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理,男(1965—)笔名天歌,昆明人。有小说诗歌发表于《中国煤炭报》《天津工人报》《云南老年报》《春城晚报》《大众日报》《黄河文学》《北方》《丑小鸭文学》《河边柳》等报刊杂志。现在某公司做财务总监。
四个舅舅中,三舅与我们往来最多,也是最亲近的一个。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成都出差。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一向身体健硕,尚不足60岁年纪的人,怎么就突然走了呢?我的心一阵酸楚,眼泪似决堤的江水,奔流不止。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家还在原居地:会泽县一个叫高家台子的偏远山村。这里是以礼河与毛家村水库南端的交汇处,我们高氏家族就盘踞在河的一岸,背靠嵯峨的大山,面向毛家村水库峡谷。那时水库还没有扩容,每年的春季,水位很低,以礼河穿过狭窄弯曲的河道,昼夜奔腾不息,注入看不到头的毛家村水库。
每当春风吹来,屋后的高山上开遍姹紫嫣红的杜鹃花时,屋前以礼河两岸的沙地上也冒出了名种各样的野菜嫩草,正是牧猪的好时节。我和族中稍大一点的几个哥哥叔叔,吆喝着参差不齐的一群猪,在河道上啃食。
野草中有一种叫做棉蒿的,可以食用。采摘回家后,让大人们加上面粉、鸡蛋通过简单揉捏做成棉蒿粑粑,用柴灶烘烤,又脆又香,是我们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馋食,只有每年的初春才有这个口福,这个季节的棉蒿最嫩也最有清香味。外出牧猪时,大家的背上都背一个小花箩,用来装嫩蒿。
我们家离母亲娘家不算远,站在高家台子上,早晚都能看得见外婆家扶摇直上的炊烟以及听到隐约的鸡鸣狗吠。沿着曲折的羊肠小道,爬过几墩巨石,淌过一条淙淙的溪流,穿过几块庄稼地,再登几道石坎就到了外婆家的院坝。
母亲常回娘家,每当她出现在山间小道时,放猪娃中有眼尖的就朝我大喊:"你妈去你外婆家了!"我一看见母亲的身影,便快速丢下牧棍,扯掉小箩,光着小脚板,飞也似地去追赶母亲了。
到了外婆家,总是三舅先迎了出来,帮我母亲接了东西(母亲每次总是带一点吃食给外公外婆),把我揽在怀里,带进堂屋安顿好。外婆的双眼在我母亲十多岁的时候就瞎了,常年呆在屋里,摸索着做一些简单的劳动。
她听见了我们的声音,忙叫我过去到她身边,让她从头摸到脚,她每次总是重复地说,我的小崽崽又长高了,然后址起衣角,抹抹一片漆黑的双眼,叹惜地说:"我这双瞎眼不中用了,娃娃长成甚个样了?一定很好看吧?"三舅看看我,连声说:"胖墩墩的,好看,好看。"母亲就噗嗤笑出声来,出去帮大舅母做饭去了。
三舅把我领出去,来到后山上,摘一把杜鹃花给我抱起,他拿一把皮枪,左瞄瞄,右看看,突然抬手,啪的一声,一只斑鸠应声从树上掉落,在地上扑腾几下,不动弹了。三舅跑过去,拎了一只斑鸠脚,得意洋洋地跟我说:"胖墩,回家三舅烧给你吃。"那时的三舅不过十四五岁,正是玩皮捣蛋的年纪,常常给小鸟们带来不幸。
母亲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妺妹,两个弟弟,三舅是大弟。我们那片紧连的几个村子是会泽最穷的地方,主要产洋芋和包谷。土地贫脊,又灾害频发,十年九歉,生计常成问题。从我三孃以上都没进过一天学堂,只有最小两个舅舅念完小学,再无经济能力往上供读。
三舅虽读书不多,但能写会算。特别是他的一手好字,有王羲之的影子,“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远近闻名。
在我七岁那一年,由于毛家村水库要扩容畜水,政府把我们临近江边的几个村子移民到了陆良县。从此,我们就和三舅一家隔山又隔水;当年交通很困难,要坐班车经过曲靖、宣威再到会泽城,然后从毛家村水库坐几个小时的船才能到已经被淹的高家台子。母亲晕车晕船很厉害,怕动身,搬家后曾有好多年都没有见过舅舅一家的面了,只靠书信往来传递消息。每当拆开三舅寄来的信,读到头一句:亲爱的二姐及全家,你们好,见字如面……我就激动万分,母亲倾听着三舅字里行间对我们的想念,常常老泪纵横,抬眼朝会泽方向久久凝望,怅然若失。
进入21世纪后,社会飞速发展,农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会泽也不例外,基本上村村通了公路。未去世以前,三舅到过陆良几次,但我都在昆明,无缘与他相见。
现在母亲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对往事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每当提起她这个弟弟,总是以泪洗面,充满了无限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