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岳云茂离开我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年，在人类历史河流中不过一瞬间，甚至不及一滴水。然而这三十年对于我，竟如地老天荒那么漫长，如海枯石烂那般心痛。

我曾撰文追思我的父亲，若干人生情节栩栩如生，恍若昨日。我今天，依然要用一个长子的孝心和父子的血缘，颤栗着，把过往的一点一滴写出，然后融合进思念的潮水里，与月亮共阴睛圆缺，与山川共云舒云卷。父亲从1940年代逃难到盐亭县城东街时，投靠了他二哥，并在万安村他大姐的撮合下，介绍我母亲王淑华与我父亲成婚，生儿育女，家事兴旺。我父亲有五兄弟，好像还有两个姐姐。他的大哥定居盐亭县城南街川剧团旁，病逝，余下大嫂寿数长久，还做过南街居民委员会主任。他二哥岳云早在东街中段有房产，二哥因病去世，有子女5人。我父亲有个弟岳云中，家居老东门豆腐社内，巷道幽深，有子女3人。我父亲有个兄弟岳云峰，子女3人，退休后全家常住成都。我父亲还有两个姐，一个生活在江油中坝一带，隔了几代人，失去联系。另一个土生土长在射洪金家凤来张家湾，风云之下，音信全无。我父亲感人之处在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每逢春节前夕，万家灯火明亮万家团圆之际，他必叫我在盐亭街道爆竹的欢快声里，在红灯笼的愉悦色彩中，在满街飘散腊肉香味的氛围间，跑南街奔东街进北街，一一请上他的大哥二哥四弟幺弟加他家共五个家庭，于腊月尾或正月初到我家北街45号(后改为84号)团聚过上大年。当我家门外火炮炸裂、地老鼠(火炮一种)乱窜、焰火沸腾、门前春联闪光、街口用松枝扎的牌坊喜庆、拜年人作揖祝福、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时，正坐饭厅中间的我父亲笑开了颜。他过早劳累的脸膛布满沧桑，然而在岳家几兄弟喜宴而聚这一天，我父亲话多了些，人年青了几岁，脸上的皱纹也轻轻展平，甚至鬓上白发也柔顺起来。

在美好的记忆背后，我忘不了一声浊重的咳嗽声，它常常响起在一年四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这是父亲岳云茂咳出的声响。往往凌晨三点过一刻，街上早已空空荡荡：春天的冰凌、冬天的寒冷、夏天的凉意、秋天的霜风已经浸润在盐亭小街的每一个角落。这时北街上总出现罗子的喊声：“岳云茂，走得了。”罗子叫罗叔叔，与父亲一道在加工房上班。所谓上班就是一大早拉车去食品公司装满猪骨头杂碎后，两人又弯腰使劲拖上南门的斜坡，卸在十字街加工房，吃过早饭来剔骨头，剩下的肉筋渣放进卤水锅卤熟后送到各副食门市出售。猪骨头被敲破后扔进一口五尺宽的大铁锅熬油，熬熟后舀进篾缸中，冷却下来就是大半缸嫩白的猪油，卖给有关单位的食堂去炒菜煮饭。这时，父亲会应上一声：“老罗，我来了。”床边悉悉一阵响，父亲站在尿桶子边解了抖抖索索的小溲，趿拉着布鞋下了楼梯，三两把洗过脸，用一根手指头代替牙刷在口腔中一阵戳动，洗漱完毕，便打开房门与罗子一道拉上板板车去了寂静的老南门。我们几姐弟空了都爱朝十字街巷子背后的加工房跑。这是一个堆放杂物的手工作坊：松香锅、卤肉锅、镑秤、油迹斑斑大案桌。通常是一大堆骨头埋在油黑的大锅里久炖，待工序完成以后，几桶化猪油也就成形了。以后经济条件好转一些，我记得还卤过鸡、鸭、鹅、兔等小动物，我爸杀鸡眼疾手快，一手提着鸡脖子，一手用锐利的尖角刀在脖子上割开小口，血汩汩流出，接到脚边的木盆里，扔了死鸡又抓过另一只活鸡。杀兔简单明了，一手从笼中抓出一只细嫩的小白兔，兔耳透明红润，血管密布，煞是可爱。我爸也不言语，将兔子倒提用粗壮的手背朝兔头一砍，兔儿两脚一蹬就咽了气，随即置于梁前铁钩上，从后腿开剥，“呼啦”一声就撕下一张完整的兔皮来，贴在墙上竟然不掉下，回头看那剥了皮的兔肉还在冒着热气抽搐。难整的是鸭子，杀死后丢进松香锅，就数它的毛根不好拔掉，密密的布满脖子和脑袋，要反复淋上几次松香才能清除个大体干净。为了挣钱，我们几姐弟与其他一些小孩拥挤在案桌四周，趁热褪掉小动物的羽毛和毛根，报酬是鸡一只一分钱，鸭一只两分钱，鹅一只三分钱，就是这廉价劳动还抢不过手来，时常被眼快的小伙伴夺了去。在加工房，那些刺鼻的松香、可口的卤肉、潮湿的盐巴、混杂着一股特殊的气息，哺养着饥饿年代命贱的孩子们。我尤不能忘掉的是，父亲、母亲、罗子叔叔在贫穷岁月表现出的勤劳、坚韧和承受困难的性格，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后来我到农村插队当知青，很快就适应了沉重的乡村生活，或许这与早期磨炼有着内在联系。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岳云茂正值壮年，他被糖酒公司的头儿看中，又去干老本行：推水烟。我在观察完了整个劳动过程后感叹，没有比这更吃力也更聪明的笨重活儿了。这是一个繁琐的劳动过程，它甚至比原始社会那群“吭唷、吭唷”喊着号子、狩猎耕耘的类猿人进步不了多少。须先从省内产烟区调回成饼状的烟叶，父亲得上车站去用板车拖回，堆到老东街的一间大黑屋里。母亲在一旁搭上两根大板凳，上面架着大簸箕，开始撕烟叶，撕烟叶就是去掉烟杆和茎，保留风干的叶片。撕够了烟叶，就到了打捆的时辰，父亲将四块笨拙的大板拼成“口”字形，将烟叶倒进木框中，撒上一层，用嘴“噗”地喷出一片雾状的水珠，匀称地盖在烟叶上，洒一层，喷一层，盖一层，然后端来装上香油的铝盆，用手不断朝烟叶泼洒香油。如此几遍，烟叶就盛满了木框。父亲往往叫上放学后的我一道打着光脚上去踩紧烟叶，差不多了，二人下得地上，又抬过油腻厚重的木板压在木框上，用力捆紧后抬上烟榨，竖向对它进行挤压。这个烟捆被固定在烟槽后，上面的大木头又一寸一寸地压紧下来，两边上紧烟夹子，四方被裹得严严实实而又变紧变小。我与父亲就一人持一根木棒，插到烟榨前方的滚筒中，两手紧抱，齐齐用力朝下扳，直到“人仰马翻”，后脑勺贴在地面为止，然后又站起来将木棒插入下一个洞中，重复这个枯燥笨重的动作。烟榨再也动不了时，父亲拍拍油浸浸的大手，走到烟捆面前一摸吱吱乱冒的油珠，满意地说：“这个捆打得紧。”我仿佛也受到了奖赏，爬起来去找一根凳子休息，一边流着大汗，一边喘着粗气。这时父亲就望上我一眼：“娃儿累成这个样子，劲跑到哪去了。”我听此话就小声诘问：“打捆好累人。”父亲走过来点燃烟锅抽水烟，提醒我道：“不挣点气力钱，一家人用啥买红苕酸菜吃？”两天一过，父亲叫我放学后又来卸捆，这时的烟捆已经压成长方形饼子状，两人解开大木板抬下，立放在烟架上。我那寡言而一年年老去的父亲，装好锋利的烟刀，手举烟刨开始一天漫长的推烟劳作。他骑在烟捆上，人趴着从烟捆一刨一刨地推出金黄、细柔、绵长、齐整的烟丝，又一刀一刀地取出堆在烟台上，一个捆要推上一天。我默默计算了一下，父亲要在烟捆上趴上趴下地推一万多次才能推完，血与汗都点点溶进了香辣扑鼻的烟丝中去了。这样的强劳动，他每月只能领到二十多元钱的工资（顺便提一句，我在付出了如此强烈的体力以后，打个捆才给工钱一元）。

我父亲隔几日把十字街加工房卤了几十锅的已产生毒素的卤水肉渣挑回家，和到炒牛皮菜与红苕藤下饭，那是在生命最艰难的1960年代。后来好些了，他将豆腐社的下脚料与加工房卤过的心肺，廉价买回家，给我们改善生活。我听母亲讲，民国时我父亲好点小赌，俗名推10点半。在担烟叶的旅途上赌，输了扛根扁担回家。土改后把推好的水烟担到七宝场卖，烟卖完了，银元也赌输了，他一恼之下，将剩的一块大洋买了苕干酒猛灌，醉到在回城的乡间小道上，我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着他，并请农民将大醉的我父亲抬回了家。为这事，我听说后还埋怨过我父亲“喝那么多酒干啥嘛？”那次七宝场大醉后，我父亲寻着了终生唯一的业余喜好，看打篮球。盐亭县城1970年代文化娱乐几近绝迹，偶尔有单位之间的篮球比赛，总要等半年一次才在县城广场举办联赛。虽然水平粗糙，也算一种文娱方式，而这偏又为我父亲热爱，到了粉丝程度。那阵打篮球技艺相对一流的有黄大汉、李继扬、黄板儿、罗明明、肖林、余大汉等，我父亲下班吃了饭早早就坐在灯光球场台阶上，看队员带球、运球、三大步、上篮，整个过程让人眼花缭乱，很是享受。一场比赛看完，我父亲罕见地闪烁着激情的目光回家。我父亲于1992年4月上旬因癌去世，享年69岁。在他住进盐亭县医院治疗的半个多月里，我专门向单位请了半个月假陪伴他、守护他，以尽儿子孝道。至今我清楚地记得，病房简陋、墙面剥落、灯泡黯然。就在这间病房里，我白天黑夜与他住一起，常常等他治疗结束，家人离去，漫漫长夜仅剩我两父子相对交流时便摆龙门阵，他摆他躲壮丁逃难到盐亭，摆他逢场担烟到富驿场卖了挣钱回家养儿女，他还详尽地给我讲述盐亭金孔古来石水缸(岳家湾)生他的地方如何去寻找？那一夜，我父亲极衰弱了，皮不能包骨，他耷拉着手，指下我：“大儿子，今后你要带几个姐姐和弟娃去看下石水缸和射洪凤来张家沟喔。”我当即郑重地点下头，无论如何，今生我一定要实现父亲的遗愿，以安慰他的在天之灵。那盏昏黄的灯光下，那夜高山庙脚下的彻夜长谈，我父亲期盼生命渴求亲情的目光，永世难忘。那夜以后的第四天，父亲因胃癌与世长辞。早几天给他做手术时，主刀医生请我上手术台边查看父亲剖开胸膛的情景，我不忍睹，癌细胞已爬满了他的胃他的肠他的身体，无一幸免，悲哉。可以告慰老父亲的是，他离世那天下午，我正好在老家盐亭带人采访，目睹了父亲生命最后时光，我将他从病床上抱起，轻放在厨房边，打来一盆热水，蹲下，为他老人家一根一根地洗净脚指头、脚背、脚后跟、膝部、大腿。这过程我很慢，看着父亲如枯柴的腿杆，我心痛啊。

我那苍老得满脸皱纹、心地善良的父亲岳云茂，我那1992年就过早地离开我们、并没有享受到几天好生活的父亲，愿你在大地之下安息。父亲，祈愿你的单纯的目光与诚恳的笑容，生生世世鲜活在岳家的血脉里，流布在天地的大象无形的深邃中。

母亲王淑华离开我有些时日了，我一闭上眼冥想，她老人家就默默地望着我，又望着空空的远方，好像是明白的，又是恍忽不清的。实际上，母亲在生命垂暮的日月里，已基本不能讲话；偶尔说几句，含混、模糊、零乱，又陷入缄默中。我想念她，如同天下所有至孝的儿子热爱母亲一样，亘古未有改变。这几夜，我想起母亲，便流下泪来，止也不住，如山里的泉水潺湲地淌过交错的沟谷，漫过芬芳的青草地，恣意肆流。今天一大早，也就是2012年冬至的头一天，草木萧瑟，天色昏黄，伤心的冬雨一直哭泣着向我居住的城市和城市之下的大地浸润。它们“淅淅沥沥”地倾泻着，在空中矄过的灰云上、在黄叶旋着的哀痛间、在单调的城市建筑体之中，将衰老与生命、蹒跚与往事、弱小与挺拔、稚嫩与沉稳一一地揭示：在痛苦的人生景像里，是雨水与我的泪水，洗刷掉陈年的旧迹与谎言，还原岁月的清晰的单纯的明亮的影子来。

鲁迅有句名言：我家窗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套用这句话，我为我母亲虔诚地改动一下，我的母亲叫王淑华，王淑华是我的母亲。此刻在风雨里，在绿叶掩盖的窗前，我眯着略为红肿的眼睛回忆往事，在老家，在一条狭窄的北街上，少有行人，麻雀在我家门前两株树上跳跃；一株是长了几个树疤的白杨，另一株是洋溢青春气息的洋槐。啊，我熟悉的朝夕相伴的两株树！那是1960年代，在贫瘠而单一的盐亭县城，一座常住人口不足三千的地方，街呈十字形，分东西南北走向，西靠巍峨的高山庙，北依荒凉的龙江桥，东连孤兀突立的凤凰山，南接局促的巴壁寺。从高山庙看县城，宛如一尾鲤鱼，头南尾北，正兴奋地朝千年弥江游去。这座县城积淀着历史：嫘祖采过桑叶，严震吟过诗，赵蕤写过《反经》，李白舞过剑，杜甫赏过花，文同画过竹，张鹏翮回过乡，袁焕仙讲过经，蒙文通阅过史······建县一千多年来，盐亭以其愽大、壮美的岁月背影并掺杂着粗鄙和俚语的一团时间乱麻，在迷茫抑或自得的市井文化里行走。

我的父亲与母亲作为过客，在小县城挣扎、喘息、苦斗，时光老人仅在喜悦的春节和每月领工资的短暂快乐里，让他俩舒缓一下紧锁的眉头。母亲是利河乡木耳湾人，木耳湾这片丘陵当年树木稀少，好比癞子头上几根毛发，刺眼又难看。后来我听说树林在当年是苍苍一片，树丛中甚至窜过几头野狼，可见之盛，至于野鸡的羽翎和野兔的长耳朵，总是在茂密的树干与棘丛里漂亮地一闪，以显示它美妙的存在。木耳湾早些年是有文化底蕴的，这里出了个晚清举人王明金，世称王举人。他是盐亭保路会会长，为“辛亥革命”盐亭举事的头面人物，系开明绅士。原谅我介绍了这些冗长的背景，因为，我母亲王淑华便在1923年癸亥年生于木耳湾，且与王举人为嫡亲。我想说的是，一个地方的水土、文化因子、家族命脉，会怎样对我母亲产生一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人生遭遇来的，虽然这些辛酸的际遇常让人啼笑皆非，更多之时如一块石头堵住胸，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母亲约为民国1945年被她大姐介绍给盐亭县城做帮工的长年岳云茂的，那真是个令人困惑又闪烁希冀的年代呵。东搬西迁，我父亲将家安顿在县城北街，地处北街小酒馆二楼上，楼梯晃悠悠的，屋子阴暗，外有一小天井，四周爬满青苔。不过在迁徏过程中，我父亲将居住地定在了北街45号，因为这是他与我母亲用几年推烟所得而购置的。后来我问了一下，土改时买隔壁老财马先生的祖业也就是我们后来这套房子，大概花了几百个白花花的银元，我母亲挺自豪地讲，“担了一箩兜银元买的，怕有几百个哦。”我默算了一回，500个大洋少不了的。总算有个稳定的家了，不过，我家的故事也从这个中国最不起眼的角落开启。我家房子修造于清末民初，为穿斗木制结构屋子，一律用榫头，上复青瓦，间竖立柱，竹篾夹墙，泥巴和着稻梗糊壁；这般建筑，上敬神灵，下对土地爷，既可遮风挡雨，又可相依为命。屋有两层，一楼为饭厅、睡房、厨屋、杂货间，后门为一处青草爬长的土园子。二楼较短，仅临街一间，上搭两张床铺，靠街有扇木格窗子，窗外，便是本文开头叙述的两株与我们岳家共沐风雨共迎阳光的白杨与洋槐树了。

我记事起，就与这间街房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为了父亲也为了母亲，还为了我的兄弟姐妹。1955年后，生下了我。在那间木板屋里爬来爬去。临街是一个曲尺形柜台，上摆罐子盛的苕皮酒，酒味苦涩，用软布棉絮做的罩子盖紧罐口，防止酒味溢出。柜台上用簸箕装满我父亲推的水烟，母亲在一旁忙碌着卖烟，用纸包，用秤称，再裹紧收账，另一边的柜下抽屉里就堆起了票子与镍币。我记得，包水烟的纸是从古籍上撕下来的，书名有《古文观止》《三字经》和老版的《盐亭县志》等，纸张绵实，字版古朴，估计是晚清木刻雕版，很名贵，而那年不过是用来做为废纸包东西。一放学，我便蹲到木板上掏缝隙，看摸得出几个滚下洞的一分硬币不？掏出来可以拿到隔壁糖铺买几个糖巴巴舔了吃，很过瘾的。那些农民争着买水烟，他们赞叹：“三哥的烟抽起香啊，飘起多远的香。”就叫着：“三嫂，我称二两。”我母亲笑着说：“一个一个慢点来，急不得，今天老岳推的烟多。”那些农民就安静了，说：“我们听岳三嫂的，排了轮子的。”这时要介绍下推烟工艺：父亲赶夜路到百里外的绵竹担回沉重的旱烟叶子，挑到工坊，叫我母亲在一个大簸盖里撕烟梗，剩下的烟叶便由父亲堆码在用木框围的器具里，叫上我，两父子光脚踩紧烟叶，中间还要淋一层层喷香的油，再踏紧就抬上烟榨了。此刻，我与父亲一人握一根圆木，挿入滚筒里，一圈圈向下扳紧，烟梱就榨紧密了，还从夹板里朝外冒油珠。两天一过，父亲就卸下烟榨，骑在烟梱上，一上一下，用烟刀将烟梱切割成芳香绵长的烟丝，剩下的买卖就交给我母亲了，通常的心血、唠叨、乏味与辛苦，全在出售水烟的劳动喜悦里消解。有时母亲看我在劳作时体弱又累得满头大汗，就停下撕烟叶的活，走过来心疼地说：“老岳歇一下嘛，娃儿累成了啥样？他还小，才10几岁。”父亲一听，“嘿嘿”干笑着：“娃儿你吃了饭的劲呐，那去了？”我嘟哝一句：“妈，打梱好累哦。”母亲刹那眼眶泪花闪闪，她撩起围腰布擦我额头的汗水，哽咽着说：“儿呢，今晚煮红萝卜干饭，用油渣子炒得好吃点，你多吃点哈。”我人小，对人情世故多不了解，也对母亲的苦心未能领教。心头想的是看场电影，叫《秘密图纸》，我央求母亲：“给我5分钱嘛，我买张票看电影。”母亲本想拒绝，看我企盼模样，心软了，摸了个硬币给我：“看完了早些回家。”我欢喜得跳起老高。刚才上面讲我家卖水烟钱堆得一摞一摞的是私产，这会儿讲拿5分钱却心痛是怎么回事？根底在当年1955年我家还属私营作坊，一般自收自支，自己掌控。而随后这些作坊在“公私合营”年把后就干脆姓了公，单位只给这些业主发点菲薄的薪水，够糊个嘴巴就行了。她和我父亲一月领得到20多元工资，看我家有8口老小，当时我大姐脚下又在兵荒马乱之年死掉一个孩子，这一来，8张嘴天天吃喝拉撒睡的重担全压在我父母肩上。我母亲很下了些苦功夫，她变着法子让我们六姐弟尽可能吃饱，穿暖和。具体步骤是，起早到衙门口菜市场买泥巴红苕、滴涎水的酸菜、几斤包谷。奢侈一点，母亲会掏出几张猪肉票和粉条海带供应号票，那基本上是我一家全月的稀罕的定量供应券，母亲极小心地从手帕层层展开，抚平号票皱摺，又取出存了多时的零碎角票，或叫我或叫我姐半夜到南井湾或新西街肉店外排队，通常排上半夜，看长蛇阵一样的人群向前蠕动，到天亮时，卖肉的吴毛子来了，他故意磨蹭，接人的烟抽，还骂娘。总之酸摆够了才下门板，凶着吼：“挤啥嘛，个个来，钱票先准备好。”我挤在人堆里好不容易排拢了，把肉票和钱使劲递过肉台子，吴毛子斜睨了我一眼，叼着别人敬的“红炮台”香烟问：“这个是那家的娃儿？”旁人谄笑着答是“岳家的。”吴毛子本来提刀割廋肉，一听把瘦肉放一边，顺手把侧面猪脑壳下面那坨颈堂肥肉切下，甩进油渍的秤盘就挪秤砣。我一急带起了哭腔：“我家一个月才吃这顿肉，吴师傅，割点好肉嘛？”吴毛子“哼”了声：“娃儿家晓得个啥子？这砣肥肉吃了好经饿哒。”我在南井湾哭得昏天黑地，旁人看不过去了又劝吴毛子，他才很不情愿地割些“肥嘎嘎”下来又添了些喳喳哇哇的烂肉递给我了事。我母亲一看这刀用碗扣子提回的不成形状的供应猪肉，看我委屈的神情，低叹一声：“娃儿快吃了早饭去念书，那里头有学问，念好了才不得受那个的气。”我又转忧为喜，背起书包朝城关一小跑去。那天中午，我家围着热气腾腾的八仙桌打牙祭。我母亲确实能干，一上午不知用什么技艺变了这么桌香味扑鼻的洋荤来：肥而不腻的蒸烧白，用粗糙海带炖的肥肉汤，用烂瘦肉炒的窝笋回锅肉······还捎带蒸了一笼红苕渣，用肥肉裹着面团炸的面花子，末了，烧了一大铁锅酸菜粉条汤。这可把几姐弟欢喜惨，抢着挑了吃，我父母却少动筷子，父亲抽着水烟袋，母亲朝我弟娃碗里夹肉。姐就喊了声：“妈，爸，你们也挑了吃嘛。你们上班一天好累人哦。”母亲红着眼：“在吃，你们莫管我。”我没注意这个，一直把烧白盯到起，一筷子下去，夹两大块肥得滴油的烧白埋到碗下面，我等他们没得吃的了，才刨出来显白，在弟娃的羡慕眼光里一口一口地扯着嚼下肚里。母亲一直对我是平和的，可这天中午开洋荤时她说的几句话至今不能忘：“娃儿些，你今后莫得吃的了，就靠本事去挣。肚皮饿了，脑壳长来做啥？做事情，挣钱，养家，糊口。”几句话，她说得轻言细语，却又异常坚定。或许受了这顿难得的午饭与母亲开导的影响，我自那后学会用坦诚、智慧、才干、豁达去待人接物。

几十年后我走到今天，朝来路打量：我多半靠的自身努力与勤奋在人生的高峰上攀登，沿途有花草挽留，也有蓝天白云召唤，我接近登顶了，无论是我考取北京广播学院刻苦攻读，还是我正式出版发行了20本个人文学著作。不管我行走于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用灿烂的画笔描绘我心中对这个世界的顿悟：我竭力让自己信守“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并只对自己的心灵负责”的信念做人做事，有责任，有担当，有激情，有魅力，去发现这个瑰丽世界的美妙与奇异。

盐亭县城狭小，白天树的影子和静谧的阳光相戏交汇，形成斑驳的光晕。一挨夜晚，月色轻轻洒地，如水银滑过，非常圣洁。街道、树子、瓦屋、十字街的马灯、青虚的远方山影，混和着澄静的恍然若梦的月光，交织成一幅流动诗情画意的人境水墨图。现实是严峻的，尤如火红的太阳般不近人情。我家8口人，一天吃喝就让母亲愁得不了，但她不在脸上流露出来。先讲母亲的劳作，我自懂事起就目睹母亲在1950年代撕烟叶，卖水烟，干杂活。进入1960年代，她被店领导支配到酱园店生腌红油豆瓣，制做甜酱，生产酸醋，还要浸泡大头菜等。我介绍一下制豆瓣酱的大概过程，母亲在东街酱园店那片空旷的院子里和壮劳力抬来几十斤重的大陶缸，晾几天后，就背来大夹背的川北金二条红海椒，倒在晒垫上，一根一根剪掉海椒把，将海椒剪成小节，码成小山。接着将葫豆倾在大瓮灶上煮成七分熟，捞出晾干。再将食品公司特供的二级猪肉清洗后切成小颗，丢将大锅里煮个八分熟后，材料就备齐了。再将大瓮灶水烧得满天沸腾，压下火候，将成节的海椒，煮熟的葫豆瓣和宝贵的猪肉颗粒，一鼓作气倒入大灶锅里搅拌、翻动、上味和融合，差不多了，我母亲与那些壮实的男人抬起豆瓣酱装进土陶大缸，按结实了，缸口找来一顶用蓑草编的盖子封口。几天一看，院子全是蓑草盖子与露出半截红釉的陶缸，仿佛是几排打渔人披着蓑衣蹲在岸边守候渔汛。十天半月可出缸了，我母亲制作的豆瓣酱被几个工人舀到板车上的油筒子里，朝县城东南西北四条街道副食门市拉去，保障居民的佐料供给。

再说母亲的手工活。我母亲人年青时俊美秀气，做事干练，用邻居的话讲是“走路时风都要抓一把。”足见她的辛劳，也见她的勤快。我们的衣裳由她领着我们放学后去中北街百货店扯布，几尺几尺的，蓝色为多，当场请缝纫社师傅为我几兄弟一一量好尺寸，都做学生服，三个兜那种，不久取出穿在身上显得单纯稚气，母亲脸上就有了笑意。最难是做鞋子，我家没多的钱去十字街百货公司购置气眼鞋、军用胶鞋什么的。我母亲从不抱怨，她总是提前将儿女们穿破烂了的衣裤收捡好，在夏天赤热的阳光下将烂衣服剪成大的布片，用熬制的灰面稠汤一层一层地刷上粘紧，这个大布壳子就抬到阳光路面上晒起来了。几天一干透，我母亲将它卷进屋内平摊在八仙桌上，将存放的鞋样按码子大小为子女剪出鞋底，到头更过，我们已经熟睡了，母亲将厨房杂事拾掇干净，坐在桌边，拨亮油灯，伸一下疲劳的腰，开始一针一线纳鞋底，这个活路，常常纳至三更才停，所谓三更，一般是指凌晨一点了。我认得到几个汉字后，对母亲灯下纳鞋底印像太深，尤其我头觉醒来还见饭厅头亮着灯光。为了这个，后来我多次翻检唐代诗人孟郊写的《游子吟》，几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得我热泪盈眶，读得我抚额长叹，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还苦的是母亲洗蚊帐洗被盖，盐亭几十年前无自来水，煮饭所需全靠人工担回。一旦浣洗怎么办呢？我母亲下班已经很疲乏了，她皱着眉头看了楼上楼下几张床上凌乱带黑印的被子床单，什么也不说，动手就拆被盖线头，将被套与床单按进大背兜，下午抽空就背到北门河边去洗浆。北门下有条弥江，波光闪耀，水流清亮，偶有鲫鱼“忽刺”一跳，又沉入水中。江边排排柔软的柳树摇曳，树下是斜缓的茸茸的青草山坡，坡延伸到水边，恰好一块光滑的青褐色巨石露出水面，被洗衣妇用来洗涤再合适不过。我记得有个寒冬天数九了，河边打起了白头霜，柳叶耷拉着，草坡呈现枯黄色。路上，稀疏的行人缩头缩脑朝热和些的家里赶。我刚放学，不过6点时辰，天近暮色，我父亲正在家里切牛皮菜喂猪儿，他忙着喊我到北门河边去接妈，我一听，扭头就朝北门跑去。那个寒冷的冬天黄昏我永世也忘不了，当我捂着手跑下朦胧的河边时，看见枯黄的草地上晾满了被褥床单，象素雅的花卉铺开在冷风萧瑟的河床一边。昏黄里，我看见母亲跪在大青石上，正用皂荚汁挤出的白泡沫去污渍，她用捣衣棒拍打衣服，用冻红的手搓洗领口，再用双手在水流边揉着衣物，末了用清水冲洗，十几件衣物就洗濯得清爽又洁净了。我发现那儿不对劲，颤着喊了声“妈”，她没回头，只闷着应了一声。我几步踩到母亲身后的潮湿的土坡上，又叫一声“妈”，她在微弱的暮光里回头看着我，我母亲跪着为全家人洗衣服，她的疲倦的眼里在默默地流泪，她的双手被冰冷的河水泡得又红又肿，象两根变形的红萝卜。这是我唯一见她啜泣劳作的场面，母亲太苦太累了，及至到了最不能忍受时，她哭了，她不在人前软弱，她躲起来舔自己的伤口，她留给世上是一张沉静与坚韧的脸庞，几十年都是。我那以后再没见过她流泪，那怕是草木哽咽、乌云破碎之际我也没见过，顶多我母亲用手指梳下白发，稳住神，走好自己的路。

“四清”运动期间，我母亲所在的十字街副食店有两个嗅觉灵敏的经理一个叫任胡子一个叫宋经理的，热衷于下班后抓政治学习。一个秋夜，学习会照常进行，这批从民国过来的四类分子麻木地踡在角落头听经理训斥，任胡子上来就“龟儿子”地乱骂一通，骂啥呢？副食店盘点下来短了款，任胡子认定是几个老家伙搞的事，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地嚷一阵，威逼这几个“老运动员”退赔并写检查才脱得到手杆。老店员煞是委屈，小心翼翼地解释，意即没敢盗拿公家钱财。一时惹得任胡子冒火，顺手操起小酒桌上一个酒杯砸向漆黑角落才解了恨。他转头看见我父亲我母亲坐在小长凳上不说话，嘴上又骂咧咧了：“岳云茂，你推的烟这响反映不香呐？咹。”声音透着严厉，我父亲仄着身子不理他，任胡子眼一瞪：“翅膀硬求了，敢顶老子了。”我母亲真是好样的，她“忽”地站起来，面对任胡子不服软：“任经理，老岳推的水烟全县农民都说要得，你啷个说要不得？你说别个反映他推的烟不香，我就问一下两个经理，这一年国家遭了天灾，人都莫得吃的，又拿啥子香油来打烟梱？烟啷个会香嘛。”我母亲一屁股坐上矮凳，还气呼呼地冒一句：“毛主席说没得调查研究就没得发言权。两个经理在这儿，今后尺八是把情况弄清楚了才好说人喔，勾子要坐端才服得到人。”一席话哽得哑了场，我父亲在暗中赞扬了一句：“老婆子，你整丁对了的。”任胡子回过神后笑骂了一句：“岳云茂的婆娘歪哦，把老子都抵到下不了台。”他大度地挥下手：“没得香油嘛，打个报告来，批十斤给你，再说还是要把梱打香点，为贫下中农服好务。”宋经理冷冷一笑：“今天这个会我看都过不了关，要多学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好久弄透彻了好久才算及格。”她望了一下阴暗灯光边的我母亲，撇下嘴：“嘴巴翻得快就是本事？我劝你们穿钉鞋打拐棍莫要劳粗把细。”我母亲象没听见，望着灯上的蛾子发怔。终于散会了，已是二更过，我父母与这些老店员踩着空旷的街道回家，月色很美，宛如仙境。

“文革”的风暴劈头扑来，我父母这几百号老店员老职工全被戴上高帽子游行，帽子上书写各类侮辱人格的绰号向群众展示。游完街就送到指南乡下劳动。我去看了父母一次，低矮的山坡上，黑麻麻的各色人等背土粪砌粪堆，为秋后播种麦子而用。川流不息的小路上，我找着了母亲，她忙着走来抓住我，问几姐弟情况？问学习成绩？问柜子头米面够不够吃？问蔬菜有没有？她悄悄对我说一句：“娃儿，楼上那口烂了的皮箱头，一床被面下放了十元钱，回去你找出来给你姐，买点粮食吃，不要饿到起了，听清楚没有？”我点了下头，我母亲念念不舍地望着我：“我和你爸在这儿好，不要担心，你快点回家哈，我们要不到好久就要送回城了。”她抬头看下沉闷的天，说：“我们快回家了，快见到儿子女子些了。”果然，我母亲省吃俭用攒的十元钱起了大作用，至少保证我们六姐弟在她和我父亲回家前没饿肚皮，今天看来，我母亲不光泼辣，还有智慧。

本来我对母亲要叙说的事还多，考虑天堂门口的安宁，我停下言语，仅用思念的帆船载着我母亲的真性情、大智慧和渐行渐远的不屈而又温润的背影远行······虽然如今母子已是阴阳相隔，我止不住用泪水洗濯我的眼睛，好让我用一双母亲给我的慧眼去凝视那个没有欺诈、没有苦痛、只有和平、只有宁静的天外世界。我默念，都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那么，我热切企盼满天星宿都是我母亲王淑华的明亮的眼睛，虽然这个愿望对于我是奢侈了一点，对普天下的大多数人来讲，我似乎自私了一些。我的母亲，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一个信佛的居士，一个叫王淑华的善良女性，儿子我噙泪祝福你的灵魂在佛祖仁慈的怀抱中安息，并在菩提树下羽化而成仙人。

母亲，你是我的母亲，也是天下真善美的化身。你累了一生一世，安息吧。

作家简介：岳定海，四川盐亭人，定居中国唯一科技城四川绵阳，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供职绵阳市新闻单位。任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创作促进会副会长（兼文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散文创作中心副主任），四川省散文作家联谊会副会长，四川省嫘祖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四川省嫘祖文学院院长)，四川省辞赋家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通俗文艺研究会顾问，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四川省老作家书画院院士，《格调》杂志编委，《西南作家》编委，《嫘祖文艺》编委，《船波文艺》编委。

岳定海在国家级和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公开发行个人文学著作24部，代表作系《我的文学史》《岳定海散文卷》《蜀境》《劳动之歌》《岳定海文学课》《小史记》《人民》《秋风萧瑟》《庚子暮春文稿》《岳定海思想录》《大盆地》《灵魂在高处》《生命激情》等。他先后在《收获》“无界漫游计划”《诗刊》《诗潮》《青春》《江南》《中国当代散文精选》《文学报》《中国旅游报》《中国交通报》《工人日报》《现代散文精选》《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散文选刊》《鸭绿江》《海外文摘》《中国西部散文选刊》《西南文学》《青海湖》美国《世华文艺》《大中华文学》《格调》《天山文学》《拉萨河》《中国乡土文学》《学习强国》等几百家国内外重要文学报刊发表各类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达数百万言。并执行主编《绵阳散文选》《绵阳大观》等文学选集，荣获“中国通俗文艺奖”，“四川五一文学艺术奖”，“四川散文奖”，“全国首届《格调》杂志美文奖”，“盛世南充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大美南部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四川省报纸副刊散文奖”，“全国长江文学奖入围奖”“绵阳市五个一工程奖”等六十余个奖项。作品收入《中国散文年选》《当代散文文本》《四川散文大观》《川鲁散文选》《川冀散文选本》《川黔散文选》《汉语》《胶东散文年选》《文学绵阳》等选本。

岳定海辞条入选【中国作家辞典】和《中国作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