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江夏》之三

地缘江夏之鄂州

作者：罗友明　编者：杨建松

三国时期的江夏郡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宫廷中的十常侍之乱，因之引发的董卓之乱，以及社会上的黄巾之乱。和其它朝代更迭交替时一样，朝野的各种平衡被打破，各种社会弊端尽数显现，其结果那就是一个字—“乱”。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各路士族豪强势力，乘乱而起，争夺势力范围。经过阴谋诡计的斗智和惨烈的暴力较量，最后胜出的是曹、孙、刘三家三分天下。而发生这一切的起始点史学界大都认定为黄巾起义，这年是公元184年。到公元196年（即建安元年），曹操挟汉献帝于许都，东汉政权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历史实际上开启了三国时代。

三国时期东吴的江东腹地

观察曹刘吴三家脱颖而出的成功奥秘，我们就可窥探其背后的必然规律。除曹刘吴三家各有据险而守的地缘优势外，曹操的成功在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再一个就是在北方屯田，获得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刘备以西汉中山靖王之玄孙自居，以所谓刘皇叔身份相号召，招贤纳士，最后在天府之国的益州立足，建立割据政权；相比较孙权则政治优势明显不足，而主要是靠其兄孙策打下的扬州六郡实行大规模屯田而奠定的物质基础。曹孙靠屯田，刘则靠的是当年秦国李冰修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打造的天府之国的富庶，捡了个地利现成的大便宜。相较于曹刘，孙权东吴政权的建立则更为艰难、凶险。那么，孙家的基业又是如何在不利的形势下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呢？

汉末黄巾起义时，孙权的父亲孙坚参与镇压并参与平定西北边乱，以军功任长沙郡太守而转战江南诸郡。之后与袁术联手参与平定董卓之乱，屡建战功被表奏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后在攻打荆州刘表时中埋伏为乱箭射死。其兄继承父亲遗志也投奔袁术，统领其父旧部，先后攻陷庐江郡和江东的丹阳、吴、会稽等郡，为朝廷任命为讨逆将军和吴侯。袁术死后，他复征庐江郡，兼并袁术余部，屯兵而治柴桑，继而征伐荆州江夏郡黄祖，还顺便劝降豫章郡太守刘歆，共获得扬州六郡八十一县地盘，实力迅速壮大。然在其志得意满、事业与日中天之时，不幸被故吴郡太守许贡门客所杀。时值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是此时孙权接过兵权。他的父兄不仅为他争得了广大的地盘，还延揽聚集了包括周瑜、张昭等在内的一大批人才，以及众多江东士族豪门的支持，其力量天下震撼。

东吴伐江夏时的军事要塞(制图:彭斯陶)

孙权驻守的柴桑（今九江），历史上是所谓的“吴头楚尾”之地。其江北是大别山，江南是幕布山，南北走向，共同组成我国地理的第三级台阶，是吴楚双方在长江流域长期争夺的力量对峙之地。历史上吴国曾在吴王阖闾时期，在楚国人伍子胥的协助下，绕道淮河，攻陷楚国郢都，却从未从长江流域攻入楚国。长江流域的地缘结构可以简单的划为：上游巴蜀；中游荆楚；下游吴越。后来的历史称此处为所谓的“吴头楚尾”之地，长期是长江流域中游和下游势力争夺的地缘节点，历朝历代在大别山的各个隘口建有守卫的军寨，所谓楚尾之地四十八寨就是最好的证明。孙策和孙权兄弟从此地攻入楚国故地，对于长江下游的江东势力来说，是开创全新历史的重大事件。孙权自建安八年（203年）至建安十三年（208）间，曾先后三次攻伐江夏郡黄祖，并获得部分江夏郡的地盘。此时的荆州刺史部刘表为州牧，管辖荆襄七郡，地域范围包括现在湖北湖南全部和河南南阳、信阳等地的广大地区。而孙权攻占的是江夏郡的一部分，这里曾是楚国故地鄂国的地盘，就是以梁子湖为中心的鄂东南三角地带。

长江中游曾经产生过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比如9000年前常德城头山的稻作文明，以及后来在长江与汉水流域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夏禹之时以汉水流域为中心的江淮流域，长期是三苗的故地。而孙权攻占的鄂东南三角之地则是古扬越的边缘地带，开发极为滞后。长江中游的地缘特征是以云梦泽为中心，大致可以分为东江汉平原和西江汉平原。楚国八百年，重点开发的是西江汉平原，就是从南阳盆地到洞庭湖西部常德一带的平原地区。而当时楚国的国家战略部署用力的中心是问鼎中原，无余力开发东江汉平原，放任江北为黄国遗民艰难谋生之地，江南鄂东南三角区域更是荒蛮。当时的政治格局是曹操官渡之战后，占据中原，谋划挥军南下，完成统一中央之国的大业。刘璋偏安益州，暂时逍遥自在。而据荆州的刘表，北有曹军大兵压境，东有孙权强力攻伐，内还有刘备图谋取而代之，真乃是危机重重，压力山大。一场决定中央之国格局和命运的角逐即将登场。既然我们要挖掘东吴粮仓的历史文化价值，揭开东吴崛起的奥秘，那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赤壁之战前后，东吴孙权的军事部署和东吴粮仓的营建情况。

先认识一下鄂东南这块三角之地的地缘结构特点。

对于控制了豫章郡的彭蠡泽（也就是现在的鄱阳湖）流域的孙权政权来说，突破历史上的“吴头楚尾”之地，进入的这片鄂东南三角地带，就是经略江汉平原的跳板或桥头堡。首先是这片区域的特点就是湖泊众多，今天的湖北省内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湖泊，包括：梁子湖、牛山湖、保安湖、西梁湖、鲁湖、斧头湖、三山湖等诸多湖泊，都是位于这片三角区域之内。造成这一现象的地理原因有二：一是长江在流过九曲回肠的荆江江段后，继续曲折蜿蜒，使得江水极易在洪水泛滥期倒灌浸入湖泊中；二是整个鄂东南三角区域的地形并不是典型的大平原，受幕阜山山脉的影响，整体呈现出丘陵地貌，因地形分割，极易蓄水成湖。无论是江水倒灌还是山上来水，这众多的湖泊必然存在与长江连通的通道，即河道与河口。那些叫某某口的地方，如樊口、夏口、涂口……等等，就是建立军事要塞和粮仓的战略要地。这些通道极有价值：对三角区域内，可以训练水军，舟楫可便捷沟通各地往来；对外战船可以与己方守军相互支援，歼敌于长江波涛之中。古代时，这片区域的众多湖泊的相容度，要比现在更高，因而其战略价值则也更高。总之，湖泊众多，丘陵与湖水相连，河道与河口连接长江就是这片三角区域的特点。根据上述特点，再让我们分析一下建立军事要塞和屯田营建江夏粮仓的情况。

军事要塞的建立 。

这片三角区域，沿江相对应的，就是现在的黄石、鄂州、武汉的江东片（包括青山区、洪山区、武昌区、江夏区等）、咸宁和赤壁市。具体到孙权时期建造这些沿江军事要塞，一定是渐次建造的。那么，在当时首先建造的军事要塞就是黄石市江边的西塞山上的西塞。唐代诗人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就是写的这里。可以想见，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在当时叫什么名字已不可考，正是因为建造了军事要塞而名声大振，才冠名西塞山的。因此山在当时治所柴桑的西边，故名西塞山。最初建这个军事要塞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抵近侦查和拱卫柴桑的安全。第二个要塞就是鄂州的樊口。随着战事的推进，樊口靠近鄂州西山，有水道沟通长江与古樊湖之便，更具战略价值。第三个要塞就是夏口。夏口城最初在长江对岸的汉阳，为江夏郡守黄祖所筑。位置在汉阳龟山与月湖之间的山坡上。孙权的夏口城则建在江南岸蛇山临江的黄鹄矶上。此处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既是鄂东南这片三角区域的突出部位，更是长江与汉水的两江交汇之处，承受着对岸来自荆州南郡方向水陆两方面的正面压力，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略要地。第四个要塞是涂口（即后来的金口）。秦汉之际在此建有军事防御的卫所，两汉时还曾建制“沙羡县”。此地的军山与淮山锁江，赤矶山矗立江中，三山互为犄角，是长江防御的战略要冲。但从防御江东势力袭击来看，夏口明显优于涂口。如果夏口一旦有失，可长驱直入荆州腹地。为此，镇守江夏郡的黄祖，曾将沙羡人口从涂口迁徙到夏口，增强防御力量。反之，如果军事威胁顺江而下，来自上游南郡方向，那么涂口作为军事抵抗的前线则更佳。因此，赤壁之战发生在涂口是最合理、最可能的。第五个要塞是竞江口，即现在嘉鱼簰洲湾上游，此处是西凉湖与长江连通之处，在丰水期因其水流量很大，与长江争夺主航道而得名。簰洲湾就是两水相争的流沙淤积而成。第六个要塞是鲍口，它的位置在嘉鱼与蒲圻（今赤壁市）结合部，是西凉湖湖群最上游入江的湖口。第七个要塞就是隽口，此口因发源于幕阜山的隽水而得名。两汉时没有在隽水下游建行政区，而是在上游建了个下隽县（即今崇阳、通城两县范围），直到赤壁之战十一年之后的219年，陆逊才率军驻扎隽口，在此建了蒲圻县，并以此地为基地，在攻伐刘备势力的征战中，取得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才改隽水为陆水，隽口自然就成了陆口了。陆逊帮东吴从蜀汉手中夺得全部荆州之后，隽口的战略价值暴升，因此在沿江低地建制了蒲圻县。且隽口是孙权在鄂东南这片三角区域建的最后一个军事要塞，且离治所柴桑最远，由此可见，在蒲圻隽口发生赤壁之战则合理性明显不足。

在叙述了东吴筑军事要塞，再来叙述它的后勤保障，即屯田和江夏粮仓的建设。

三国鼎立时期的疆域、兵力、户口与人口

军事家云：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孙权政权当然懂得粮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不久前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火烧乌巢屯粮之地而大败袁绍的血的教训就摆在眼前。因此，孙权政权在攻入荆州江夏郡之初就开始大规模屯田、营建粮草储备的粮仓。

东吴的屯田开发，肇始于吴王阖闾时期，得益于楚国人伍子胥的鼎力协助。当时的范围，仅限于环太湖流域。到孙策、孙权时期，环太湖流域屯田开发，有力地保障了军事行动的推进。突破“吴头楚尾”之地后，如果从太湖流域运粮草来保障军事供应，则逆江而上，费时费力。那么，孙权政权就在柴桑附近就近屯田开发，这就是东吴在攻入江夏后建的第一个粮仓基地：浔阳。其范围在彭蠡泽之西的长江两岸。就是现在的江南九江至共青城一带、鄱阳湖之西的沿江走廊，以及江北龙感湖之西蕲春等地。第二个屯田开发基地就是阳新。这一地区在柴桑与黄石的西塞山之间，是发源于幕布山的富水河流域、南北走向的盆地。第三个屯田开发的基地就是武昌。这个武昌指的是樊口旁边的武昌城。由于有连通江、湖的樊口水道运输之便，因此，环樊湖屯田开发（现在的环梁子湖）则成为必然。随着战事的推进，更是成为屯田开发的重中之重。此地水网密布，交通便捷，更在于湖与江的沿江走廊低地平原，田地肥沃，面积巨大。其范围包括从黄石、大冶西侧，一直到簰洲湾竞江口一带的广大地区。虽然其名为武昌，然最大面积的则是夏口城为中心的上下游和背后腹地（现在的江夏区范围）。也就是说其名在武昌（鄂州），实则在夏口城（江夏）。第四个屯田开发基地是陆口，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此基地屯田开发较晚，应该是在赤壁之战后直到陆逊在隽口屯兵驻扎这段时间。之后随着战事的推进、扩大，才重视此地的屯田开发。其范围在西凉湖上游的鲍口和隽水入江的隽口一带的低地平原。第五个是湘江边长沙郡的沤口和第六个是南郡的江陵。总之，东吴政权攻入江夏郡乃至整个荆州后屯田开发基地建了十多处，其特点就是渐次推进、建在湖与江的结合部，即沿江走廊。

自东吴政权攻入江夏郡，先后建了七个军事要塞和十几处屯田开发基地。然主要的要塞和基地大都建在鄂东南那片三角区域内，相应的也一定会在这些地方建许多的粮仓，为作战的吴军提供粮草保障。因其乃东吴政权所建，所以我们称之为“东吴粮仓”。军事要塞樊口的武昌、夏口城的夏口以及陆口这三个要塞更为重要。从军事部署的角度来看，其它要塞都是围绕这三个要塞展开的。而这三个要塞之中，尤以夏口城的夏口要塞最为重要。长江从岳阳的城陵矶折向西北方向，流淌到了与汉水两江交汇之后，从青山区的红钢城又折向东南。处在三角区域突出部位的夏口城，率领两翼军事要塞部署的吴军，从两百多公里的扇面，对江对岸势力造成极大的压力。这样的地缘结构就凸显了夏口城的压倒性的战略地位。因此，环樊湖（现梁子湖）的粮仓必然建得最多最大，主要范围就在现在的江夏区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具体情况虽已无可考，但笔者有幸见证了在江夏区两处东吴古墓的考古发现，可以很好的佐证。

一处是江夏庙山开发区的医药园，我们发掘了一处墓葬，里面发现了一枚墓主人的铜印，上书“司金司马”字样，可见他生前是负责武器装备制造和维修的官员。观察庙山开发区的地望，此处在当时是湖中的一个岛，安全且离夏口城又近，水路可便捷通达。澳门园等山头，坐北朝南，很可能营建了许多粮仓。再一处就是在当时流芳街的关山村，发掘的东吴墓葬则更精彩，居然发现了一件大型冥器：青瓷坞堡。该件文物的器型由围墙、前门楼、四隅角楼、左右厢房和盖钵式谷仓组成。围墙头有双坡檐顶，有墙脊。前墙正中有大门。门楼和四座角楼屋顶皆为五脊庑殿式建筑。顶面作瓦纹，檐头有瓦当。门楼内站立一位武士俑，周边一圈有回廊栏板。此外，还有发现了大量的鸡鸭鹅猪狗等器物。此文物太珍贵了，再现了东吴粮仓的生动情景，填补了东吴粮仓的实物空白，原件已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并展出。当时东吴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军屯是国家组织的屯田，战时打仗，无仗打时则种田；民屯则是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由士族豪门大户实施的屯田，专门种田不打仗。这座1800多年前的古墓葬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民屯的种粮庄园主。

全盛时期的东吴疆域图

可以想见，东吴当时战事紧急，所营建的东吴粮仓一定是应急式实用性的，规模远不能和著名的洛阳含嘉仓和荥阳的敖仓相比，因此，实物几乎难以保存下来。然粮食的储存从古至今都是国家大事，粮仓的营建应该是有一定的范式和传承的。那么，东吴粮仓大致是什么样的呢？青瓷坞堡中的盖钵式粮仓是一种，更多的应该是简易的粮仓。我想，东吴当时大多应该是在湖中小岛或湖边山坡通风朝阳处营建。大致是挖一排排深坑，四周挖好排水沟，安装竹筒或陶管排水；坑底用木头做地笼，铺满烧硬的渣土、草木灰或木炭防潮，再铺上草席；坑壁用烧硬的渣土拌石膏泥涂抹硬化防潮；从坑底到坑沿，有台阶上下，便于粮食的收储和搬出；地面部分就用木桩、芦席打围，顶部的盖顶也是以芦苇编织而成。如果要给这种粮仓取个名字的话，我看就叫半坑苇顶式粮仓挺合适的。这应该是当时东吴粮仓的典型范式。

三国的激烈战事，往往成为历史视线的前台，而后勤保障能力才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先生，可以说是“国命”之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可以从东吴对农业生产或屯田的重视，则可窥见一斑。在国家层面，东吴政权，设有大农或大司农；操办或监督管理的有督军粮御史及监农御史；各郡置有典农都尉，级别如太守同等；为加强军粮管理，还置有左节度，专掌军粮会计。大范围的实施军屯和民屯，调动政府和民间的两个积极性，可以说是全国动员。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在保障战争胜利方面，居功至伟。

在当时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组成孙刘联盟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上都是青史留名的战例。第二个胜利，就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攻击刘蜀政权的南郡江陵，取得讨还荆州，以湘水为界，平分南荆州四郡的胜利，扩大了东吴的地盘。第三个胜利，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将刘备势力赶出荆州的胜利。此次孙刘之战的起因，是刘备荆州守将关羽乘机多次挑衅，派人“擅取湘关米”，也就是偷米激怒了孙权，于是派吕蒙为前部都督，擒获关羽，将刘备势力清除出荆州，获得除南阳郡之外的荆州六郡，地盘进一步扩大。第四个就是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取得著名的夷陵之战的胜利，从此以后刘备势力只能退守益州，再也没有能力东顾荆州，魏蜀吴三国对峙出现稳定局面。第五个胜利就是建都武昌并称帝。夷陵之战胜利之后，孙权又取得孙曹濡须口之战的胜利，孙权认为东吴政权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劣势已经扭转，于是在鄂州筑武昌城，建都称帝。

孙吴政权自攻入江夏以来，积极屯田备战，当时就取得了四大军事胜利和建都称帝的辉煌成就。之后东吴政权乘势而上，进一步扩大胜利。其它的成就暂且不说，仅就东吴政权鼎盛时期控制的版图面积，就足以证明东吴政权的辉煌。

《三国志•孙皓传》中说，东吴的疆域是“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汉之涘，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共领有扬州、荆州、广州和交州4州、45郡、2都尉、1典农校尉、两属国以及328县。范围涵盖现在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全部，以及江苏、安徽、湖北、广西和上海市绝大部分，还包括越南中北部地区。疆域的辽阔，令人震撼。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还派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航海到夷洲，这是中央之国政治势力首次抵达台湾。就是建在夏口城不起眼的军事瞭望台和岳阳城鲁肃建的阅军楼，后来都成了天下名楼。

历史真是叫人感叹唏嘘，战乱成了推动文明进步的台阶。东汉末年之前，中央之国的中心，仍在黄河流域的北方。正是东吴政权全面经略荆楚大地，极大促进了长江中游的经济发展，把长江中下游流域连成一片，才开启了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序幕。《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长江流域水患频仍，红粘土坚硬，不易耕作。虽然春秋末铁器开始使用，但使用范围有限，仍然是“火耕水耨”为主。直到东汉末年，才逐渐扩大规模。东吴孙权为鼓励扩大屯田，将自己的牛车用牛八头改为四头，，亲自耕田，“与众均等其劳”。东吴屯田，规模空前，多使用铁犁和牛耕，耕作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历史进入了长江中下游流域开发的新时代。

后来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还有北宋的“靖康之乱”，这三次重大战乱事件，造成北方士族豪门和大量人口南迁，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大发展和文明进步。永嘉之乱时，中线南迁的通道就是南阳、襄阳盆地和大别山的义阳三关，我们江夏的涂口曾有侨置的汝南郡。而晚年的诗人李白目睹了安史之乱北方人口南逃的惨况，写下“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诗句。长江流域经过持续的开发，经济实力大增。隋代修大运河，就是为了沟通南北的漕运，证明维持北方政权的统治，已经仰赖南方。到唐代因北方藩镇林立，“军国费用，取资江淮”，中央财政仰赖江南。北宋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已远超黄河流域，正如北宋史学家范祖禹所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南宋时就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明代政权起于南方，特别是在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冲击出大片土地，明政权在长江流域修筑堤坝、围湖造田，特别是长江中游的荆楚大地迎来了历史性的大开发。因此又有“两湖熟，天下足”的民谚产生。这都充分证明了长江流域的富庶。清代不仅扩大了南北大运河的漕运，还增加了海运。即使到了民国时期，继续在江夏范围内修筑堤坝、围湖造田。修金水闸时，蒋委员长还亲自题字，可见当时忙于战事的最高统帅的高度重视。直到新中国后还在长江流域大规模农垦，建了许多大规模的国营农场，为新生的共和国人口数量暴增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粮食安全保障。

江夏区太空稻(图片来自网络)

笔者在讨论、接受撰写本文时，欣闻300亩太空稻在江夏区试种成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这样，在我们在回望崛起于江夏并开启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东吴粮仓，又要阔步迈向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

  2022年11月18日写于江夏     

作者：罗友明，1955年出生，1972年考入武昌县京剧团，扮演过李玉和、赵永刚等角色。1974年底代表武汉空军航空兵四十四师，参加武汉军区文艺汇演，获表演一等奖。1975年春正式入伍。1979年4月退伍，在武昌县文化馆工作。从事戏剧创作、文艺辅导和编辑工作，担任过《江夏文艺》的副主编、主编。参与搜集整理《武昌县民间故事集》、执行主编过《武昌县戏剧、曲艺集》、江夏非遗读本:《江夏民间故事》、《藏龙十年》等。曾18次担任江夏区文艺“百花奖”大赛的主任评委。曾担任武汉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武汉陆羽研究会名誉会长、江夏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应邀参加武汉大学历史系周教授主编的明清史：《历史的细节》，撰写多个专题。酷爱读书、垂钓、旅行和下围棋，曾六次获江夏区十佳读者称号，曾获江夏区围棋比赛冠军。退休后爱好旅行和传统文化研究。

　　编者：杨建松，网名铁马豪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省朗协融媒体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武汉市老干部朗诵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总监；《都市头条》铁马豪歌平台创始人，四年阅读已逾一亿九千多万；湖北省第三届“荆楚朗诵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