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明诗礼传家学
——王闿运的六女王滋
赵志超
晚年王闿运
王滋，又名王慈，字蒲芳，清末民初在世。晚清国学大师王闿运(1833—1916)之六女，为其妾莫六云所生。湘潭县云湖桥镇石井铺村山塘湾人。王慈自幼聪慧好学，颇具才名，与四嫂杨庄同有“才女”之称。及长，嫁长沙黄子寿之子黄晴川为妻。
王滋从小受家学熏陶,在文学、诗词、书画等方面造诣颇深，均得乃父真谛。据王闿运曾外孙黄天《湘绮老人与湘绮楼》一文介绍，王慈擅文辞书法，几可与乃父乱真;又兼具医药知识，可谓博学多才。王闿运对其极为钟爱，晚年书信与应酬写作、门人习作批改，多由其代笔。
王闿运对王滋寄予厚望。在山塘湾湘绮楼的书房中，挂有两副对联，系王闿运所作，并令王滋书写。
其一曰：
勤朴谨严以治学；
恬淡洒脱其为人。
联中将治学态度与人格修养并置。“勤朴谨严”四字直承儒家“业精于勤”的传统，强调学术研究需脚踏实地，严谨而一丝不苟。这与王闿运本人专治经学及“通经致用”的主张高度契合。下联“恬淡洒脱”则跳出功利桎梏，暗含道家“虚静无为”的智慧，要求女儿在治学之外保持超然心境。这种内圣外王的理念，既延续了士大夫修身齐家的理想，又体现了对女儿独立人格的尊重。
其二曰：
心如柳子诸能受；
耳属松风百不闻。
该联以柳宗元自喻，暗合王闿运晚年遭际。柳子被贬柳州，仍坚持著述，逆境中意志弥坚，保持坚韧；“松风”意象源自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传统，彰显了“以退为进”的生存哲学。此联既是对女儿的勖勉，亦隐含着王闿运“帝王师”理想破灭后的精神自洽。
这二副对联以篆书写就，工整隽秀，悬于湘绮楼书房。将书房对联交由女儿书写，既是技艺传承，更是精神血脉的延续。
接着，王闿运又作“示六女滋”七字联一副：
但明诗礼传家学；
惟有勤恭是本师。
“诗礼”，直指《论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训诫，强调家学根基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勤恭”二字，则将儒家伦理具象化为日常行为准则，将治学与修身落实到生活细节中，希望王滋排除干扰，勤于治学，专心读书。该联凸显了王闿运对女儿的期许——不仅要成为学术继承人，更要成为家风的守护者。可见其对女儿怜爱之深，寄望之切。
王滋嫁长沙黄晴川。黄字希廉，乃黄瑜之子，长沙县人。黄瑜，字子寿，黄冕子，曾任四川道员，官至布政使。《湘雅摭残》云：“长沙黄瑜子寿观察，蔼然儒者，与人无町畦。挂冠归，怡情诗酒，自谓为诗不尚雕饰，求适意而已。然逸情雅韵，虽专家不及也。”录诗四首。黄瑜著有《抚松山馆诗集》，黄兆枚序。其著述载入《湘人著述表》。
上图为作者（右）与王闿运第五世孙王子容（中）、第六代孙王新湘在湘绮楼遗址合影。
王滋嫁黄晴川后，生子黄伯巍，黄伯巍又生子黄天。
然而，王滋的命运也和她大姐王无非一样，遇人不淑，以致夫妻反目，终遭遗弃。后归居湘绮楼，读书课子。
王闿运与黄瑜之兄黄晓岱关系密切。清同治十年（1871），王闿运赴京应会试，即寄寓黄晓岱宅中。经黄晓岱作伐，王闿运结识黄瑜，相互颇为投契，故结为儿女亲家。哪知其子黄晴川是一个纨绔子弟，自己不学无术，还不许妻子读书，经常打骂妻子，令王滋忍无可忍。
王闿运行书对联：焱轮铁甲有时会；玉堂金殿要论思。
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所撰《政海轶闻.王闿运》，有一段关于王闿运六女王慈婚姻生活的记载，其曰：
王女于洞房夜，叩黄所学，黄固绣花枕，恼羞成怒，斥之曰：“吾所知者，夫妇之道而已，絮聒胡为？”女不悦。越日，黄诫之曰：“汝来吾家，不准看书写字，敢违吾令，挞楚随之。”女饮泣而已。未弥月，备受凌辱，女不能堪，潜归母家。王责之曰：“汝今为人妇，终身弗能改矣。”遣人送归。黄怒，施杖楚（棍杖拷打）焉。王闻之，亲踵其门，霁容劝解，黄漫应之。虐益甚，诟谇声达户外，近邻咸知。
某日，女密函乃父，洋洋数万言，诉所苦。王执笔批曰：“来书已悉，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命来价（旧时称派遣传递东西或传达事情的人）将去。价归，见黄盛气立庭中，不禁觳觫（指因恐惧而发抖），黄厉声曰：“怀藏何物？”价以献。黄入房秽骂，愈骂愈怒，施棰楚（棍杖鞭打）。女又以告，王叹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即日宴集诸耆宿，召黄来，诮让备至，耆宿交口和之。黄侃然曰：“敢问诸父执，妇不贞，将何以处之？”众哗然呼杖。黄曰：“姑听我一言，吾妻将为卖笑妇，吾岳实有以教之，证在此。”语已，出王批于几，众相顾错愕，黄微哂而去。众谓王曰：“令婿固不肖，然壬老何唐突至此？”王语塞。
如此不肖女婿，不仅家暴妻子，而且反唇相讥，非礼岳父，令王闿运怒不可遏，又情何以堪。
黄天在《湘绮老人与湘绮楼》中亦写道：“（湘绮老人）其六女王慈，又名蒲芳，即吾祖母，最具才名。她自幼聪慧好学，极受其父钟爱，常随侍左右，有才女之谓，适吾祖父长沙黄晴川，生一子名黄伯巍（吾父）。吾祖幼亦有神童之名，及长，纨绔放荡，婚后纳妾，故夫妻反目。婚后仅三年，祖母即携幼子归宁娘家，终身不返，长期随侍父侧，读书课子。其文学、诗词、书画，深得湘绮真谛，尤擅篆书、小楷与花鸟画，并知医学。”
虽然夫妻反目，但并不影响上一辈的交情。黄瑜之兄黄晓岱，曾任清迋监察御史。清光绪五年（1879），黄晓岱去世，王闿运撰挽联二副，哀悼姻兄：
其一曰：
选举得英才，方期东阁招贤，竟蹉跎痼疾重忧，壮怀摧减；
亲情联棣萼，依旧西窗剪烛，只枨触湘南蓟北，年少欢娱。
此联作于光绪五年正月十五日。联中棣萼，犹言棣华，喻兄弟友爱。《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韦华韦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该联以黄晓岱任监察御史时的政绩切入，颂扬亡者品德。“选举得英才”，既赞黄识人之明，又暗含对其未竟事业的惋惜。“东阁招贤”，化用汉代公孙弘开东阁延揽人才的典故，与下一联中的“霜台矜搏击”形成对比——前者象征御史本应广纳贤才，后者暗讽晚清官场只重弹劾的病态。“棣萼”既指黄氏兄弟情谊，亦像征王闿运与黄晓岱的姻亲关系；“湘南蓟北”则勾勒出两人从湖南到京城的人生交集，将个人情感与时代浮沉熔于一炉。
其二曰：
言官以献纳为心，搜访尽英才，应胜霜台矜搏击；
乡举喜弟兄相继，京华依砚席，更同巴雨诉凄凉。
联中“霜台”，指御史，职司弹劾，为风霜之任，故称御史台为霜台。“砚席”，指砚台与坐席，借指读书写作或执教。“巴雨诉凄凉”，当时王闿运与黄翰仙同在四川成都，故二联均用“巴山夜雨涨秋池”之典。此联直击晚清言官制度的积弊。黄晓岱任御史时四处搜访英才，与御史台“搏击为能”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巴雨诉凄凉”，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诗句，既指王闿运与黄晓岱之弟黄瑜在四川共事的经历，又以“巴山夜雨”的时空交错感，暗喻晚清士大夫在时代洪流中的孤独与坚守。
七年之后，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黄晓岱之弟黄瑜去世，53岁的王闿运专程前往长沙哀悼这位亲家。是年十月二十六日，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子寿发引（指古代出殡时送丧的人用绋牵引灵柩作前导的仪式）在即，犹无一办，作一联一文。”撰挽联云：
才志冠同侪，年来尊酒深谈，始识胸蟠千古事；
吉安从一出，海内藜床独坐，谁知恨满五更心。
上联追忆作者与黄瑜晚年的深谈，“胸蟠千古事”既赞其学识，又暗含对其未获重用的不平。下联指黄瑜任吉安知府时的政绩，而“藜床独坐”“恨满五更心”则刻画了一位清廉官员在宦海中的孤独与遗恨。全联凸显黄瑜的布衣精神，完成了对亡者一生的盖棺定论，折射出王闿运对晚清吏治腐败的失望，也彰显了士大夫的精神操守。王闿运以文字为碑，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信念立传。这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时代批判的作法，既是传统挽联“知人论世”的典范，也展现了晚清学者“以文载道”的精神自觉。
由于遇人不淑，夫妻不睦，结婚仅三年，王滋便与黄晴川分居，离开黄家，回到娘家，居于山塘湾湘绮楼，服侍年迈的父亲，从此再未踏进黄家门。
晚年的王闿运，常去田间地头观察农耕生活，有时也和家人一起采摘园蔬。一次，六女王滋正与四子王代懿夫妇在菜园里摘蚕豆，准备寄回长沙食用。王闿运觉得很有趣，便提着竹篮走过去，也摘了一些蚕豆，并填了一首《玉漏迟》,词曰：“好春蚕事早。竹外篱边，豆花香了。自挈筠笼，摘得绿珠圆小。城里新开菜市，应不比、家园风调。樱笋较。甘芳略胜，点盐刚好。......”全词以春日园蔬为载体，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图画，构建出“家园风调”与“世尘相煎”的二元对立，在蔬食叙事中完成对隐逸生活的诗意建构。
四哥王代懿，听父亲念完词作，立马步韵和了一首：“春城花事早。摘豆条桑，筠篮遍了。对使倾筐，翡翠琼珠圆小。咏絮才高七步，更谱出、清词新调。.....”
四嫂杨庄才思敏捷，见阿翁与丈夫分别已作一词首，立即步韵作了一首《玉漏迟.六姐自摘蚕豆寄城》，词曰：“湘城花事早。杜宇声声，又春归了。一水迢遥，还忆凌波纤小。畦畔盈盈细觅，想当日、寻梅风调。......”词中的“六姐”，即指王滋。
王滋见兄嫂均和了父亲一首《玉漏迟》，亦不甘示弱，立即停下采摘，步韵奉和一首：
和章来不早。又碧池深涨，绿荷开了。消夏闲吟，正拂浣花笺小。军将打门传送，刚谱得、红闺新调。谁唱定风波，墨向盾头磨好。
堪怜十四琼枝，似四折瓜稀，仙凡颠倒。且向深山，聊避六根烦恼。偶得开颜一笑。便一斗胸中尘扫。清镜晓。提防玉关人老。
这首描写夏日采摘劳作的即兴和词，抒发了闺阁才女的生命哲思，展现了“诗从生活出”的家学传承。上阙中的“碧池深涨，绿荷开了”，以自然意象暗喻青春韶华，与“红闺新调”“墨向盾头磨好”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是女性柔美，后者暗藏“投笔从戎”的丈夫气。这恰恰是才女王滋矛盾内心的写照：既受困于闺阁，又渴望突破藩篱。
下阙中的“十四琼枝”“四折瓜稀”，化用佛教“十四无记”与道家“四折肱”典故，将少女夭折的悲剧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深山避烦恼”“一笑扫尘”，则延续父亲对联中“恬淡洒脱”的教导，以禅宗机锋消解世俗痛苦，展现出超越性思维。
末句“清镜晓，提防玉关人老”，暗含双重焦虑：既是对自身容颜易逝的警觉，更是对父权社会中女性命运的隐晦反抗，堪称女性命运的深层观照。这种将个人体验与集体困境结合的写法，使词作超越了普通闺怨，成为晚清知识女性精神觉醒的征兆。
王滋的后半生是在娘家山塘湾湘绮楼度过的。湘绮楼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坐北朝南，前低后高。据黄天回忆，湘绮楼楼阁上悬挂“湘绮楼”三字篆书匾额。厅堂中挂湘绮老人画像；书房中有对联一幅：“心如椰子诸能受；自属松风百不闻。”系其六女王滋手书，老人最为喜爱。
1986年3月，黄天撰写《湘绮老人与湘绮楼》―文，刊发于《长沙文史》第18辑。文中写道：“吾祖母王蒲芳为湘绮老人幼女（注：实为六女），吾父母及吾兄姐童年，一直依祖母寄居湘潭山塘湾外曾祖父家中。吾母黄肖绍牖,自十四岁即来湘绮老人家作外孙童养媳，随侍老人七年，未离左右。民国初年，祖母尝携吾父母随湘绮老人到过北京。去年，吾母已届九十高龄，尚能回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湘绮老人）晚年书信及应酬写作之类以及门人习作批改，多由吾祖母代笔，其文辞书法，几可与老人乱真。篆书清秀工整，花鸟绘画逼真，老人尝自叹为老爷所不及。”
黄天又名黄时建，我曾见过这位先生。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湘潭县政协从事文史工作，为征集王闿运史料，曾专程到长沙麻园岭拜访黄天先生。当时他年近古稀，身材魁梧，一副国字型脸，镀着厚重的古铜色，深深的皱纹，隐含着饱经风霜的阅历。其体格、长相、气质仿佛都有其曾外祖父遗风。他当时的身份是民革长沙市委北区支部主委，退休工程师。他知识面较广，也很健谈，谈起曾外祖父王闿运和祖父王滋的生平、往事，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不久，黄天先生给我们写了一篇文史资料，题目也叫《湘绮老人与湘绮楼》，好几千字，发表在《湘潭县文史》第四辑（1989年1月编印），主要内容与《长沙文史》第18辑所发表的同题文章基本相同，但也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
民国四年（1915）四月二十四日，王滋应“程二嫂赵氏”家属之请，求父亲作挽联。时年82岁的王闿运，虽已风烛残年，见是女儿所托，仍勉力而为，提笔作挽联一副。在当天的日记中，王闿运写道：“滋女请作程二嫂挽联，为作一联云。”挽联曰：
淑慎早传徽，忆佩环来自仙源，湘东共识名家韵；
蘋蘩能率礼，惜筐筥初终妇职，堂北俄倾寸草晖。
联中的“淑慎早传徽”“蘋蘩能率礼”，严格遵循《女诫》标准，将程二嫂塑造为“相夫教子”的典范。“湘东共识名家韵”，既赞其出身，又暗合王闿运诗礼传家的教育理念，使挽联成为家族文化认同的宣言。“堂北俄倾寸草晖”，化用孟郊《游子吟》，将母亲离世的悲痛转化为寸草心、三春晖的永恒对话。这既是对程二嫂的盖棺定论，也是王闿运对女儿未来的期许。
上图为作者（中）在山塘湾考察时与王闿运后裔及专家们合影。
时年82岁的王闿运，为女儿所托勉力作联，既是舐犊情深的体现，更是以文字完成自己的“文化托孤”。当王滋将传统挽联形式用于现代葬礼，父女俩共同构建了一条连接古典与现代的精神纽带。
1916年10月，王滋陪伴父亲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不久病卧于湘绮楼，孤寂地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一代才女，自此香消玉殒，安葬于湘绮楼对面的山坡上。
王滋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著述，如《蒲芳日记》《蒲芳诗草》，编有《验方续编》《宫廷秘方验证编》等，可惜均未能刊行于世，故未得以流传。其著作原稿及字画和批注古籍等，盛满数大箱，存放于湘潭县方上桥万老冲山庄，解放初期均已散佚。
王滋的《玉漏迟》与王闿运的挽联，构成了晚清士大夫家庭“诗教”与“礼教”的双重奏。王滋以诗词书法延续文脉，王闿运以挽联创作守护传统，二者共同构成了“诗书传家”的完整链条。王滋对生死的哲思与王闿运挽联对生命的礼赞，共同指向对“永恒”的追求：王滋在无常中寻找意义，王闿运在消逝中构建价值。这种对生命终极命题的思考，使父女俩的创作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见证。二者以坚守与创新，共同演绎了“诗礼传家”的深层内涵，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密码。
写于2025年3月31日
作者简介：赵志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任湘潭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副秘书长、二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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