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溪月港世界航海家王景弘/高溪源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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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月港世界航海家王景弘

文/高溪源

我国明代“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的28年中，先后进行7次大规模的下西洋航海活动。郑和、王景弘统率27670名官兵，远洋航舶百余艘，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官兵之众、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地区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所克服的困难是无与伦比的。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的历史条件下是空前的，也是我国对外开放史上光辉的里程碑。

郑和七下西洋壮举得以顺利实现，是郑和、王景弘两人凭着个人的智慧、勇气和信心，接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深入浩瀚的海洋，勇敢地探索和实践。他们不使命，成功地完成任务，主要是依靠船舶的质量性能优良，组织管理系统严密，对外以“怀柔”、“抚绥”为宗旨的睦邻友好政策和掌握了先进的远洋航海技能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有带领船队杰出的航海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指挥百余艘远洋船舶的团队中，郑和与王景弘是最重要的首脑人物。郑和使团的领导成员中，虽然王景弘与郑和并列为正使太监，但由于历史资料缺乏等多种原因，以往人们在论述明代下西洋的历史时，却很少研讨王景弘在下西洋壮举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未能充分肯定王景弘的伟大历史功绩，成为被遗忘的人物。这不仅对王景弘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不恰当、不公道的，而且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也缺少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今天，我们重视对王景弘的研究和宣传，不仅是给予他应有的评价，也有助于全面了解和深入探讨郑和下西洋的历迹，从而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继承与发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价值观有极其深远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一、王景弘的地位：

王景弘和郑和并列，都为正使太监，有别于下西洋使团其他领导人员。在郑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出国前刊立于福建长乐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碑文之后所列刊立人员中，对此明确作了记述。在前一碑碑文后记：“明宣德六年(1431年)岁次辛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保、扬真，左少监张达等立”。在后一碑碑文末记：“明宣德六年(1431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扬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王景弘在郑和使团中位于首席领导者的地位，不是第七次下西洋时才有的，而是在第一次下西洋时已确立。据《明史》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明史》卷304“郑和传”)。这里“侪”字是“同”、“等”的意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陈同侪”；杜预注曰：“侪、等也。”《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侪”字解释为“同辈、同类的人”。(费信《昨槎胜览》在“占城国”条)这则记载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说：“永乐七年已丑(1409年)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番国开读赏赐。”此史记也说明王景弘下西洋为正使太监的确凿证据。王景弘在七下西洋之前，已是拥有同郑和一样的权势地位的宦官，显然，他们都是年少时因阉割而进入内廷，不久成为燕王朱棣的亲随，并且为朱棣夺取皇位立下功劳，所以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在永乐初年便跃居太监之位。王景弘与郑和年龄相近并相识，(据史资记载：俩人均为明太祖洪武帝前期出生)，其才能禀赋同郑和一样，都在众内侍之上，也是相貌堂堂，身材魁梧，谦恭明敏，博学多识，尚谋智略，忠于燕王，办事干练，所办之事效果良好。更重要的是王景弘有丰富的航海知识和技能，从而自永乐三年下西洋起，明成祖便任命郑和、王景弘并列为下西洋使团的正使，共同主持下西洋的公务。王景弘与郑和虽然同是“正使太监”品级，身份相同，但在排名上郑和位居第一，王景弘居次，说明俩人在所负职责上还是有所区别。在七下西洋中，郑和是总揽一切公务，为负有全权执行下西洋使命的统帅，尤其是郑和“知兵习战”，早在“靖难之役”中就屡建奇功，其杰出的军事才能，甚为明成祖所倚重，被任命为下西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和“钦差总兵太监”头衔，具有绝对的军事指挥权。因此，在郑和庞大船队中，郑和的军事权力大于王景弘，在各种史记上载上他的名字也就顺理成章。

王景弘作为下西洋使团的主要统帅之一，负责航海的针路和船队的管理，招募兵员、水手、火长(船长)，培训水师和指挥航行，侧重于航务，后勤管理，这与王景弘的出身和经历分不开。与出生于内陆云南省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的郑和不同，王景弘是福建漳州闽南人，出生于州府龙岩县集贤里香寮村(现为龙岩市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许家山自然村人)。龙岩集贤里香寮村明代隶属于漳州府管辖，地处闽南母亲河九龙江北溪上游，当地群众历来讲闽南话，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闽南相同，经济社会运作同靠九龙江流域，同属河洛文化区域。漳州先民早在唐代末期为谋生驾舟渡海南洋各埠，宋元以来，福建沿海远洋航海事业获得空前发展，当时的泉州港不仅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商港和东方第一大港，而且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外贸易商港和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这一历史时期，福建沿海地区因为海外贸易发展迅速，规模宏大，达到历史上鼎盛时期，从而促成建造远洋大船工匠和航海人材荟萃之地，产生大量国内最好的航海家。王景弘从小生活在九龙江流域，又随父沿江经商在漳州海边居住，必然受到乡风民俗熏陶和感染。对于航海技术无师自通，在下西洋之初，郑和、王景弘首先考虑必然是大船与人才，也必需从福建沿海，特别是闽南的泉州、漳州等海边召集选拔所需大量的航海与修造海船的技术人员。在庞大的远洋船队中，领导层除了决策、指挥、管理人员与官兵外，关键的还大量需要有航海操作技术人员，有熟悉针经图式、担任航海安全的技师，有负责测天定位、观测气象的阴阳官，有专司离靠码头、抛锚停泊的班碇手，还有操舵工，升降蓬帆、划桨摇橹的水手和船舶修建工匠，每150人还需配置医官一名与相应专业人员。据巩珍《两洋番国志》记载：“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船长，俗称老大)，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可见能否从福建等沿海地区挑选出能似胜任下西洋远航大海任务的“火长”直接关系到整个船队的安危与任务的完成，事大责重，非得有既懂行又忠于职责的船队领导成员来把关不可。生长于福建闽南九龙江流域的王景弘，正是这方面最恰当人选。

王景弘出身于闽南，在朱棣身边得到信任并有了一定地位之后，或探亲或执行特殊使命，回闽南沿海的机会会有，受生活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他熟悉福建盛名的航海业，对福建丰富的森林资源，所造远洋海船的性能、质量以及福建通往各地的航路、水文潮汛以及航海技术人才、水手舵工等情况相当了解，也有能力在闽南寻找到“经惯下海者”为船队选拔合格的“火长”等人才，并能在下西洋需要时征用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区性能优良的船舶。从下西洋航海需要和王景弘所能担负的职责上看，在下西洋出海之前，王景弘重点负责船舶的征集、航海技术人员的甄选，航海针路的确认，官兵的编制，分工和管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在驶往各国的航行中，王景弘与郑和共同肩负指挥船队前往各国访问的重任，与郑和共同完成下西洋的各项使命。

人们将明宣宗赐给王景弘和郑和的诗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他们所担负的职责与贡献各有侧重。在《赐太监郑和》一诗中是这样写的：“或万有一被拒逆，尔时麾兵试一击。丑类骈首歼锋镝，逐致开威震蛮貊。”着重表彰郑和在统兵作战上的贡献。而在《赐太监王景弘》一诗则曰：“海波险远迷西东”、“浮深泳浅鱼鳖同”，说明宣宗皇帝朱棣肯定王景弘川途辛苦，“昔时将命尔最忠”，王景弘历次奉命出使西洋，三十年如一日，是尽心尽力不负使命，付出最艰巨的努力。在与外国人员交往中，以德服人，以诚相待，促进了与各国的睦邻友好，以及在科学航海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除了职责各有侧重之外，从下西洋使命的艰巨性、复杂性的视角来看，任命王景弘与郑和共为下西洋的正使是完全必需的。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大展宏图，不遗余力地发展与海外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睦邻友好关系，全方位地实施明初既定的对外方针政策。这就需要频频派出使团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海外国家去发展邦交，实现明成祖朱棣“锐意上夷”的宏图。这不同于对个别海外国家进行一般性的访问，如只到一、二个或三、四个海外国家访问、派遣几艘使船，组成一、二百人的使团，就能完成使命。当要动用一、二百艘巨舶，派遗二、三万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一次要访问一、二十个或者二、三十个海外国家，就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在海外随机应付各种复杂多变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在海外有过这样独立自主、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和外交行动，在世界历史上也未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没有历史经验可借鉴，其艰险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的正使，负责执行这种任重道远艰巨使命，如果只有一个正使，一旦发生意外，明朝政府根本来不及任命新的正使来统率船队完成使命，设置二个正使：可避免危险，减少风险。另一方面，每次下西洋都要访问众多的海外国家、许多外事活动都需要具有“正使”身份的人物出面或负责，如果使团只有一位正使，恐怕忙不过来，这也是设置两个正使的重要原因。当为完成下西洋的艰巨使命需要两个正使之际，各方面的条件与郑和相似的王景弘就脱颖而出，成为郑和之外下西洋正使的最佳人选。

二、南京守备

在洪熙、宣德两朝，无论历次与郑和率领使团下西洋，还是下西洋其间隔时间守备南京的情况下，王景弘和郑和同样一如既往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共同承担职务所系的各项工作，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也是经过共同努力而取得。洪熙元年至宣得五年(1425－1430年)，为郑和、王景弘守备南京时期，这时期王景弘与郑和一样，除了统辖下西洋2.7万余名官兵训练与驻防外，还负责修建宫殿等匠作。例如：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甲辰，明仁宗特嘱王景弘：“朕来春还京，今遗匠人等前来，尔即提都将九五殿各营院凡有漏之处随宣修茸，但可居足矣。不必过为整齐，以重劳人力。”(《明宣宗实录》卷8)又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壬辰条记载：“南京守备郑和等奏：天地坛、大祀殿并门廊、斋宫，及山川坛殿廊，橱库俱已朽敝，请加修理。”这里“郑和等”就是指郑和、王景弘等人。从中可见，在暂停下西洋期间，王景弘和郑和共同负责南京宫殿、天地坛、大祀殿、山川殿等处的修缮，包括工程的规划：物资的采办，工匠的役使，工程的监督与验收等等。在王景弘和郑和负责的营建工程中，以重修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最为著名。大报恩寺始建于吴赤马年间(238－249年)历代有兴废，宋真宗天禧年间改名天禧寺，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改名大报恩寺，予以重修。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不仅规模宏伟，而且造型优美，建筑工艺极为考究，“神龙人兽、雕琢精工世间无比”。尤其是高达104米有余的九层宝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成之，其衣杨明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仡属鬼工。”(张岱《陶庵梦记·报恩塔》)每层塔楼的屋面覆盖、栏杆和拱门，均用五色琉璃构件，各种动物、植物等图案、造型生动，色彩绚丽，塑制精美。在当时便以宏伟壮丽，令海外各国游客赞叹不已，认为是举世所无的，与罗马、埃及、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以及中国的长城并视作“世界奇观”。这项宏伟精美的工程，显示出王景弘和郑和一样，具有建筑工程、美术工艺方面的才能。在任南京守备期间，王景弘与郑和还曾负责征集督运江南特色的物资，如内府绢布、丝绸及贡品等运经北京。(《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庚辰条记载：“命南京守备太监郑和、王景弘等，以内府见贮大绢十万匹、棉布二十三万匹，令部户遗官运径北京。”王景弘当时还兼顾发配南京旧内诸王起居需要之事。并且“不得怠慢”。王景弘在任守备期间忠诚可靠，办事干练得力，不避劳苦，为此深得仁宗和宣宗的信任，并给予重用。因此，当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决定第七次下西洋之际，王景弘仍为正使太监与郑和并列为下西洋使团的主要领导，与第一次下西洋一样，握有重权，不辱使命，为下西洋的伟大事业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了特殊的贡献。当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在印度古里去世后，下西洋的船队就由王景弘独自率领顺利返回祖国。在郑和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之际，为着一壮行色，明宣宗亲自撰长诗分别赐赠郑和与王景弘，表彰他们以往的功绩，并寄以殷切的期望。长诗中的“昔时将命尔最忠”充分说明王景弘历次奉使海外，不负使命，尽忠尽责，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以德服人，促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睦邻友好，以及科学航海、善理外交、勇于担当等方面作出极大的贡献。王景弘不愧为一个大航海家外交家。

王景弘等七次下西洋归国后，与襄城伯李隆共同担任南京守备之职。在此期间王景弘还曾以公务率领下西洋使团第八次出使苏门答腊国。

三、统领水师

明宣德以后，明英宗以王景弘富有统领庞大水师航海经验，曾命他领导并参与水军快船的改造。据《明英宗实录》宣德十年(1435年)六月丁己条记载：“南京守备内承运库大使袁诚奏，请以各卫风快船四百艘作战船，令都督陈政总督操江。上救守备太监王景弘及襄城伯李隆，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等计议行之。”由于王景弘与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近30年中统领2.7万余官兵的水师，富有带兵练兵战斗的经验，明英宗还命王景弘负责选拔精锐军队操练。据《明英宗实录》正统二年(1437年)十月份癸未条记载“刺谕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新建伯李玉，武进伯朱冕，都督沈清”，尚书魏源曰：“兹特命尔等，同太监王景弘等整点在京各卫，及见在守备，一应军人等，选拔精锐，编成队伍，如法操练。务要人马相应，盔甲鲜明，器械锋利，操练娴熟，纪律严明，则兵可精，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寇无不灭，功无不成。尔等宜体朕饬兵安民之心，躬勤任之，忽阿徇私情以害公道”。“凡有不遵号令，及沮遏行事者。即明白具奏，罪之不宥，尔等其钦承朕命。”此次练兵，一共选拔3000大营，五军神机等营官15.1万人有奇，军队作训目的未有说明，但显然是整军备武待战，以防蒙古瓦刺等的侵犯。郑和、王景弘所带领的水师官兵有严密的组织和一流的管理，水师延用陆地上的编制，主要由卫所组成。一般情况，5600余人为一卫，卫辖5个千户所，每所1120余人，千户所下辖10个百户所，百户所下辖2个总旗，总旗下辖5年小旗，每小旗10人。船舶按性能分类，宝船排水量1.2万吨，载重7000吨，长126米，内设头门、官厅、仪门、库习等十余个部门，俨然是一幢豪华壮观的帅府，体势巍然，巨与无敌，有9桅12张风帆，非二、三百人配合是没法操作。再者是马船；长37丈、8桅，用于水师进征用的。粮船，长28丈、7桅，载运粮食和后勤供应。坐船长24丈、6桅，护航主力船，分遗护航指挥船。战船，长18丈、5桅，用于抵御敌对武力和海盗的侵袭。船舶以每5－10艘为一支分船队。分工明确，指挥统一，各行其职，分头行动，加强后勤补给，重视医务卫生。作战、商贸调度机动灵活，管理周全。王景弘领航指挥的水师舰队出航来去自如，确实是“涉彼狂澜若赴通衢”。郑和、王景弘出使西洋是明初海防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明朝统治者知道，社稷安定和海疆的巩固需要有强大军事实力，为此，让王景弘下西洋回国后组建一支海上水师劲旅，“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来巩固国防，肃清海盗，维护中外交通航线的安全畅通，同时驱逐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活动的外国海盗各归其国，努力发展中外友好关系，创造“天命所集，人心所向，万国来朝”的局面。由上述可见，在郑和逝世后数年以后，王景弘以其与郑和共同主持七下西洋伟业的余烈，在当时大明帝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进一步说明王景弘同郑和一样，确实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知识的杰出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在明正统二年(1437年)之后，《明实录》及其它史籍中，再没有出现有关王景弘的记载。是年史资记载，当年底的南京首席守备太监之职王景弘改由罗智与袁诚担任，说明1437年以后，王景弘此时或以60多岁高龄告老回乡等。

在《明史》中虽然没有为王景弘列传，但在《明实录》和明清以来的演史杂著中不乏有关王景弘的记载，在许多记载中，王景弘都是与郑和并列一起，也有不少资料凸显王景弘的独特性格、熟练技能和成就。其中穿插了许多佛教道教的神魔故事和奇情怪闻。如称王景弘是山东青州府人士，曾登进士第，任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征西副元帅等，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事实上，王景弘从未屈居副职。只是在同为“正使”的大前提下，郑和与王景弘排名各有先后。尽管有些误解，但在明史学者罗懋登笔下以及明清许多史学家的记载中，王景弘仍然是一位在下西洋事业中举足轻重的正使，文武兼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独深思熟虑、计谋多端，而且精于航海技术，善于协调团结，擅长兵法谋略，指挥若定，管理得法，与郑和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在出使海外的近30年过程中屡建奇勋，这种对王景弘的崇敬与肯定，在史籍中随处可见，众口一词。现存的明清时期海内外的王景弘题诗、所撰碑铭以及杂剧演义，传说都着意刻画王景弘的文学才能和人格情操，反映了在下西洋之后，海内外的百姓对王景弘的历史功绩仍然相当重视，对宣传大航海家、外交家王景弘，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王景弘与台湾

王景弘由于与郑和共同领导七下西洋的伟大事业，因而在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明清时期流传下来有许多杂剧演义题诗碑铭外，还有来自台湾和海外各方的传说，份量不在郑和之下。这些碑史志书的记载，有些在台湾地区流行，但大多数在东南亚流传。从这些记载来看，王景弘与台湾关系相当密切，在某种程度，甚至超过郑和。据清龚柴《台湾小志》记载，郑和使团“遍历诸邦，采风问俗。宣德五年，三宝回行，近闽海，为大风所吹飘至台湾，是为华人人岛之始。越数旬，三宝取药品数种，扬帆返国。”(《小方壶斋与地丛钞》第9帙·台湾小志、一)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时曾率船队到过台湾，这是事实，但经专家考证，所记的时间有误，应为宣德八年(1433年)为实。另据清吴振臣《闽游偶记》记载：“澎湖为台湾门户，有三十六个屿，各屿俱在海洋中。……曾闻永乐丁亥(永乐五年1407年)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郑和旧名三保，王景弘又称王三宝，故云三保太监下西洋，因风过此。”据上述二处所记，至少在永乐和宣德年间，王景弘曾两度到过台湾，其中宣德年间船队在返回途中的印度古里，郑和病逝，由王景弘正使一人统率庞大舟师来到台湾，而且一住就是数旬，时间不短。

王景弘是闽南人，讲闽南语，民俗宗教信仰和血缘文缘与台湾相同，且台湾历来是福建管辖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设台湾府，仍划归福建省辖，多数人是闽南籍移民的后代，为此王景弘对台湾有特殊的情感，由于王景弘善于医道，所以在史记中特别记载他在台湾“取药草数种”返国，从而增加了这一记载的可信程度。因为王景弘确实到过台湾，并为台湾人民做过不少好事，所以历史上流行着一些有关王景弘在台湾的传说轶闻。

1、药水

清康熙高拱乾主修的《台湾府志》有综合载录。卷一《沿革》条：“台湾古荒裔之地。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下西洋，舟曾过此，以土番不可教化，投药于水中而去。此亦得之故老之传闻也。”卷进十《古迹》条“药水，在凤山县淡水社。相传明三保太监曾投药水中，今土番百症，水洗之愈。”太监王三保或明三保即指王景弘。

2、赤岭汲水

清康熙蒋毓英《台湾府志》卷一《沿革》条：“大井。明宣德间太监王三保到此，曾在此井取水，即今西定坊大井也。”清光绪连雅堂《台湾通史》：“和人台，舟泊赤岭，取水大井。”赤岭，番社名，为今台南府治，其井尚存。

3、三保姜

清康熙陈文达《台湾凤山县志》：“明太监王三保，植姜冈山上，至今尚有产者，……有得者，可疗百病。”清康熙蒋毓英《台湾府志》“三保姜”相传冈山颠，明三保太监曾植姜其上，至今常有姜成丛。樵夫偶然得之，结草为记。次日，寻之弗获故道。若得其姜，百病食之皆愈。清康熙王世桢《香祖笔记》：“凤山县有姜，名三保姜，相传明初三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大冈山位于今高雄县冈山镇阿莲乡之东，清代属凤县治.相传郑和王景弘船队下西洋，途中遇台风，船只漂流至台湾，曾到过大冈山，并在山上种姜，人称“三保姜”。据传可治百病，民众纷纷上山找寻，但可遇而不可求，只有孝子、节妇才可寻获。

4、引入妈祖香火

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使团在江苏太仑浏家港及福建长乐的天妃宫树立石碑，称远洋航海受天妃护航与庇佑得以顺利往返。位于台南市的大天后宫，建于清康熙年间(1684年)，又称为府城大妈祖庙，在赤岭楼之南，为一级古迹。据其庙前于2005年整建后竖立之“台湾祀典台南大天后宫明宣德间(1426年一1435年)郑和与王景弘庞大船队因避风及取水，曾驶入台湾台南赤岭，即今大天后宫大井头旁古渡头附近，相传王三宝太监引湄洲妈祖香火人台奉祀，其后在宁南坊建天妃宫，明末有住持僧圣知者，与宁靖王交情深厚，王殉难前，允许将王府改庙，奉祀妈祖，为台湾最早得妈祖香火。另外，位于台南沿海安平港的开台天后宫，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建于安平渡口，所奉之妈祖神像为郑成功从湄洲祖庙所恭请的镇船妈。历年多次重修整建，于1994年修建一新，庙墙上有蔡姓信徒供奉《圣母护海图》之石雕，其上刻有“明郑和下西洋、海上遇浪圣母护航”之图文。

5、郑和神木，郑和舰、郑和菜馆与三宝饭

郑和神木。位于宜兰县西边大同乡的太平山栖兰森林游乐区的神木园，海拔1500米，古木参天，红与台湾扁柏树龄从400年到1000年古树满山遍野，其中51棵依照树龄与历史人物来命名，如孔子、华佗、关羽、白居易等，其中第18号红桧名为“郑和”。

郑和舰。台湾海军第二代巡防舰，由高雄的中国造船厂仿美国同类型级兴建的，排水量4.013吨，钢质船壳、铝质结构共建8艘，1994年完工，分别以历史名将命名，依序为：“成功”、“郑和”、“继光”、“岳飞”等，“郑和”舰编号为 1103。

郑和菜馆于2003年左右开设在台北市东区大安路，以郑和下西洋使团行经马六甲海峡沿岸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菜肴为卖点，使用胡椒、椰糖、虾酱等东南亚口味调料，颇有南洋风味。另外台湾的一些广东、福建馆子所贩售的招牌特色快餐，以“三宝饭”为名，闽台饮食风味。

郑和与王景弘在台湾有不少遗迹和传说，对台湾古今习俗有很大的影响。台湾专家学者还撰著不少专书译著如徐玉虎《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江鸿的《最早的中国大航海家--郑和》台湾中华书局。经典杂志编《郑和下西洋：海上史诗》，经典杂志社，1999年。郑水源《杰出航海家郑和》晨里出版社，2000年。李露晔著，邱仲麟译《当代称霸海上》，远流出版社，2000年。孟西士著，鲍家庆译《1421：中国发现世界》远流出版社，2003年。以及陈信雄、陈玉女编《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稻香出版社，2003年。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台湾海洋大学海洋系合编的“郑和研究与活动简讯”双月刊等研究著作。2001年9月台北市中国文化大学举行“走向海洋_郑和研究学术研讨会”。2001年11月，于台北市三军军官俱乐部举办“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份，于台南市成功大学举办“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活动。台湾文史界还先后在台北、基隆等地举办“郑和下西洋特展”，1999年8月。“海上丝路大展”，2003年3月“郑和下西洋600特展”，2004年12月又举行特别展览。并于2005年在台北市成立“中华郑和学会”，理事长刘达村海军将军，协会以研究郑和历史文化记取及学习历史经验教训、促进海洋意识为宗旨开展活动，并定期举办系列讲座与交流研讨。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祖国大陆很早就同台湾紧密联系，但在史籍中没有明确记有在郑和与王景弘之前，曾有祖国中央政府派大型的代表团在台湾停驻“数旬”之久，并流行有与之相关的传说。因此，王景弘可与郑和并列是历史明确记载率领祖国中央政府代表团队进驻台湾的第一人。当然，在此之前，祖国中央政府早已在历朝历代有派遣官兵进驻台湾管辖。郑和与王景弘的使团不是几十人、几百人的使团，而是拥有百余艘船和2.7万多名成员，又是组织严密的集团，同当地居民进行广泛的接触、传播大陆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闽南文化习俗。同时还秉公处理使团成员同当地居民交往中产生的若干事务性问题，这就大大扩大了明朝政府在台湾的影响，增加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密切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使团成员回国后，必然会向大陆人民介绍台湾岛上的情况，其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样，在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之后，大陆人民，特别是福建闽南人移居台湾者逐渐增多，为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在全国各省市中，福建距台湾最近，只一水之隔，福建先民自古至今与台湾关系比较密切。王景弘是福建籍闽南人又熟悉沿海地区航海之事，对台湾有所了解，甚至经常与往返两岸进行生产、经商、捕鱼的居民进行接触。所以，王景弘对台湾是有着特别的感情，在台湾流传不少与之相关的传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看来，加强对王景弘的研究，特别是与台湾关系的研究，对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学术和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无疑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历时近30年，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航海者中还广泛流传有关王景弘的传说与神话故事，其中最为神奇的是鲣鸟，古代称为箭鸟，是生活在我国西沙群岛的一种鸟类，它在西沙群岛(古称七洲洋)海域范围内能起到指示航向的作用。西沙群岛海域是危险航区，这种鸟能起导航作用，对航海者帮助是很大的，这种本是自然界一种有规律的现象，在科学不够发达的古代，很容易被赋予神秘的色彩。由于王景弘当年成功指挥庞大船队航海探险作出过独特的贡献，王三保便成为后代航海者心目中的偶像人物。所以，在传说中，就把它附会到王景弘的航海事迹上，东南亚盛传王景弘为了确保后人在此航行能安全渡过险区，命这种鸟(箭鸟)来指示航向。“相传王三宝下西洋，呼鸟插箭，命在洋中为记”。(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记》)在清代不少记载西沙群岛的文献里都记有这种传说，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王景弘曾在航海者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五、王景弘的晚年

王景弘这位出身卑微的闽南舟子，因时际遇，跃居为与郑和并肩下西洋出使通番的统帅，诚是我国航海交通史上的一位罕见人才、杰出亲善大使，统领近3万水师，200余艘舰船，历时30年的军事天才，到了晚年，出自对航海事业的深厚情感，发挥所长，将30年下西洋水程的经历和经验加以整理、撰写专著，编纂《赴西洋水程》等书籍和航海的必备针藉、航海图表、航海水文，潮汐气象等资料。如清代郁永河《稗海纪游》记述：“太监王三保《赴西洋水程》文中有：‘赤嵌汲水’一语”。清代黄叔墩《台湾使槎录》又载：“舟子各洋各有《秘本》出王三保所遗，余借录，名曰《洋更》”可见王景弘曾在晚年下苦功静心编纂《赴西洋水程》一类航海必备的针位薄等专用知识书籍。这些航海实用手册书本在当时是禁售发行的，只有流落民间，在广大的航海者手中辗转抄录，成为他们于汪洋大海航行世界各地的《秘本》，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航海资料，王景弘传播的航海科学知识和实践成果，对下西洋之后的明中期闽南漳州月港不可抑制的崛起、发展、繁荣，乃至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兴旺，漳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生产与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明代后期、清代、民国民间航海事业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

王景弘的建树多元化，无论在率师航海游30多个番国，奉使通商，造船建港，统领水师(海军)船舰，返国后出任南京守备太监，负责镇防、提督军民建造修葺宫殿官署，主持操练水师官兵等都显示他卓越才干和超众的功绩。到了晚年，王景弘由于性格取向，对自己一生的功名利禄持平常之心，淡化以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辞官告老，远离宫门，身单影只，来到海边，隐居民间，撰文著书，安度晚年。

由于正史碑记均无记录王景弘的出生与卒年问题，至今尚未定论，也就引起不少专家学者探研。据原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为玑在《明下西洋郑和、王景弘两正使的卒事考》一文中论述：“正统以后(1436年－1449年)，王景弘年事渐高(大约70岁以上)。自宣德至正统的24年中，王氏垂老矣。余查天顺年间，英宗复辟后尚有上敕，称：敕守备太监王景弘，及襄城李隆等计议之。”可知当时王氏仍在，而实权在李隆之手。之后在《英宗实录》中，均不见王氏名字，在英宗天顺年间，王氏已退出历史舞台或已不在人间，故守备职务乃由李隆代替。王氏之卒年，《实录》并未记载，具体年限不可知。但可断定王氏活至英宗天顺年间，至于死葬南洋，实不可能。庄为玑教授研究后认为一是可断定王景弘活至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年)，二是死葬于国内。三是英宗天顺年间，王景弘已经 70多岁了。至于死于何年、何月，葬于何地，终年几岁未做明确答复，有待考证。

另据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副理事长、郑和后裔郑自海称：“郑和于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返程途中，卒于印度古里”。“王景弘于明正统二年十月份奉旨调任北京任职，年老病死北京很有可能，或卒于北京，归葬南京的因素也存在，或年老退位，回南京养老，卒、葬于南京。”。其观点仍然没法认定时间、地点。

龙岩市侨联秘书长李贵海研究多年郑和与王景弘、查证史资后认可：“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1457-1446年)还给王景弘的救令。据推算，王景弘有80多岁，而郑和仅活63岁，”以此推算，郑和1433年病故，那么他是1370年明洪武三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王景弘病逝于天顺期间，时80多岁，那么他的出生时间大约在明洪武年间的1380年前后。具体时间表仍未认定。另有王景弘的研究学者黄瀚引述清代学者王大海著的《海岛逸志》卷二：“人物考略”称：“王景弘87岁去世”，出生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以此推算，王景弘病故于明天顺六年(1462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王景弘的病故和葬埋的地点、逝世的年龄有多种说法均属推理论述.依据不足，确有待今后探考。另有人认为比较难找到可靠证据，因历史上宦官生理上缺陷备受世人歧视，甚至族人、家人以此为耻，使得宦官年老能有家难奔，死后不能葬入祖坟，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求得解脱，死后归佛“焚化”升天，或改名换姓，埋没人间。这种情况，在600年前的社会环境，是可以理解的。

六、王景弘与华侨

王景弘与郑和一样，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和无限的敬仰，影响相当深远。长期以来.东南亚的华侨有些相信王景弘是死于海外，与郑和葬在一起，这见于印尼爪哇三宝垄华人中的传说，例如郑健吾《南洋三月记》“游三宝洞古迹”条说：“相传三宝洞之土墩，即王景弘之墓。当时王景弘与郑和同使南洋，王卒于此，故葬之，误传三保大人埋骨之地。……竖有石碑，为英志信所立……。”据载在印尼爪哇三宝垄附近的狮子山，相传“三宝太监郑和与王三宝太监曾率船队在其地停泊登陆开港。除有三宝洞外，还有三宝井、三宝墩等，皆系纪念郑和与王景弘等而命名的。不过史资明确记载王景弘系在回国后若干年病逝于祖国大陆，因此这个号称王三保的坟墓自然而然误传。但这一讹传，显然出于广大侨胞对王景弘的敬仰与怀念，渐渐将其神格化，藉此增强当地华侨华人的凝聚力。这个崇祀郑和的三宝洞庙宇和毗邻的王三宝墓地，从十九世纪起，一直是华巫求神保佑和赐福消灾的膜拜对象，世代香火甚盛。在每年的六月二十九日，三宝垄举行纪念郑和、王景弘两位太保大人登陆的节日之时，这里便是居民祭神集会、庆典游行的主要场所，届时锣鼓喧天，爆竹雷鸣，人山人海，热闹无比。”由此可见，这种崇拜郑和、王景弘等下西洋的心理和活动，数百年来已从单纯为华侨聚汇的节日，散播至范围较大的整个地区信众的民间信仰崇敬活动，成为印尼爪哇地方的一项重要风俗习惯、传统节日。

王景弘与郑和一样深受海外侨胞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尤其是东南亚至今仍尊称他们是“三宝公”“大伯公”“三宝大神”等，汶莱王国首都保留一条宽阔的“王总兵路”，马来西亚榕城的“大伯公庙”，柬埔寨磅湛省的“三宝公庙”，泰国曼谷的“三宝寺”，在北边另有一座“三宝庙”。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所建的祀奉郑和、王景弘的寺庙也不少，南洋的华侨华人数百年来始终把两位太保视为神，视为他们侨居海外同胞的保护神和中华民族的亲善使者。这些寺庙常年香火不断，逢年过节便举行庙会，舞龙舞狮，上香放鞭炮。海外同胞没有忘记这两位大恩大德的航海家，也没有忘记故乡的风俗习惯，且世代传承。

七、王景弘缘何被历史遗忘

王景弘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卓有建树的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一位深得皇帝倚重的宠臣，一位广受民众拥戴和敬仰民族英雄，为什么在史书中，甚至在福建省漳州漳平县的家乡里竟没有留下多少的遗迹与史料呢？经深入探研，主要有五个方面原因：

1、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使团在后期受限，明王朝的对外政策方面改“宽海”为“禁海”。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镜意通四夷”这种大气候，成就了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壮举。但是到了宣德后期，野朝上下齐声反对下西洋的声音渐强，认为下西洋为劳民伤财之举，是一“弊政”。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即第七次下西洋回国后的第三天，明王朝重新颁发了严厉的“禁海”令，从而结束了“宽海”政策。代而起之的是明正统至嘉靖(1436--1566年)的长达130年长时期的“禁海”政策，以至出现下西洋的宝贵历史资料完全被时任兵部郎中刘大厦付之一炬，许许多多闻名世界航海的资料和感人事迹也几乎灰气烟灭。鉴于东南沿海民间驾舟外海通番屡禁不止，明正统二年(1449年)重申“禁海”政策，凡“私通外夷、贸易番货漏泄军情及海贼劫掠边地者，正犯极刑，家人遗边，知情故纵者同罪”。百余年后，史资遗迹尽毁。王景弘太监的名字至天顺年间(1457－1464年)还见于史料，此后就难于见到。晚年生活在“禁海”的大气候中的王景弘，虽有30多年下西洋的丰富经历和宝贵的经验，但在朝野多持强烈反对的制度下，王景弘无可奈何。此外，从第一次下西洋活动开始，王景弘名次始终排在郑和之下，因此在明史中只为郑和立传，而没有单独为王景弘立传。

2、王景弘的地位与作用模糊不清。王景弘既与郑和同为下西洋正使，但史籍所载之史迹，太多归功于郑和一人。就连《明史》的列传也只有“郑和传”中三次顺带在“郑和”之后写上王景弘的名字，只字不提王景弘的功绩、地位和作用，仅作郑和的依附。

对此，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也非常关注。陈琦教授在《王景弘简论》一文中认为：“……王景弘的地位和作用长期被忽略甚至于眨低，这是不公道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成化年间的一场大火烧尽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资料，包括王景弘历次下西洋前、途中、返回后的各类史记图表，奏本报告等大部分被毁。王景弘晚年隐居的航海专著也只陆续流入民间，尤其是同讲闽南话的闽南沿海地区。其二，明奉救出使海外官员很多。……王景弘虽八赴西洋，历时30年有作，但大多是主管使团后勤保障、航海技术、船队的指挥与协调，导航针路、内部管理，较少出头露面，对外声望当然不如郑和。其三，元代以后，有“九儒十丐”之说。工匠的地位仅高于娼，曰：“七匠八娼”。作为统领使团中工匠等专业技术人员的王景弘，自然而然也被贬低而郑和是永乐帝嫡系宦官，统辖使团中各级官兵与外交事务。虽与王景弘同为正使太监，但郑排首位，谥美之辞纷落在郑和身上，褒一贬一，无形中抬高了郑和，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王景弘反之。美国的陈学霖教授在《明王景弘下西洋史事钩沉一文中认为：“王景弘虽有特殊的才能和彪炳的功绩，但是由于郑和的名片隆盛，如日中天。王景弘专司航务与内部管理，较少涉及外交，功业遂为笼盖。再者，传记资料残缺，记载混淆错乱，更使王景弘掩而不彰，未得史家垂注，给予恰当的评价”。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持有相同看法。

3、王景弘的太监身份。在我国历史上和长期世俗观念，太监总是和骄横狂妄，冷酷狠毒，贪婪枉法，滥作威福等罪恶相联，一些太监还结党营私、祸国殃民，如出现了魏忠贤、严嵩等败类。这些恶贯满盈，馨竹难书的罪行，百姓对太监就自然十分反感。明初出现郑和、王景弘等这样好品格有作为、知识广的太监，是难能可贵也是非常少见，也就常为人们所忽视。历来的习俗是一个地方，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对当地或家族所出太监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讳莫如深。以至王景弘晚年掩面不彰，在去世235年左右，其家乡宁洋县(现为漳平市)地方志中才有他的简述。在《宁洋县志·中官》王景弘、欧贤(同为明太监)条目之后，有一段评论，原文如下：“论曰：阉竖多产于北方，闽人从不人选。有之，亦闽世一出也，书以志异。”可见，清初编修县志时，收入“王景弘”条目，不是歌颂他的雄才大略，历史功绩(对下西洋一事只字不提)而是出于稀奇从“书以志异”的角度才把王景弘收入的，且历来封建伦理以接代为主，族人对阉人也耻于宣传。

4、漳平故居早已成为废村。王景弘是现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许家山自然村出生的，现已成废村。从面存的香寮村《香山桥碑记》中可知，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重修香山桥时，许家山还是人丁兴旺，社会安宁。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当地匪贼横行，民不聊生，人口急剧下降，居民纷纷外逃九龙江下游谋生。据考证，许家山经过劫难所幸存的10多位王姓人家因苦于匪患兵灾于抗战时期全部迁居香寮大社。由于人口流亡，祠堂倒塌、族谱等资料亦随之散失。如今，许家山村已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废村，只有通过村里遗留下来的规模宏大的墙基断墙废墟，仿佛可见当年兴盛时的辉煌。

5、二位正使的出身与性格反差。郑和是昆明望族世家出身，以父为荣。明永乐三年(1405年)下西洋之前，郑和专门筵请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大学士李至刚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永乐九年(1411年)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还专程返云南家乡祭扫其父马哈只的坟墓，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锋芒毕露。王景弘出身卑微，父亲是个穷秀才，深山乡间教书谋生，或随父沿九龙江贩卖山海货物，养家糊口.王景弘从小就习惯默默无闻地生活，进京当太监后也从未回乡光耀门庭，晚年隐居民间，闭门著书，从不彰显于世，对待下西洋的丰功伟绩始终持平常之心，这种性格也淡化了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史实证明了郑和与王景弘始终通力合作，取长补短，尽力尽责，合奏了一曲人类征服大海的交响乐。王景弘和郑和一样，无愧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

值得庆幸的是，这位曾在中国航海交通史上立下汗马功劳的伟大航海家外交家于近年来开始引起了有关部门与方方面面的重视，由福建省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中心、龙岩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漳平王景弘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日--23日在王景弘家乡的平召开。2005年5月开始，由中国侨联，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全国“郑和、王景弘首次下西洋600周年”的系列活动在福州隆重召开，海内外与台湾、港澳等专家学者近千人，参加一系列研讨与庆展活动。随后，在长乐、泉州、厦门、龙海等地进行学术研讨、展览及考察。省外的江苏太仑、南京、广州等地也同样开展各种研讨学术庆典活动。龙岩漳平、泉州、福州、长乐等地先后成立“王景弘研究会”，建立“王景弘纪念馆”、“王景弘陈列室”，龙海角美鸿渐重整全国唯一的“二太保公庙”并举行隆重祭祀仪式。各地的王景弘史迹图片展、书画展应运而生，我国各地均多方面宣传王景弘的历史事迹与功绩。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为了纪念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丰功伟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中国政府于1946年11－12月由内政，海军两部委派萧次尹和黄蕴瑜为专员，分别收回被侵占的南海诸岛中(日伪名称)重新命名为永乐群岛。(日伪名称)重新命名为宣群岛。(日伪名称)重新命名为郑和群礁。零丁礁命名为君庆群礁。平岛、扁岛命名为费信岛。(日伪名称)命名为马欢岛。辛科威岛命名为景弘岛。到1982年4月24日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公布我国南海诺岛部分标准地名时，仍然包括上述与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有关群岛、岛、群礁的地名，其中郑和群礁、景弘岛等最引人注目。

历史地图资料记载：景弘岛位于北纬9度53分，东径114度20分，在九章群礁西北缘，为一呈枣核形小岛，是九章群礁中唯一岛屿，岛东西长324米，南北宽135米，海拔3.6米，面积0.033平方公里。宣示我国领土领海神圣主权。

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之后，在明正统时期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之时，船队被解散，许多跟随王景弘下西洋的九龙江下游沿海地区闽南籍的下层官兵、火长(船长)、水手迫于生计，重振航海旧业，他们纷纷与沿海地区具有海外经商经验、企望向海外开拓商的海商、绅士、富户及海外有亲朋的侨户相合。整舶建船，继承王景弘与郑和下西洋的所有航线与商港，借助大明帝国相应的影响力，闯荡大海驶向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经商贸易开辟了明代中期的民间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地处九龙江出海口优势，且具有丰富的远洋航海经验的海边居民，均具有“讨海”“下洋”传统，依托九龙江流域区位经济的优势与漳州丰富的商品资源，开拓了以月港为依托的民间远洋贸易的大戏，直接促进漳州历史上首次的经济腾飞，促使这个历史时期月港民间远洋贸易登上世界贸易舞台，成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突显明代驰名中外、独具特色的经济繁荣区，明代的“天子之南库”。

漳州月港的崛起、发展、繁荣，从王景弘第八次下西洋之后的明宣德年间至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海贼侵略我东南沿海后，“洋船都被劫掠，月港洋市乃趋衰落(海汀县志)的近200年，对漳州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是漳州科举及第最昌盛的时期，也最广泛地积累了海外人脉资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漳州居民大量出国谋生发展的高潮，并一直延续到清代、民国乃至今天。在新的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全球的眼光，实施“一路一带”建设，不但弘扬了郑和、王景弘的友好外交传统，继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价值观，而且合作层次更高、惠及范围更广历史机遇更大。通过宣传大航海家王景弘的历史功绩，开展对漳州“丝绸之路”的研究，必将促使我们更深刻理解“一路一带”建设的内涵，激发参与“一路一带”的热情，为漳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谱新篇。

八、王景弘有别于郑和的历史功绩

王景弘除了与郑和共有的历史功绩外，还具有自己特殊贡献，主要是：

1、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的先锋，中国宋元时代闻名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为福建泉州，古代驰名中外数百年，繁荣多时，登上世界贸易大舞台。王景弘是福建闽南人，对福建沿海，特别是漳泉地区比郑和了解更全面、更深刻，出使西洋，王景弘沿着宋元时期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航线远航南洋各国，加上他对航海技术的钻研与学习，在整个船队中堪称“总舵手”对开辟“海上交通”开拓新的航线航道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航海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研究中国海上交通史，不能离开王景弘。

2、开拓航海造船先进技术的先驱。福建古代造船业十分发达，兴于盛唐，全盛于宋元，曾有“无湾不造船”之说，所造海船，适于远洋，誉为“福船”。闽南人自古有靠海谋生传统习惯，闽南的九龙江口、晋江口所建的巨大远洋船舶早已闻名海内外，至明初仍经久不衰。王景弘作为出使下西洋首领之一，在实施出发前的人才召集、船舶征造、特别是千吨以上大远洋船的建造，作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并在造船业发展和先进造船技术的创新等方面展现出了卓有成效的特殊的贡献。

郑和、王景弘使团首次下西洋共有208多艘航海船舶，最大的宝船(即旗舰)长44.4丈、宽18丈(每丈约3.33米)载重量千吨以上，9桅12帆。跟随王景弘下西洋的翻译巩珍在他的使团记录《西洋番国志》写道：“所乘宝船，体势巍然，巨与无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乘员600余人。宝船巨大宏伟，说明当时造船业已发展到高水平，其中还有千吨左右，长30丈左右的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专用船舶62艘，还有146艘中、小型远洋船舶，合计200余艘船。每次下西洋需数年之久，且来去自如，安全返航，确实是“涉彼狂浪若赴通衢”。那么，对比海外：在郑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归来的半世纪以后，哥伦布於1542年才到达美洲，他的船长只有19米(仅6丈长)，载重仅250吨船员88人，总共3艘，最大的是“圣玛丽号”，在途中触礁沉没，余2艘也不完好无损。达·伽马首航印度时，共4艘船，随员160人。最大的旗舰长25米，载重300吨，途中发生事故，仅剩2艘带病返港，船员只剩55人回家。麦哲伦就更惨了，他在郑和、王景弘第一次航海回来后的一个多世纪后，于1519年才开始环球航行，出航船5艘，船员265人，途中事故频发，只有18人返港回家。这些世界级的大航海家，对比之后，英国科技史大师李行瑟博士对郑和、王景弘评价：“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在世界创造了几个第一：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造船技术最先进，航海技术最先进”具世界木出的大航海家。可以想象，一个27600多人、200多艘船舶的大船队远航亚、非地区，如果没有充足的船只数量和良好的质量保证，很难保证航海各项任务的顺利进行，王景弘在造船技术创新方面功不可没。

3、培养中国航海人才的大师。中国船队下西洋，需要许多工作在领导层面作决策、指挥，管理的高级别人才外，还需要成千上万名掌舵的“火长”和航海操作技术人员，航海导航与安全监管的技师，测天气风向的阴阳官，靠离码头、抛锚造舶的班碇手及操舵工、蓬帆工、划浆工以及海陆作战的官兵与械器等等专业技术人员。在招募水师、培训考核过程中，主要都是王景弘组织督练的。《漳平县志》的“王景弘传”中记载：“永乐十年，景弘受命至闽、浙沿海一带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并在长乐泉州(当时九龙江出海口的南岸归漳州府龙溪县辖，北岸是泉州府同安县辖，1957年2月17日割同安县灌口区锦宅、金山2乡及角美圩的同安街、眠床街等街巷归龙溪县角美区管辖)等地招募人员，督练水师，监造海船。因而在下西洋史书中多次提及“随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水手官兵“多闽人”的现象。大海航行靠舵手，出大洋的每条船的舵手(又称船老大、火长)十分重要，更需要王景弘的总舵手指挥庞大的军民两用的航船舰队。

4、绘制下西洋航海图表和著书。“王景弘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有杰出的航海技术和海上航行的组织指挥才能，航海过程当中，有关航海技术资料、航海图表的测绘制作只能由王景弘来完成，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漳平市党史办主任黄文光在《王景弘的历史功绩》一文)。王景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来间，出于无奈，对30多年航海事业的深厚务感情，发挥所长，孜孜不倦地整理下西洋面的经历和经验，撰就《赴西洋水程》专著和相应的图表。可惜史料中仅有此事记述，并无专著原文，早已散落于民间，成为驾舟驶往外海谋生导航的“秘本”。为东南沿海地区世代惯于“讨海”为生人们服务，促进了明清时期民间航海事业，尤其是漳州月港民间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奠定基础并作出重大贡献。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郑和、王景弘出使西洋是我国航海事业的一大飞跃，大大地促进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远洋航海的科学实践，这一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世界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博士名著《中国科技之文明》一书写道：“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十五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海域，呈献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辉煌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中国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就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明随处可见”。坦普尔也说：“如果说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不仅仅是开辟航海之路乃至之后漳州月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走向富强之路，同时它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往来，增进睦邻友好关系，也扩大了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关系。传播友谊、平等交往、互利贸易、化解矛盾，深受各国人民的信任和欢迎。

5、妈祖文化的传播者。闽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因为闽南地处沿海地区，为此属于向海洋进取，向外部发展的海洋文化性质，任何文化都包含某种宗教信仰、航海风险最大，最需要祈求神灵保佑安全顺航，闽南文化宗教信仰“妈祖”，尊崇为海上保护神，历代皇帝先后册封为“天妃”、“天后”等14个尊号，但百姓总是称为“妈祖”。由于妈祖颇具慈母形象，是有求必应的海上保护女神，其影响扩大到传统的海神，成为人们心目中无所不管的保护神。王景弘是漳州漳平人，讲闽南话便于与大量来自闽南的基层官兵、水手和技术人员交流沟通。王景弘信奉妈祖灵应，祈求神灵保佑，以安定人心，顺利航行。因此，每次船队出发前后，都要建造壮观的天妃宫，并举行祭祀大典，共同祈求平安。福建全省包括台湾岛(时台湾岛是福建省辖)，东南亚各国的许多港口至今仍有颇具规模的妈祖庙，几百年来香火持续盛旺，后来凡是有一定数量中国人到达的海外城市包括美国的旧金山与纽约等地也建有妈祖庙，侨胞十分崇敬。在海峡彼岸台湾岛的妈祖庙，更是无处不有，多达500多座，随处可见，香火特旺，现漳州境内也存有85座大都明代兴建，近年来都修饰一新，信徒者众。各地诚奉妈祖之盛与明初的乡亲王景弘早传播紧密相关讲到妈祖文化与其传播，首先必须提到王景弘，实践证实妈祖文化也是王景弘文化的一部分。王景弘是传播东南亚、非洲沿岸乃至海外各埠妈祖文化的鼻祖，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妈祖文化的传播者，也是福建文化、闽南文化的传播者。

6、海外华侨发展的奠基人之一。闽南人驾舟渡海侨居海外始自唐代，其时印尼、马来西亚南部为中西海上交通要道。这些移民被称“唐人”其后东南沿海居民因战乱灾害，经济贫困或经商贸易漂洋过海谋生甚多。郑和、王景弘的船队历时三十年，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往来，需派驻大批华人到海外，且这些地区早有闽南华侨居位，船队中又大多闽、粤两省人员，故这两省特别是闽南人留驻海外各地的数量居多，久之成为华侨。《龙海县志》卷三十四第一章华侨篇称：“明永乐年间，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期间：”许多县民随王景弘下西洋而居留国外，“闽南通香，皆自漳州月港出洋”。漳泉两府的沿海居民，随王景弘下西洋而置留海外谋生，形成了又一波移民高潮。到明正统时期开始实行“海禁”之后，闽南民间海外贸易兴盛，“豪民造巨舶，扬帆海外”经商贸易，不少人就定居海外各埠生存发展。据《龙海市华侨志》统计记载“龙海华侨出国最初渊源于海外通商贸易，比例占总数的69.75%”闽南沿海居民自古以来“依山务农业，沿海事舟楫”世代相传，敢于冒险，敢拼会赢。故福建、广东两省的华侨数量居多，这与王景弘经历30年下西洋的历史过程中，大批招收的人员来源不无关系，经查核闽南各地华侨史志都有明确记载。

7、最早推进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使者。明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王景弘曾率船队到访台湾岛上，登岛深入土族居民访问了解、交流生产生活习俗，传播中华文化与宗教信仰。明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独自奉旨率船队出使苏门管腊返途中，到台湾进行第二次访问，登岸停留“数旬”。王景弘是闽南人，讲闽南话，语言、民俗、生产生活习俗与同一个省的台湾居民十分融合，感情更为深切。其间，王景弘与船队的大多数闽南人经常登岸与当地居民深入沟通，传播大陆的生产技术，传播宗教信仰，特别是妈祖文化与佛教信仰，为台湾人民寻找中药治病和改变不良生活习惯等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实事好事，令台湾民众钦佩不已。王景弘到台湾的时间比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提早254年，成为最早推进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大陆使者之一。

8、中国传统医学的实践者。王景弘精于医学，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中草药医学与民间偏方食品疗法等。在其每次出海下西洋的27600个官兵与水手人员中，每150人就配备医官一名，整个船队(现代称呼是舰队)就需配备180多人医官和近400人医助药剂护理人员。在当时西药尚未发展，特别我国更无此医药材料与人员的情况下，仅靠传统中医来保障出航人员的保健医疗。王景弘这近600人的医疗队伍，每到一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沟通各友邦国家关系，也为了宣扬中华传统的医道医学，经常派员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查病源治百病，这些随船的中医人员在王景弘的带领下，为海外各地百姓治疗各种疾病，传播中华民族高尚医德、精益求精的医术，经济实用的中医草药和食物疗法等知识，造福各国人民，深得人心，至今仍留下许多美好的传说和神奇的故事。

明初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的壮举，从整体上看，郑和无疑是主要的首脑人物，负责全权执行明成祖朱棣对海外诸国友好往来的方针政策，并拥有外交、军事、通商等方面的绝对权力。但对指挥七下西洋这样前无古人的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而言，仅凭郑和的航海技能与经验，还是相当不够的，需要一批善于指挥舟师，出使外交，通商互惠以及应对当地的军事挑衅的海陆战斗等各种艰巨任务。在郑和使团中的诸位领导成员中，王景弘无疑是这方面的统领人物。在这个航海家集体中，王景弘领有正使太监的殊衔，与郑和同为使团的正使，他虽然在下西洋的整体事业中屈居于郑和，但在个别情况下，他是与郑和并驾齐驱的首脑人物。王景弘不但是首席航海家航海总指挥，而且曾经多次亲自率领船队巡航东、西洋各地，也曾数次单独负责率领船队出使海外国家访问任务，足见王景弘亦具杰出外交才能和航海技能。王景弘是明初在发展大明王朝与海外诸国睦邻友好关系方面卓有建树，屈指可数的外交家之一。英国退役潜艇舰长希孟斯，经过14年的研究，跑遍世界100多个地方，搜集了大量资料，提出了惊人的学说：“郑和、王景弘的航队是环球航海第一人，比哥伦布发现非洲新大陆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5年。”改写世界航海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肯定了王景弘与郑和一样的历史贡献与合理的地位。

王景弘一生中，无论是与郑和共创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或致力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乃至晚年潜心整理撰写历次下西洋航海资料，以及他在历史上的贡献，都无愧于与郑和并列而载人史册。

对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研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亮点，是中国海上交通的一串明珠，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一部杰出大作，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促进改革开放，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速祖国现代化建设，加快祖国统一大业和增进世界和平，都有着十分巨大的作用。郑和与王景弘下西洋是互为一体不可分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只要我们坚持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出发，深入挖掘开发，实事研究，做到成果其享，利益均沾，抓好共性，突出个性，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就一定能有力促进闽南人王景弘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真正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实际上，王景弘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已有重大研究成果的郑和更进一步地发展与研究，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光辉业绩定将大放异彩，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