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我在长沙市一中初中毕业，面临升高中时，特别想有一个好班主任，当时很钦佩有正义感、有组织能力、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老师。

记得1975年8月下旬去分校劳动，一天晚上放电影，我们两个老师和两个同学留在学校守寝室，在一起闲聊时，我忍不住打听高中分班的事，余泽平老师说，“我要是你们，保证不去打听高中老师的情况。”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他说：“那么大了，应该靠自己闯，与老师关系不大。”我反驳说：“在前进的道路中，有一个好向导总是好些。”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已经接受了他的观点，且至今记忆犹新。“确实，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都碰到一个好向导，是不可能的，应该自己闯，闯的过程也就是前进的过程。当然，在闯的过程中会摔跤，会栽跟头，关键在于你是否汲取教训，没有栽过跟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一定是懦弱和胆小的人，他的能力一定很差，人也不一定聪明。” 

范老师并不太符合传统中“好老师”的形象，她没有和蔼可亲的笑容，没有体贴关怀的谆谆教导，反而经常是一副淡淡的表情，眼神中还不时流露出一丝嘲笑，仿佛能看穿你心里的一切，但她处事公正，仅此一点就让我肃然起敬。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希望被尊重，可以有争论，有分歧，有不同意见，但彼此是平等的，因此，尽管范老师说话经常带刺，语气中似乎总有几分挖苦，甚至有点“怄”人，但她的态度是真诚的，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都很独特，很有道理，令人不得不服。加上她没有架子，从不居高临下地训学生，而是愿意平等交流，注意倾听，给你辩解的机会，这使我总是想找机会和她聊天，我当时很希望有人“敲打”自己（当然要言之有理），觉得多受点批评有好处，哪怕说话尖刻一点，也能接受。还有，范老师的工作能力很强，有一套非常规的管理手段，压得住台，又非常注意以身作则，不时检讨自己，勇于承担责任，……总之，我非常钦佩她。

一开始我对范老师的管理方式有些不适应，觉得太严格了，像带小学生一样，对此颇不习惯，尽管如此，我还是带着善意去面对她，理解她。如初中时我在老师眼里是“只专不红”的学生，学习抓得很紧，但对听报告之类的政治活动很抵触，经常在下面看书、做作业，老师管也不同听，还振振有词。在范老师的班上，这是不允许的，我不愿和范老师发生冲突，于是决定强迫自己遵守，认为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应该利用新环境来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品德。至于怎么对付那些讨厌的报告，我想了个办法，认认真真、专心专意地听报告，不管它是否有意思，不准做笔记，全凭脑子把它记下来（讲了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分了几点），回去后写到一个专门的记录本上，以此训炼自己的记忆力。这一“计划”的实施令我对听报告有了兴趣，也有一定的收获，自认为是对“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一次成功运用。 

那个年代干什么都要写决心书，在一次挖防空洞前，我写的决心书是：“劳动期间，我的决心是：好好干！”心里有点嘀咕是不是太简单了，没想到范老师做了肯定性批语：“字不多，只十二个，但看来决心不小，落实在‘干’字上，前面两个‘好’字带着，要得！”我顿时觉得范老师很理解我不愿空谈、想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心理（后来在其他学校的类似场合也同样用过这三个字，得到的都是负面评价）；还有一次班上开针对某个落后同学的帮助会，我发言时将该同学比喻为病人，老师是医生，我们同学是护士，大家都是为了治病救人，……范老师当堂总结时对我的发言只评价了一句，说我写的是杂文，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杂文这个词，此后整个高中阶段我都特别喜欢写杂文。在交上去的文字稿上，她写道：“评得好！诚恳，热心！”

范老师经常在班上讲一些道理——劝我们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不要陶醉在碌碌无为的生活中，这是有针对性的，当时不仅仅是一些同学讲究吃穿打扮，男女同学之间打情骂俏成风，而且社会上“拍婆子”等风气也蔓延到学校，我对此十分看不惯，但也无奈，只能严格要求自己——在日记中给自己提出“拒腐蚀，永不沾”的口号。对这些事许多老师都睁只眼闭只眼，不愿多管，但范老师却态度鲜明，措施严厉，在某些同学眼里范老师可能是个讨厌的、不好对付的人，我却很佩服她的勇气，心里暗暗为她叫好！对她那令人惊讶的“掌握情况”的能力也十分叹服——一些只在学生中小范围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她竟然都知道。 

开学后不久，有一天范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笑着问我：“班上同学都熟吗？”我说还凑合，她又问：“都叫的都叫得出名字吗？”我说还有几个不太清楚，她很认真地说：“我给你提个意见，你欢不欢迎？”我愣了一下，一个老师用这种口气对学生说话，我还从没碰到过，我点点头。她说：我们班像你这样的干部子弟有10个，大部分是工人子弟，还有少数市民和郊区菜农的孩子，你平时身边玩得来的几个同学都是干部子弟，你觉得和他们谈得来，感情融洽，我并不反对你们的友谊，但是你是否应该注意一下，和其他同学、特别是和工人农民的子弟交交朋友呢？是否应该有意识地观察他们、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呢？你不太愿意做一些零零碎碎、平凡细小的事情，而你去看看他们在这些方面怎么样？我劝你去和他们交交朋友，开始可能不太习惯，久了一定会有所收获，你看呢？我诚恳地回答说：“我试试吧！”我觉得范老师的话是这么新鲜，还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种指点，我被她的一片诚意感动，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她的批评。

范老师很少热情洋溢地表扬人，即使是对班干部、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偏袒。“她适可而止地给我分配任务，并且每次都以商量的口吻，如果我婉言谢绝，她立刻收回，从不强迫”，但“实际上她给我的任务，我基本上都最好地去完成，”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这个班，这个范老师，并愿意尽力而为。”那时候的我仿佛有很强的倾诉欲，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老师，很想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向她诉说（当时自我评价自己的特长是“健谈”），渴望找机会“和范老师做一次长时间的谈心，我相信我们之间能够开门见山，坦白直爽，但她似乎对此并不急”，于是我通过写“毛主席著作心得笔记”向范老师敞开心扉，吐露心声，……这可能是一个中学生对老师最友好的表示了。

我们这个高中班有很多学习很好的男同学，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多才多艺，令我们这些平时成绩好的女生倍感压力，一方面对人家佩服的五体投地，一方面也产生了自卑情绪，上课不敢发言，平时习题答案和人家一有出入，就觉得肯定是自己错了，我们几个女同学常常在一起发泄急躁不安、甚至有时是泄气的情绪，……我们这些“活思想”自然瞒不过范老师的眼睛，她给我们分析道：“你们几个一贯学习比较好，可以说基本上一帆风顺，当惯了上游，听惯了表扬，所谓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不骄傲，不自满，长期以来只注意在成绩面前谦虚，而不曾体验过多少困难，所以一碰到逆境，一旦当不了上游，甚至与上游相距较远时，就容易急躁，急躁之后又泄气，这是经不起考验的表现，要顽强些，在顺境中不自满，在逆境中不气馁，在困难面前要坚韧。”范老师分析得这么正确，批评得这么坦率，尽管我们当时有些难为情，但谁不心悦诚服呢？她接着补充说：“不要盲目地崇拜别人，要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应该看到自己也有一双手，为什么一定要比别人矮一截呢？”范老师就是这样逼着你不断地分析自己，解剖自己，了解自己，对此我做了自我反省，“过分地瞧不起自己，失去了自信，消极情绪太多，初中时在成绩面前洋洋得意，高中时困难面前又灰心丧气，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应该看到那些同学的知识“也是通过学习得来的”，现在“需要的是顽强的自信心（但又不是骄傲自大）、勇敢的意志力和虚心的态度。”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聊天，范老师对一个与我很要好的同学说，“以后她们再叫你书记，你莫答应，”那位同学表示没办法，大家都喊习惯了，我问范老师是不是很讨厌别人叫外号？范老师说那倒不是，只是讨厌叫官名（那位同学确实是团支书，但我们叫她书记似乎是把它当外号叫的），我辩解说：“那倒不一定，……”话还没说完，就听范老师说：“我晓得你是爱称啰！”她仍然在笑，口气显然有些挖苦，我心里骤然感到不是滋味，并不是反感范老师，而是懊恼自己，我是否情感太外露了？那时候我最钦佩的是牛虻那样克制自己、深藏不露的人，因此觉得范老师灵敏的“反馈”仿佛就像一种及时的提醒。

“我爱范老师的那种正义感，那种组织能力，那种敏锐的目光和深入的了解情况，也爱她说话的风趣，生活的朴素，甚至她那咬着嘴唇、眯着眼睛的表情，我也喜欢，也爱。她是那样厌恶讲究吃穿的人，厌恶那些生活上不严肃的人，”并且敢于、也善于抓这些不正之风，“我已经感到有许多无形的红线把我们紧紧相连。范老师喜欢我，然而我更喜欢范老师。” “我发现自己是那么容易被范老师说服，那么偏向范老师的看法，自己的观点又那么容易被范老师的口才而动摇。虽然这不算一件坏事，但毕竟不那么好，没有自己的主见，轻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和观点，难道很好吗？尽管有些事情范老师确实是对的，我应该改变看法，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的观点再顽固一点，或再顽固一下，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崇拜范老师吧。” 

尽管如此，在告诉她我即将转学时，年少的我还是要装一把“酷”——没有表情，眼睛看着远处的操场，范老师说：“你要走了，给我的工作提几条意见，好吗？”我说提不出来，她打趣地说：“你还讲客气呀！”我认真地说：“不是讲客气，是心里话，你给我思想上的帮助太大了。过去很少有人这样启发我，引导我，批评我。我本来想高中你当我两年的班主任，我一定会有不少进步。可惜，才一个学期我又要走了，……”我叹了口气说：“新学校再碰到一位好老师的可能性太小了。”她对此不以为然，说不要悲观，青年人靠自己闯路

我临走之前，范老师找我长谈了一次：“我和范老师谈了很久，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总之和她在一起是令人愉快的。她的语调和缓，但意见却很锋利，通过这次谈话，使我在很多事情上又有了提高。我也不知该从何记起，就讲讲自己通过这次谈话而想到的几个方面吧。一、如何理解‘正直’这个词的含义？二、我不善于团结各式各样的人，关键是自己有‘骄’字（这个‘骄’字范老师分析得很深、很对）。三、不善于做平凡细小的事，难道做这些浪费时间吗？四、不接近一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尽管我口头上是厌恶干部子弟的，但身边转的人却大大小小都是干部子弟。五、如何正确看待表扬？过去我虽不计较荣誉，但态度过极。好了，暂时就写这么几点，但每一点后面都要画一个大疑问号，因为每点都还没想透、想深。”几十年后看到范老师当年的这些“教育”，依然倾佩，有些“敲打”几十年后才渐渐明白，可见范老师的观察力之敏锐。

临别长沙之前，我依依不舍，舍不得同学，舍不得朋友，也舍不得范老师。“范老师的教育使我目光宽广，站高了，看远了，我从心里感激她，准备迎接新的生活吧，我为新生活、新战斗而陶醉。”

1976年2月我到桂林后收到一位长沙同学的来信，信的结尾说范老师“让你多多关心教育革命”，对于当时确实在关注教育界的我来说，这句话直击心灵，“虽然字句不多，可是一下子就使我感到了巨大的温暖，在我心目中光辉的形象又开始浮现在眼前。是啊，我一点不否认，我多么喜欢她，多么钦佩她。她往往能用短短几句话给你莫大的鼓舞，无穷的力量，深刻的启示。她曾经引导我走向开阔的世界，使我站得高、看得远，使我认清了自己，懂得要为劳苦大众而奋斗。她曾经使我认识个人与集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她找我谈的每一句话都像滴滴清泉被我那干枯的心吸收了，并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老师，这是多么高贵而亲切的尊称，是的，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老师的缩影，看到了高尚的轮廓，看到了公正的足迹，你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可是我要说，你是党的优秀女儿，是人民忠实的战士，是一个伟大的园丁。品德、思想、作风、能力，所有这一切在你的身上都闪烁着光芒，你永远烙印在我心中，永远值得我深思和学习。”这些赞语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夸张，但16岁就是一个感受夸张的年龄，体现了那个年纪的学生对偶像发自肺腑的敬爱。

离开长沙到桂林后，我仍然与范老师保持着通信，直至1979年上大学后。这些年的通信（尤其是高中毕业前后）并非一般的礼节问候，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思想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在她班上的半年时间当面交流的更多、更细致，对我的影响、帮助也更大。

其中有对我的鼓励，范老师的表扬总是很诚恳，完全出于真心，没有一点水分。

你又进步了，我很高兴！而你不以自己组织上的入团而满足，更是值得高兴的。我们这里又开始了到韶山的象征性长跑。去年冬季的长跑，你是我们年级锻炼较自觉的同学之一，今年我们回顾着那时长跑的日子，余老师也念起了马岭，啊，转走了，她跑得多好，很有毅力，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我想你一定还在坚持。

去年的今天，你正忙于办理离长沙去桂林的手续，而今离别已是一年了。在这一年里，虽然我没有机会与你相处在一起，但是从你的来信中，深感你进步快。

针对我信中表露的对课堂教学的反感，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是引导我不要过于偏激：

关于对学习的看法，学习应当提倡学得主动，这方面你做得对，学习也应当不满足于一知半解，而是弄懂为止。至于课堂，兴趣始终不高，认为没意思，这就得分析课堂的教学内容问题。的确，教育改革中很多东西要去改革它，如适应农村的有线广播、拖拉机等教学，这个内容是适用农村的，但目前还不大可能在实践中去学，它涉及到教学改革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真正要搞好教育革命，要有党的领导，由老师、学生去改，也还得要社会支持才能展开好，才能既开好门，又办好学，我认为要达到这一步是要有个过程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关于个人前途问题上的交流。当时社会上各种流传满天飞，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似乎已经不再只有下乡插队一条路，而是面临着多种选择：当兵、上大学、直接进工厂、插队等等，而我还一度计划去北大荒当知青（后因广西也是边疆而没有获批），……当时的我，第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很长一段时间都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尤其是在上大学和去北大荒之间，反反复复权衡，我周围的人都觉得这有什么可选择的？当然要去考大学呀！但我却偏偏犹豫得很厉害，……我把这些苦闷向范老师倾泻，洋洋洒洒，一写就是几大页，那时候范老师是我周围唯一赞同我去北大荒的人，也几乎是唯一理解我犹豫彷徨的人！

对我去北大荒的愿望，范老师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你一个即将毕业的同学，对于新生活、新战斗的向往，对于未来的展望心情，我是理解的，对于去北大荒的决心，我是从心底里敬佩的。在我当年是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的。

我很钦佩你，为你的这种甘当泥腿子，胸中有大志的思想所感动。现在我更加尊敬那些有大学不上，有伍不入，有工不做，而心甘情愿地去艰苦农村干革命的人，那种人的思想才是最高尚的，最纯洁的，最受人尊敬的。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及这些受人尊敬的人们，我应当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在这种时刻收到你的信，听到这有志者的语言，由衷地高兴。祝愿你的理想实现，胜利永远属于有志者，属于有志气、有抱负的一代革命青年。

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旧的传统观念做彻底决裂，期间不可能没有斗争，特别是思想斗争。我们认为这样的人高贵，我们之所以钦佩，正是在这里，他不是一般的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而是要进行思想上的一场决裂、战斗。我诚恳的希望你在这一场战斗中成为英勇顽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确，这样的同志必须具备共产主义的觉悟，我们应当这么称呼）。但我也不否定你一定就能这样，说不定也可能中途淘汰，这也是不足奇怪的，目前我不能不做这两种可能的分析。  

当我的情绪波动、决心动摇时，她冷静而不失尖锐地指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理想也可能在起变化。事实已经正在证明这一问题。我认为，一个远大理想的实现，固然关键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因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做好准备，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你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应该说有过准备，但是就这一准备而言，不能不说外界对你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家庭的支持、同学的勉励、有志者的思想共鸣，这些更加坚定了你去北大荒的信念，但是随着招兵招生等到来或其他情况，家庭社会是否会一如既往的坚决支持呢？志同道合的战友是否仍旧坚定不移呢？自己是否坚决抵制外界影响而始终不渝地努力呢？这些都得由你做出最后的选择。  

范老师的这些信刺痛了我的自尊心，令我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小资情调太重，起码是不铁心。给范老师回信时，“写到几个地方我都是非常羞愧的。我认识到自己渺小，并且知道把这些残渣暴露在一个纯洁高尚的人面前是更显得可耻的。但我又怎么能够向她——在我心目中是高大形象的老师面前掩盖自己的私心呢？我咬着嘴唇，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只希望她谈谈看法，至于方式，讥讽、挖苦、尖刻都可以，我相信她，敬佩她。” “在这时，我真正感到了范老师是真正可敬的人。很想去一下长沙，和范老师好好聊一聊。”

1977年2月25日“收到了范老师的回信，出乎意料地高兴。范老师真是一个好同志，好老师，我真正由衷的佩服她，巴不得见见面才好，虽然接触很短，但印象非常之深。我们虽然离别了，但越来越谈得来。使我深深感到吃惊和钦佩的是，范老师还想不当教师当农民。”

我与你商讨这一问题，对于我自己尚无实际意义，倘若有，能否下决心不当教师当农民？就连这个想法我还不敢与你商讨，这样，我就考虑到我的看法可能仅停留在大道理上，如果这样的道理对你而言能得到支持的话，那么对我自己则是谴责、教育和批评。为此我越觉得你在进步。

一个人理想的实现是与自己的毅力、意志分不开的，也与社会、家庭等各方面情况有紧密联系的，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如果能充分争取、运用重要的条件（如自己方面有利的条件）去克服不利因素，那么成功的希望则大，反之，失败或幻想则来得快。然而，前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是牺牲，后者则轻而易举，事情往往又是后者居多。究竟你的结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就取决于你目前的思想基础，加上高中最后一学期的努力了。目前而言，我个人认为后者占了优势，你信中分析的种种情况不是如此吗？你的立足点已经转移到了立志学习主席，为祖国人民奋斗一生，而去上大学、博得丰富的知识，这叫我如何说呢？难道说这样的志向不好吗？瞎说，那么去北大荒不好吗？也好，那是落实主席的指示，那么去工厂当工人，去商店当服务员，去边防线上站岗放哨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当然现在不这么提，应该讲都是为人民服务，都好。问题在于去农村，尤其是北大荒更艰苦。我们一起学习过“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从心底里敬佩这样的好同志，这样的好同志好就好在去困难的地方，好就好在“越是要去”，特别是这个“越”字。我认为去北大荒本身就是革命，既然是革命，不免就有斗争、有不利因素，如果说什么条件都具备，只等我们去，而不是充满信心地去创造条件，那么这对于一个正在前进中的革命者而言，这一举动不是在进攻，而是在退却。

至于准备上学，我想不管今后你干什么，都得有知识。是否可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呢？当然能集中精兵力则更好。一个战略指挥员在复杂的敌情面前，不能仅一种准备，应该是灵活机动的，这种打法行不通，硬拼会有什么效果呢？你如果有去北大荒的坚强信念，也想上大学，去北大荒与升学就都得做准备，都得着眼于目前的努力，万一客观的原因导致去不成，则罢，万一有条件去，而你尚无充分的思想准备呢？我想你去北大荒也得发奋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不论有什么打算，都得发奋。但去不成北大荒，升学还要做什么准备呢？我看没有去北大荒那么难下决心。总而言之，我主观认为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坚持自己曾下过的决心。不放松现实的努力，无论干什么都要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有了去艰苦地方的决心，有机会去则去，不能去并不妨碍你上学。

当时在我周围没有这样的声音，只有范老师！ 

1977年春我给范老师连发三封信（一封对去北大荒的决心似乎已定、一封再次犹豫）后，她5月10号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先是对于“没有及时回信”表示抱歉，解释了一下最近忙于各种事务，随后话锋一转：

更重要的是，我很不能理解你究竟为什么思想斗争平稳的那么快，总感到平稳得快，很可能反复得也快。不久又收到你的3月20号的来信，表明你思想斗争又开始反复了。

估计你会在近几个月做出明确的回答，反正我也已向你讲明，树立好去的决心，做好两种准备，甚至多种准备。同时立足于现在的努力，不管干什么，都得从德智体三方面努力。

基于这些考虑，她的信写了一半没再写下去了，之后收到了我4月17号的信，告之去北大荒的申请已经被拒绝。

你的情绪完全稳定了，客观现实使你着手于第二种方案。我心里庆幸，这一现实给了你做第二种方案的更多精力。我想着你是怎样的准备考大学，有了我所了解的你的思想基础，目前来看，你对升学还是感兴趣，也较明确它的意义。但是看来对第二种方案的实现，是否做了最坏的估计（最大的努力是无疑的）？

我感觉到她信中流露出对我的失望，甚至鄙视，对我的摇摆不定，我的从众选择，她那略带挖苦和嘲笑的语气令我非常痛苦，这可是我素来尊敬的范老师啊！“但仔细琢磨，难道不对吗？” “范老师不正是完全了解我、并击中了我的要害吗？所以我才感到难受啊！”……我当时是怎么回信的，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1977年8月我高中毕业，下乡前回了一趟长沙。那天我们一大群人去烈士公园，我找机会单独和范老师在一起走了一段，期间她问我决心在广西插队了？我做了肯定的回答。

“想到实践中学习？”

“嗯，我觉得自己的社会知识太少了，想去学一学。”

她笑了笑：“社会知识是学不完的。”

“那倒是，不过我想有意识地去学，会学的快一点，想去做社会调查。”

她似乎并不太在意：“社会调查主要是掌握真实材料，我们国家被‘四人帮’搞的报纸上的东西也不一定真实了。”

“就是，我觉得对自己的国家十分不了解，要确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只有首先做调查。”

“但是一定要有志同道合的战友，单枪匹马是一定会失败的。”

“发愁就在这里，我十分想结交这样一批战友，但是很遗憾，就是身边几个要好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共鸣也不强烈。嗯，先自己闯吧，可能中途会有的。”

“旧习惯势力是非常顽固的，现在知识青年当中这种风气几乎没有，你要这样做，必定遭到很大的阻力，就是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这种阻力也是会很大的，何况你一个人。” 

此外，范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人往往火力冲，雄心大，但也很容易被人利用，而且易于栽跟头，栽了往往爬不起来。”  

那天聊得不多，范老师的态度有些含糊，“说话有点泼冷水的味道，使我意外，”为此心情有些沉闷。 

1977年8月我下乡后，给她写过一封信，11月9号她回了一信：

很早就收到了你来自新的战斗岗位农村的来信，本应及时向你祝贺，祝贺你圆满地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遵照主席的教导，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金光大道。深信在农村的日子里，你干得不错，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不随波逐流，当前你的思想状态怎么样呢？有什么新的见解吗？

我随后去信汇报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她可能觉得比较一般化，加之也确实忙，没有回复。

1977年12月因为家里一些事，我随母亲去长沙，又专门拜会了范老师两次。第一次去，“在范老师家聊得很有兴致，以至于差点误了她上课，我们谈到上大学、下放、走后门，无所不谈，真是还想谈下去。”临走时我将自己所作的农村调查的初稿给她留下了（当时作这个调查并没有告诉她，因为8月在长沙见面时我曾说起过，她态度有些冷淡，我就再没提）。第二次去她家时，谈到这个农村调查，范老师“似乎有些动感情，说她看后很受教育，并一再问为什么如此穷，根本原因是什么？也质疑是干部问题，她说主要是要寻找根本原因，再确定我们革命青年应该帮他们做点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比上大学更有意义些。范老师的话每句虽平凡，但对我总有启示，而且从她那里我看到了自己调查的价值，真想和范老师再见一次，谈一次。”

我回桂林后，1978年2月收到她的一封回信，依然显示出一丝的激动（她很少这样）：

啊！我很高兴你这次的到来，为什么？我真正的理解了你内心深处的崇高理想，非同一般。你的调查材料很好，可惜时间紧，我来不及征求你的意见，抄了一份。看看那些材料，都使人为追求个人得失的思想去掉一半，我没有你那崇高的思想，我很敬佩，下次有机会相见，一定深谈一次。肯定我能学到很多在这里学不到的东西，盼！

随着首批高考成绩的公布，我昔日的一些同学陆续接到通知，这在当时都是大新闻，谁考上了，考到什么学校，都往往会引发热烈的街谈巷议，范老师在信中一方面告知一些同学录取的情况，一方面也对我是否考、何时考大学表示了关切，她在1978年3月2号的信中问：“你除了必要的劳动、学政治之外，学文化是如何抓的？请能告诉！” 4月3号的信中又问：“你对自己是如何考虑的呢？有对文科的爱好，是否下过决心参加人才的选拔呢？年轻时学习起来是要效率高点，希望在务农的同时，慎重考虑！”那时候我在农村边劳动边自学，对于是否上大学还不明确，与范老师的通信似乎没那么频繁了，但她的影响无疑还在，7月14号那天，“一大早起来，梦还记忆犹新，在梦中范老师是那样严厉地管教我，说今后一定要非常严格地要求。我醒来后，范老师的音容笑貌，在我脑中久久不能消去。”

9月10号收到了范老师一封信，“真出乎意外，范老师主要讲了一下她自己这一学期的教学任务，这和过去每次都主要谈我的情况显然不一样。”我觉得她似乎在回避什么，“对于这一点，我并不埋怨，像我这种怪人，确实不好让人表什么态，”“范老师曾经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我永远忘不了她那独特的性格以及对我的真诚的帮助。”“我并不埋怨她，只是深深地苦恼，就像凡是有抱负的青年都苦恼一样。”其实她这封信特意提到了明年我是否高考的问题，只是我当时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对其他的意见反应迟钝，没有察觉到她的“变化”，没有意识到她已经在催促我高考：“你仍在专心的劳动，并自学文科，你下乡决心大，锻炼也大。”“你的长远打算怎样？明年是否参加高考？有什么关于将来的打算，请来信谈谈，很想知道。”9月15号我给范老师回了一封信，但已不愿再对范老师诉说，不愿将自己的优柔寡断再向她展现，不愿在她面前重复自己的举棋不定，怕她又嘲笑我的动摇、反复，因而写的平平淡淡，“我现在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想表露自己的苦衷了，只是装得一副十分开朗的样子。”她见我依旧对社会的快速变化无动于衷，可能有些着急，又给我寄来地理、历史书各一本，并附一封信，“范老师的口气已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我去高考，不难想象她焦急的心情比我更甚”，“读书趁年轻，是的，再等几年，自己年龄大了，学起来恐怕吃力些，”这些道理周围的人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一直不以为然，但出自范老师的口，就不太一样了，“现在看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向社会学习，将来还长。” 11月11号她又写了一信，问书收到没有，是否地址有变？“难道你破例不回信？！也不会，或是病了呢？”同时说：“我多么希望你谈谈近两年来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就升大学问题谈谈你的见解！”“希望你珍惜宝贵的青春！”

那时候我正处于做完调查后下一步该干什么的迷惘，也经常听到已经考上大学的好友对校园里人才济济的感叹，述说大学里浓厚的学习风气、同学们关于时事的热烈争论，以及姐姐津津乐道地介绍复习高考的经验，还有父母的催促，而范老师的信似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终于决定参加1979年的高考。

当我将此告诉范老师后，她回信明确表示支持：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知悉近况。预祝你在走向新生活的征途上信心百倍的去争取胜利。你有学习能力，有毅力，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有个人的独特认识能力，深信你能正确地对待这一切，我支持你的见解和做法。记得吧，当你立志务农锻炼时，我也是支持，甚至佩服过你，今天你准备创造条件继续深造时，我又在支持你，将来当你深造知识时，我还会羡慕你，这不矛盾吗？不，你在信中谈得很好，希你勇往直前，努力攀登科学的顶峰。

来信收到，稍知近况。你复习抓得紧，并能正确对待考取与考不取，希望你把考大学和学习的过程，作为学习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能有机会进一步深造，学到更多的知识岂不更好？对于你——对农民、对农村有较多的详细了解和较深的感情的你，我深信在掌握更多的知识之后，是能更好地为改变他们的现状而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就是力量，预祝你成功。

1979年夏我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临上大学前，翻看了一下长沙一中高一时期的日记，“回忆着那令人喜爱的十班，那由自信突然迭到自卑的马岭，那一段在思想上荡漾着的激情，那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容，尤其是那可敬可爱、令人回味、令人深思、叫人感激的范老师，范老师是我的朋友，我的榜样，我的恩师！” “往事浮现在眼前，引起很多感慨和回忆，心情很不平静。首先是范老师在思想上给我的帮助，她的信是那样尖锐犀利，同时又是那样热情真挚，只有真正懂得怎么爱护学生的老师，只有真正关心我、了解我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更主要的是范老师本身是一个不俗气的人，在我前进的道路上，范老师无疑是一个对于我有过极大帮助的人，在她那不厌其烦的分析、批评、鼓励之下，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事的动摇、妥协，并经过许许多多次反复，最后终于逐渐坚定起来。我现在回忆起来，去北大荒这个打算的确是天真的，而且并不理想，不应该有这种打算，幸亏没能成功。但由这事引起的一系列思想上的波折是十分有意义的，它引起我思考许多问题，并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巨大的弱点——不坚定，它为后来两年的弃考以及下乡的一系列锻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应该说，如果没有去北大荒这一念头产生，或者即便产生了，但没有范老师那样的热情关心、严肃批评的信，我是不会有今天这样坚定的性格的——虽然用高标准要求还是不够坚定，应该记住范老师，永远不要忘记。”

一直到大二，我和范老师都保持着通信，并通过范老师和余老师也有了信件来往，他们对我学法律都很支持，范老师在信中说：“我相信，像你这个人也许学法律比学中文更为适宜，学法律的、搞法律的，它需要正直的人去从事，你有这一基本条件，祝你成功！”“我们这个国家多么需要一批正直的法官啊！”并一再叮咛我“读书趁年轻”，要抓紧青年时代好好读书。余老师在信中也说：“学法律，这确是一个很好的专业，也很适合你的特征。”“记得你在一中时，是一个很好学、很倔强，而又很有性格、很有见解的学生，尽管当时仍处在‘四人帮’的路线统治学校的阶段，但你却与其他某些青年不同，不随世俗潮流而动，并且能在恰当的时候与老师进行交流，这都是很好的，给老师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离开一中后，听范老师说过多次，你全然没有那些干部子女一般都有的‘优越感’，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你的来信谈及学法律比较枯燥，我想可能真是这样。其实凡年龄大一点，就会知道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总是只能从事某一种工作，甚至其范围很狭窄的工作，因而也就显得单调枯燥。一个车工，日复一日在同一地点车同一种零件，一个电话员整天按这里按那里的线路，一个教师，长期教那点东西，能不枯燥？但是，学习不是猎奇。你是学法律的，我们国家从无法到有法，从有法不依到有法必依，这不能不是一个未来的法律工作者经常应该想到的。书到用时方恨少，要学，要学进去。这次公审‘四人帮’，主流是好的，方向是应该肯定的，但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我们的审判工作的‘笑话’还是很多的，漏洞很多，到了律师真能为被告辩护时，我们有的法官、审判员恐怕只能哑口无言了。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你们学习。预祝你的学习进步。还是那句话，分数高低（当然不能太低）是次要的，真正学进没有是主要的。”这些老师的欣赏和鼓励无疑给我很大的正能量：“今天最让我兴奋的是收到了余老师、范老师的信。余老师热情洋溢，并且和过去一样，他的话很合我的口味，关于法律的那一段，颇是牵动我的心情，我打算星期天好好回一封信。余老师、范老师这些对我关怀备至的老师，我从心底里喜欢他们，感激他们，此时，他们的音容笑貌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是这样亲切！我相信他们将永远留在我脑子里。信中不论余老师、范老师对我都有很好的评语，我知道他们完全是一片真心诚意，因此在自我感到当之有愧的同时，只有在心里下决心努力上进，对得起他们。”

四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

退休之后似乎才有时间和精力翻出这些当年的“资料”，阅读，回忆，思考。

有几点感想。

其一，当年作为一个中学生，我急于从范老师那里获得指点和教益，不论是谈话还是通信，都围绕着自己展开，对范老师的关心很不够，其实她在信中解释没有及时回信时，也透露过学校工作的繁忙、儿子生病、父亲病重直至去世等等信息，1977年后教育届狠抓教育质量，对教师的要求日益严格，她作为长沙一中这样重点中学的教师，且已人到中年，也是很有压力的，她在信中谈到过自己“学业上还不扎实，本科阶段又没有深入学习”，“要适应新形势，战胜新困难”，“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要有本领，我也在发奋学习”，……对这些我回信中是怎么写的，已经不记得了，估计很可能没有什么理解和安慰的话，即使有可能也是只言片语，当时只顾诉说自己的苦闷和烦恼，回想起来，真的很自责，很惭愧。  

其二，15-19岁是很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此阶段遇见不同凡响的范老师，无疑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她给我的批评、分析、鼓励、教育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她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文化学习上的，而是在思想的成熟、意志的磨练、做人的正直、人生的选择等等方面，在那个年龄，那个阶段，她无疑帮我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 

其三，范老师当年的一些做法、看法今天看来未必都“对”，我们之间的缘分在于彼此的“同步”。在下乡、考大学等一系列问题上，那时的我与周围环境是格格不入的，在我最苦闷的时候，她是我能够敞开心扉的一道门，在那里我聆听到她的教诲，我们是莫逆之交。而她毕竟比我成熟得多，比我更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的巨大变化，如果我再一根筋地固执下去，很可能走错人生的一大步，因此她后来在力促我转弯，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口，她帮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其四，青春期往往是狂热的，不论在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都爱走极端，对自己喜欢的人往往崇拜有加，进而对其一切都易于接受、欣赏、赞同（如现在的歌迷影迷），由此产生的感受可能也是夸张的，尽管我并没有怎么向范老师表达过什么——我们俩都属于不太表露感情的人，外表都有点冷，但我那时的内心感受是热烈的，澎湃的。少年时代对友谊的执着，对志同道合的向往，对朋友间交心的迷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都“倾泄”在范老师身上了。

其五，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发现自己并不十分了解范老师。尽管她平等待我，但也不太可能对一个中学生说太多心里话，她的一些观点无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她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并不十分清楚，及至今天，许多东西似乎也只能猜测。当年的我那么苦闷，她难道就没有苦闷吗？在我把她当作宣泄对象的同时，我是否也成为她内心深处某种情绪的宣泄渠道呢？……我肯定是一个很另类的学生，她无疑也是一个很另类的老师，我们这一对另类师生的相遇、相识、相交、相知，不带任何利益色彩，纯粹是心灵的交流，这是人际关系中最难得、最美好的一种了。

其六，对我来说，范老师给予我的很多，但对她来说，我其实只是她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一名中学老师究竟能影响多少学生啊，这一点或许他（她）们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毕竟小学生还比较懵懂，大学生又相对定型了，只有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犹如小树的迅猛发育，期间遇到什么样的园丁，真是太重要了。

2004年11月我因开会回到长沙，多年和范老师已经没有联系，我去一中旧地重游时，意外地在大门口遇见了范老师！她看上去变化不大，没想到一贯衣着朴素的她竟然穿了一身牛仔，不过感觉很好，很配她，显得干练，但又并非“时髦”。我们在一家小餐馆随便吃了一顿饭，期间聊了聊，不再有往日的交心、倾诉，话题无非是家长里短，一切都变得平平淡淡。告别她后，我不禁有些感慨，想起范老师当年曾在信中提醒我“能否考虑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与活动能力”，认为我的“志向的实现”需要这方面的才能，也许她内心曾对我抱有很高期望，而今天看来不过是又一个平凡人生，……我后来逐渐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现在这样已经非常好。

有些友谊可能只属于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固定在那个时间、那个空间，永远封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其实是最好的状态。

范老师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但在我的印象里，她始终在那里，在长沙一中，在忙碌着她的工作，操心着她的学生，从未离开过，……

一个人，能这样活在他人的心中，是否也是一种永生？

马岭，1960年生，1977年高中毕业于桂林第八中学，同年到桂林郊区插队；1979年考上大学，1983年毕业；之后长期在学校任教，至202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