富豪，目的是削弱江南封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

二是，有地缘相邻关系，移民条件具备。朱元璋从安徽起义到南京建都，以及大军北上驱逐元军，都与海州相距不远。据此可以分析，义军成分中可能有海州人士，或明军占领山东后，有百姓为谋生和其他原因，从海州来到本地垦荒种田，居留下来。再查《胶南县地名志》，还有与海州之说相伴的个别村是“洪武二年，由江苏金陵府”或“安徽砀山县”迁来立村。这些记载，可以从另一方面佐证江淮一带曾有人来我境内居留的可能性。

《地名志》中“从江苏海州迁来立村”者，多数分布在胶南市南部、西南部有关乡镇。不少还有详细地址，如其中有数十个村注有“由江苏海州荡芦村（似应为移民集结点或当地移民地标志，不像某个具体村庄之称）迁来立村。”时间大致相同，多为“明洪武二年”或“明初”等。但目前从海州迁来一支，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具体历史记载资料（尚待继续考证）。

（二）“由山西洪洞县迁来立村”，史料充分，可以确信。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先后从山西移民10次，永乐年间8次，共计移民18次，人口近百万（各地家谱等民间资料记载更多）。

移民具体时间和源地，史料记载：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结束历经三朝近50年。明代初年，山西省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七十九县。当年被移之民以晋南为多，其次为晋东南、晋中数县。主要有平阳府辖28县，潞安府辖8县，汾州府辖7县，泽州辖4县，沁州辖2县，辽州辖2县。以上计51县，仅平阳府就28县，当然移民人数最多，而洪洞县为平阳府所辖，又是人口大县，自然首当其冲。那为什么历史上不叫山西大移民，而称“洪洞县大移民”呢？这要从它的地理位置和移民组织形式说起。

洪洞县地处晋南，是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而城北官道有贾村驿站，明政府把移民机构设在驿旁的广济寺，在这里集结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广济寺大门前的汉植大槐树，就成了各地移民汇集、开跋外迁的起脚之地。《胶南县地名志》中所说某些村“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迁来，就来源于此。因此，许多地方把这次山西移民就称之为“洪洞县大移民”，有的直接叫“大槐树移民”。

如今，在洪洞县“明代移民遗址”的寻根祭祖园内有这样四句话，广泛的见于宣传牌、广播和各种光碟：“问我家乡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就是当代人从迁往各地的移民祖先那里，一直传承下来的口碑资料。

至于移民到山东，是否落户胶南境内，其结论也是肯定的。史料已证实，从洪洞县迁来山东的居民，多安置在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而胶南地域东西两部，在明朝分属莱州府（胶州）和青州府（诸城）所辖。2004年10月，笔者亲自到洪洞县，进一步查阅了“大槐树移民研究会”的移民专著，清晰可见：明初迁居到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92个县，胶南、胶州、即墨名列前位。

综上所述，《胶南县地名志》中所出现的“明洪武二年”、“明初”和“永乐年间”由洪洞县迁来立村的记载（市美乡李家前夼等村，明确记为“从洪洞县槐树底迁来”)，均符合历史事实。胶河乡芹口村有庙碑记载；藏南镇崖下村有《庄氏家谱》为证。……虽然准确记录由“山西洪洞县迁来立村”的仅有几十个，但史料最充分，没有疑义。这些村主要分布在胶河、六汪一带，个别散居在市美、藏南等镇。

（三）“由云南迁来立村”者，虽为数不少，但疑义较大，很难判断其正确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论据：

第一，当时移民的可能性有疑。《胶南县地名志》记载，“由云南迁来”的时间，多为“洪武二年”或“明初”，即移民的先起阶段。查《中国通史》知，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据当时形势决定，首先集中兵力解决西北问题。是年九月，明军由河北进入山西，重创王保保（扩廓帖木尔）和李思齐，年底前“西征军攻克太原，平定山西。”这样，洪武二年在山西实行移民措施是可行的，且已有史书明确记载。但是洪武二年左右，从云南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这时元军还在西南地区（含云南省）固守阵地。

时过许久，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方派30万大军从东、北两个方面进攻云南，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兵败自杀。洪武十五年（1382年）闰二月，明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平定。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军班师，太祖留义子沐英统兵镇守云南。这时，与《志》中所记“洪武二年由云南迁来”相距16年之久。即使在洪武十六年之后，在一个刚刚收复的民族杂居地区，南北远隔数千里，跨长江，走天险，实行大规模移民，难度可想而知，量明廷一般不敢贸然行事。此后，是否从云南移民到山东？目前还未查到有关资料，不敢轻易断言。

第二，现有历史资料的限制性。查《明太祖实录》证，明朝政府颁布移民垦荒屯田政策后，实行了强制性移民措施，主要的移民源地有三个：

“山后”地区的移民，即今燕山以北和内蒙古移民。此举，主要是稳定北部地区，遏制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振兴发展北平经济。

江淮地区的移民，虽有部分百姓，但主要是对江南富室的迁移（已如前述，略）。

山西地区的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移民目的是开垦荒芜之地，发展经济，巩固明廷已收复之广阔领地。

鉴上所述，已查史书均无从“云南”移民到山东等地的记载，所以疑问无法排除。至于民间流传着“云南人的后裔，脚小指上有大小两片趾甲”的说法， 经查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研究会专著资料可证，此说可能是流传有误或移花接木所致。其实，这种“双甲”现象，正是洪洞县移民的独有特征。专著中引大槐树祭祖园楹联云："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注：鹳窝，是因大槐树下有许多老鹳构筑的巢窝，而得此称；桑梓，是家乡的代称；骈，即并列、对偶的意思。）洪洞县人王笃诚在民国十年（1921年）所写的七绝《咏大槐树》中也有“故老相传谈轶事，问君足趾果如何”的诗句存世。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有个普遍的说法，“凡是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后裔，脚小趾甲是复形的，”内一大，外一小，两甲并存。“非洪洞县移民之后，均无此特征。”在洪洞县民间，早有“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一说相传至今。笔者个人“双甲”并列明显；许多同乡、朋友也如是说。“双甲”特征，究竟是不是洪洞县移民标志，不能断言，尚待科学考证。

第三，似与历代地名称谓的传承规范程度有关。依个人之见，《胶南县地名志》中所说的“云南”,并非云南省，而是指“云州”以南地区，也就是今山西大同以南相近地域。思考依据是：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曾有在西北地区“置丰、胜、云、灵等州”的事实，后云州属山西所辖（见1992年南京大学出版《简明百科溯源》)。又查《中国通史》“北宋”史知：云州，即今山西大同市。据此可以推断，《胶南县地名志》中所说“云南”，即“云州”（大同）以南之地。再从地理位置上看，大同以南地带，即可涉及太原、洪洞县一线，正好与当年移民地域的府、州、县相吻合。

“云州”之南为“云南”的习惯说法，在其他地名的称谓中，也大量存在，古今皆有。如渭南、甘南、河南、鲁南、沂南、莒南、胶南……，均因位于某地以南而被称之为“某南”。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在全国仍不少见。因而如此推断，不无道理。

若此推断成立，那么胶南明代移民至少有1/3,就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而来，并非云南省。进而《志》中关于红石崖镇大殷家、大珠山镇扭杭、张家楼镇松山子等村“由云南大槐树”迁来立村之说，自然就可认为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除上述见解，还有另一史书记载的提示，也可纳入求证思考之中。《汉书》“文帝记”载：汉初全国大约有54个郡，在汉朝中央直接管辖的15个郡中就有“云中郡”。该郡所处位置，大致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与山西大同之间的晋蒙边界一带。又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题介绍资料知：“大同，古称平城、云中”,“地处大同盆地，晋冀蒙交界”。据此可以确认，今山西大同市就是古代的“云州”、“云中”无疑。那么，位于云州、云中以南之地称为“云南”，就更加顺理成章了。进而推之，在云州、云中以南，历史上有没有过“云南郡”，目前未查到依据，无法断言，尚待继续考证。

《胶南县地名志》中，还有一些村是“小云南”迁来，（如六汪镇河北村、东官庄，宝山镇尚庄、瓦屋等），这就与上面所说的“云州”之南更有联系了。很有可能明代移民迁来时，为把云州（大同）以南这一地区与西南边陲的“云南”大地加以区别，称之为“小云南”。这样思考相对比较合乎情理。

基于这种思路，人们长期不解的某些两村相接，但来自两省的奇怪现象，也就得到正误启示了。有些村很典型，如六汪镇王家庄，《志》中记载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王姓“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立村”；而崔家庄与王家庄仅一河之隔，也是“洪武二年”，崔姓却是“从云南迁来立村”。看过《明史》、《明实录》和“大槐树移民”专著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不准确的口传资料，实际上均应为洪洞县迁来立村。而且目前就可以在洪洞县查到迁移崔姓的源头（有崔氏族谱可证，在山东省主要是分布于鲁西南一带，已传25世）。

铁山镇宋家店子村，《地名志》记载，也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宋姓由云南迁至胶州马店，旋迁此立村。”解放前该宋姓祠堂有对联云：“别云南二三十世，迁胶西五六百年。”这无疑也与以上所说的记录传承不准确有关。这里的“云南”似应与“小云南”的地理含义相同，均为山西。

另外，在考证移民源地之历史依据和文字记载的同时，还可以从居民的纪念意识和语言、生活习惯传承等方面得到佐证。比如以上所提到的从“洪洞县”“云南”“小云南"迁来胶南境内的移民，他们大都以槐树（国槐，前辈也称“家槐”、“本地槐”，意指山西老家本地的槐树）为立村纪念标志，且世代相传，祖祖辈辈栽种槐树，心爱槐树，保护槐树。笔者幼童时就常听前辈们讲那些百年、数百年古槐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林木管护尚好的时候，我们也亲眼看到许多古槐的存在。仅以家乡王家庄为例，在村中人员聚集的位置，就有一棵需几人环抱的大槐树（村西头亦有，树冠虽不大，但树龄也较长），到六十年代初还枝繁叶茂，荫遮半亩。据说，这树是祖上从洪洞县迁来立村的纪念。每到农历大年正月，全村老少供奉族谱（王姓）就在这古槐树下的祭堂中。不少村庄似这样相传多年的植槐、敬槐、护槐之举，都是源于对“大槐树移民”的纪念，人们见古槐如同见故乡，让世代不忘：人在这里繁衍，根在山西故土。如今，虽然古槐存世不多，但人们的记忆还很深，且永远不会消失。

除此，山西（洪洞县）移民，至今还保留了不少祖上传下来的生活和语言习惯。比如“解解手”（方便一下）的说法，据说就是明初强制性移民押解途中产生的语言，一直传承到今天。再如胶南境内以至更大地域的“洪洞县移民”，至今称父亲为“大”，称母亲为“娘”，称叔叔为“大大”，这些都与山西“老家”一脉相承。据老人们说还有许多生活习惯、耕作手段、民间工艺等，也都是祖先们从故乡山西带过来的，不能一一历数。

三、与卫所制相伴的移民

灵山卫海域

卫所制，是明代为加强海防而建立的具有军事性质的政权机构。据胶南现存的《灵山卫志》（清？苏潜修著）载：“明洪武元年，诏令天下郡县皆立卫所”,“灵山卫建于明洪武五年，裁于大清雍正十三年”，共存续时间360余年。［注：《明史》有载，灵山卫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置；旧《州志》又载，灵山卫建于洪武二十一年。

关于设卫所的主要目的，《卫志》这样表述：“卫城建立与州县不同，设立卫所以防海也。近代自元以来，海氛不靖，倭寇杀掠尤残”,“有明深鉴于此，故沿海设立卫所，防御至严”(＜卫舆图说＞)。

因卫城以“防海”为主要任务，故对所需人员的要求也自然与一般州县不同。“建立之初，守土者皆边疆武臣，隶籍者咸执戈壮士”(＜灵山卫志叙＞)。卫所的官员皆以职责所需，由朝廷从远方派遣而来；连同建卫先期的武学和后来的儒学，其武功和教授人员也是来自全国各地。

基于卫所的实行，伴随而来的便是兵民相融、别具特色的“军屯移民”。《卫志》称：“有明创建卫所，设立屯田，烽烟告警，则民可为兵。外侮不作，则兵即为民。国无虚糜之饷，野无不耕之夫，深得古者寓兵于农意也”(＜兵防志＞)。

依据明朝政府这种“跨县设所，连府设卫”的机构设置原则建立起来的灵山卫，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卫城。据《灵山卫志校注》介绍，明洪武五年，为防沿海倭患，调指挥立事朱兴筑灵山卫城，并从内地迁民圈占屯守，共建军屯30个，军兵5600人。卫指挥使为正三品，辖三所：左所在卫城，前所在琅琊，后所在胶州城。防区西起日照两河，北至胶州南洋河，主要为原莱州府胶州、青州府诸城沿海一带（今胶南市和青岛市黄岛区沿海地区）。

为满足卫所职能需要，明朝廷除派数千兵员驻扎外，还从江淮、西南等地区迁来众多军户，屯垦于卫辖沿海一线，以屯养军。但是巩固海防的任务，仅靠驻兵和军户还远远不够，于是朝廷便足量移民于卫所域内，实行“寓兵于农”，建立坚强后盾，兵民联合屯垦耕种，共守海防。

由于明朝规定军户世袭且世代不能脱籍，同时又允许屯兵家眷随住卫所，因此常驻和定居卫所的人口大增。据考证，明朝中期，屯兵加眷属、仆奴，已有几万人定居于今胶南境内。而建卫之初迁入卫城的移民，又与明洪武初年大规模官方移民相关，大致来源基本与胶南境内大面上情况相似，他们分别来自山西、江淮等一些人口稠密地区。

综上可见，由卫所制形成的灵山卫“军屯移民”，跟胶南境内其他地方的明代移民相比，成分略显复杂：有远道而来的“边疆武臣”“执戈壮士”，有屯垦军户、军兵眷属，还有大量迁入的外籍移民。他们大都永久地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生活，繁衍多世，历史印记尚存。今天，我们从当时卫辖村落的名称（今灵山卫、琅玡镇内仍有若干个"X X屯")，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军屯”的影子；现今这些村落居民的姓氏，也客观反映了当年的实际情况，这些都与《灵山卫志》的记载相吻合。

明代胶南境内移民原因及来源，大致如此。为深入探讨以上思考的可靠程度，笔者将继续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不妥之处，随时正误求真。

（此文原载《琅玡风》2007年第1期）

 （本栏目编者日月星辰，男，生于1962年8月，山东省高密市阚家镇人，退休干部。曾任诸城市枳沟镇党委副书记，诸城市水利水产局副局长等职。参与编纂《诸城县教育志》，主持编纂《诸城市水利志》。著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纪实《传承之路》、史料性著作《六汪村庄》，参与编纂《六汪人物》。现任青岛西海岸新区六汪镇文学艺术联合会顾问、《六汪镇志》编辑、六汪乡村记忆丛书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