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之五:
峰 山 怒 火
李良森
战斗在敌人的营垒
一
卢沟桥事变那一年,我才十二岁。当然,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叫“卢沟桥事变”,只知道日本鬼子来了,到处杀人放火。以前的时候,大人怕我们小孩子家到处跑,就编排说村外边有饿狼,逮住小孩子一口就把脑袋给咬下来,吓得我们不敢迈出村口一步。自从鬼子占了我们万德地界儿,大人就改口了。说小鬼子比饿狼凶得多,见着大人就砍头,见着小孩子根本用不着刀,一只手攥着小孩的一只脚,两根胳臂一用力,就把小孩子从裆里一劈两半。生生的把我们身上吓出一层米粒儿似的鸡皮疙瘩来。
慢慢儿,我发现爹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人叫走,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回家。有时候还领一些陌生人来家里住宿。陌生人一进家,他们就把我赶到别的屋里去睡觉,把房门关紧,不知道嘀嘀咕咕说些啥。我问娘。娘说,大人的事,你小孩子家甭管。我问爹。爹说,你还是个小孩子,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后来才知道爹是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员,我们家是抗日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大人们商量的全是如何宣传抗日,如何建立情报网,如何摸清和掌握敌人情况,如何改造和利用伪乡、村政权,使他们明里应付敌人,暗里做抗日工作。不久,果然就把俺村的坏蛋村长撤下去,换了经常来俺家开秘密会的族家哥哥张温德当村长。俺看着张温德哥哥白天点头哈腰、笑模笑样地应付鬼子和汉奸,可晚上又在俺家商量如何打鬼子,觉着这可是件挺新鲜、挺刺激的事。心想,将来我要是能像张温德哥哥那样该有多好。
那年春天,六区的张区长来俺村检查抗日工作。温德哥哥向他汇报说:“最近,万德车站的鬼子让附近各村都要抽调一两个半大小子,到车站去当报告员。报告员的任务主要是夜间巡逻、看守铁路,有情况就报告,没有情况白天可以回家。我们官庄属于大村,要去两名。”张区长听了高兴地说:“好啊,我们正捉摸如何往万德车站派人呢!”说着瞅瞅正在外屋偷听的我,接着说。“我看,文森就该算一个。”
爹大概觉着那里危险性太大,而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便犹犹豫豫地说:“我看他忒小,挡不得事,怕耽误了工作。”我立刻跨进屋去,根本不瞧爹的脸上是啥模样,直挺挺站在张区长的面前说:“区长,我今年十四了,不是小孩子了。我保证比温德哥哥干的还好!”
张区长听了,乐得哈哈大笑。说:“我看文森挺合适。机灵,精明,又有点文化,不会有啥危险的。”爹说,那就让他去试试。
隔天,我就和比我大两岁的春生一起,到万德车站去干报告员。路上,春生见我有说有笑的,似乎有些生气。问我:“给鬼子当报告员就跟当汉奸差不多,咋还这么高兴?你就不怕别人骂咱是汉奸?”我真想把张区长教育我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可是,不行。张区长说了,这是纪律,尽管春生是我从光屁股时候就很要好的小伙伴。但是,为了有利我今后的“工作”,为了春生的“前途命运”,我还是要按照张区长的教导,给他以“教育和启发”:“春生哥,是汉奸不是汉奸,可不在当不当这个报告员。不当报告员,给鬼子干事,也是汉奸;当报告员,不给鬼子干事,就不一定是汉奸:当报告员,干打鬼子的事,不但不是汉奸,还是抗日的模范哩。”
春生听了,乐得“噗哧”笑了。说:“你可真是个文化人儿呀,话说得挺赛,挺好听。搁俺这嘴巴子,你教俺六十遍,怕也说不顺溜呢。”
我说:“春生哥,说话顺溜不顺溜算啥本事?关键是咱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不能让鬼子的气势吓倒,不能死心塌地当亡国奴。”
春生说:“文森你这话说得好,跟咱乡农会陶会长说的一样。咱好端端的中国地儿,凭啥让小日本鬼儿来霸占?俺不认字儿,是个粗拉人,别看俺比你大两岁,往后还得求你多提醒。别的俺不懂,要说打日本鬼子俺还是明白的。”
我听了,就学张区长那厉言厉色的样子说:“往后就在鬼子窝里混,可不能张口闭口地说打鬼子啥的。这是纪律。”春生问,啥是纪律?我知道又是自己说漏了嘴。心里话,这秘密工作还真难哩!嘴上却说:“纪律就是小心的意思。”
春生就说:“那好,往后俺纪律点儿就是了。”
二
别看万德车站是个四等小站,可战略位置很重要。北距济南四十五公里,南距泰安三十五公里,车站南北各有一条东西大道横穿铁路,是八路军鲁东、鲁西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咽喉要道,也是鬼子去往铁路东西扫荡、抢粮的必经之路。所以,日本鬼子格外重视,车站上驻着一个鬼子宪兵小队,一个路警班。宪兵小队三十来人,队长叫佐藤。路警班十来个人,伍长叫森川。此外,还有汉奸路警二十多个,天天在车站上贼眉鼠眼地逛荡。
各村来的报告员共有二十多个,集合的当天,森川伍长和佐藤小队长分别给我们训话。森川长得又矮又粗,说话也是又直又硬,一开口就火辣辣的冲:“你们报告员的,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奴隶的干活。奴隶的是什么?是牛,是马,是狗,统统的,好好的,听话的干活。哪个的,良心,坏了坏了的,统统的死啦死啦的!”说着还抽出他的东洋刀,“咔嚓”一声将一棵茶杯粗的小树拦腰砍断。吓得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报告员当场就“哇”地一声哭起来。佐藤跟森川不一样,个子比森川高,身材也比森川细,一副金丝眼镜连洗脸吃饭的时候也不摘。不开口,脸上笑眯眯,开口说话,脸上还是笑眯眯,只要一走出他那间办公室。一天到晚总是见他笑眯眯。给俺这些报告员训话也是一样,不但中国话说得好,连那语气声调都觉着好听:“小朋友,别害怕。我们大日本帝国到中国来,是帮助中国人建设美好家园的。什么叫美好家园你们知道吗?很可惜,你们没有去过我们大日本帝国,我只能跟你们这么说。在我们大日本帝国,人人都住高楼大厦,人人都吃白花花的大米,人人都穿绫罗绸缎。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正是在学校读书的好年华,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将来都能当工程师,当医生。当然,有的也能像我一样,当一名效忠天皇的武士、军官……”那天,他还说了许多。讲的天花乱坠,听得我们眼花缭乱、晕晕乎乎。
晚上,我跟爹和温德哥哥说起佐藤的训话。他们立刻严肃地跟我说:“别听他的胡说八道,东洋岛要是富得流油,他占咱的东三省干啥?侵略咱中国干啥?还不是看咱中国地盘儿大,有油水儿,才馋得他们流哈达子呀?还有,那个佐藤可是个笑面虎。听说,他拿东洋刀砍咱中国人的时候,脸上也还是笑眯眯的呢!往后,你可要对他多加小心。”
第二天,我们这些报告员就开始“上路”。“上路”,就是巡查铁路。每人发一条红缨枪,两个人为一班,每两个小时派一班,往南走十五里地到皮家店。在那里要跟从界首车站往北来的人交换一个木牌,才能再往回走:往北要走十八里地,在青杨树跟从张夏车站往南来的人交换木牌之后,才能往回返。所以,俺又把“上路”叫做“传牌”。甭管“上路”还是“传牌”,别看听起来怪轻松,怪好玩儿,干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儿。
有一回,我和春生一班,从万德往南巡查。刚刚走过蛤牙河大桥不远,就听见铁路东边的山坳里传来一阵阵“喔哇喔哇”的叫声,难听极了,不仅头皮一阵阵发麻,连身上也吓得起了一层米粒儿大的鸡皮疙瘩。春生说:“别怕,那是狼叫。”他这么一说,狼吃小孩的故事,立刻就在脑子里出现,心里更是“扑通扑通”的打起鼓来。越往前走,狼叫的声音越近。等俺俩走到离皮家店还有三、四里地的时候,两只驴驹子大小的野狼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铁路的道心里,跟我们俩瞪起眼来。绿莹莹的两团火,只看的我两腿打颤。不由自主地说:“春生哥,要不,咱俩就回去吧?”
春生说:“回去?回去那个日本鬼子能饶咱?”我一想,可不是咋的?木牌还没有换回来,回到万德车站咋交差?春生说:“别怕,文森,鬼怕恶人狼怕狠。咱俩手里有杆红缨枪,我照准那只个儿高的,你照准那只个儿矮的,我喊声'一二’咱俩就没命的喊着'杀’,照直往前攮。它要怕,肯定就窜;它要不怕,咱就攮死它。”我心里还是有些怯。说,能行?春生说:“行!我不是说了吗?鬼怕恶人狼怕狠。来,我喊了。一——二 ——杀——!”果然,我们俩还没跑到它们的跟前,它们就一左一右,咕咕碌碌的滚下路基,窜了。我庆幸地摸摸身上,吓得浑身上下竟让汗水湿了个透!我问春生怕不怕?他说,咋不怕?可俺觉着森川鬼子比狼还可怕哩。于是,不禁使我顿时想起“苛政猛于虎”那篇课文。心想,那时候老师讲苛政猛于虎,还老是不理解。现在看,“鬼子狠过狼”可不就是“苛政猛于虎”的翻版吗?
三
一天中午,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温德哥把我晃醒,对着我的耳根悄悄说:“晚上,游击队在车站南二里远的地方破坏铁路,你巡路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看见之后,立刻回车站向鬼子报告。”
我说:“我不干,我不能当汉奸。”
温德哥笑着说:“就这么办,这是区长说的。”
“张区长?”我瞪着俩眼问。“为什么?”
“这是张区长的安排。他说,这样一来,敌人就会相信你,往后的工作就好干了。”
这么一说,我就没话了。
那天晚上,恰恰又是我和春生哥一班。由于心里有数,路上我就故意放慢脚步,仔细观察,唯恐放过了“情况”。又是刚刚走过蛤牙河大桥不远,果然有两节钢轨被掀翻在路旁。我故意吃惊地说:“不好,有人扒铁路了!”
春生躬着腰看了一会儿,“嘿嘿”笑着说:“要是小鬼子的火车这会儿过来有多好!”
我说:“春生哥,你是不是这吃饭的家伙不想要了?要是小鬼子的火车翻了,咱俩也得见阎王。”
他说:“见阎王也比那回叫狼吃了痛快!”
说实话,春生的话真叫我佩服。要不是张区长故意安排让我在鬼子面前“表现表现”,我真想和春生哥一起闭闭眼饶过去。可是,不行,张区长说了,“更重要的工作还在后头”,于是拔腿就往回跑。春生哥问,你跑啥?我说,赶紧去向鬼子报告哇。春生哥不情愿的跟上来,嘟噜说:“真没想到你还是个胆小鬼。”
我听了,心里抱屈得很,眼里的泪水也差点儿流下来。
我气喘吁吁地跑回车站,向鬼子的值班路警报告。值班路警立即报告车站和宪兵队。说来也巧,这时候恰恰有一辆鬼子的特快列车要经过,因为修路,只好临时停靠在万德车站上。车上有个日寇大佐派人下来询问,佐藤小队长毕恭毕敬的报告了事件经过,并用手指指我。没想到那个大佐竟派人让佐藤领我去火车上见他。
大佐是个多大的官我不知道,只见他在火车上睡的房子好漂亮。到底有多漂亮我也说不出,反正我是从来没见过。所以,心里就更害怕。鬼子大佐看见我,比佐藤小队长笑得还好看,从小桌上拿起一个肉罐头和一包饼干送到我面前。说:“小孩,你的顶好,这个的,你的,米西米西。”我手里接过罐头和饼干,心里却暗暗后悔。心想,早知道车上坐着个日本大官儿,说啥也不报告,让火车翻掉,摔死这个鬼子大官有多好啊!
可是,从那以后,无论佐藤小队长还是那个满脸杀气的森川伍长,都对我另眼看待。不但在别人面前经常夸奖我,还经常给我饼干、糖块吃。我知道他们是在笼络我。可他们却不知道,我也是在“笼络”他们哩!
张区长夸我做得好,是个做地下工作的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重要情报!我听了高兴得有些得意忘形,竟大言不惭地问张区长:“你说,我干得是不是比温德哥哥干得还好?”
张区长听了,乐得哈哈大笑。说:“文森啊,你干的确实不错。可你现在才刚刚站住脚,还没进入实际工作哩,就跟人家温德同志比起高低来啦?”我的脸立刻就热的发烧。心说,可不是咋的?人家温德哥明里应付鬼子,暗里筹军粮、搞武器、弄药品,还组织民兵割电线、扒铁路,轰轰烈烈干了那么多的事,俺咋能跟他比呢?再说,人家张区长开口闭口叫温德哥“同志”,可张区长啥时候叫过我文森同志呀?分明是差着老远老远一大截哩!张区长大概见我脸上红得厉害,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忙说:“别着急,明天就给你一个新任务。”
四
车站上住着那么多鬼子和汉奸,再加上万德街上的警察所、特务队,区公所的汉奸队,总共有二百多人。所以,卖吃卖喝的生意人也就少不了。甭说街里,就是车站上也经常有个卖烧饼、油条的,每天早上颤颤悠悠的挑着一副挑子叫卖。俺这些报告员都是农村来的穷孩子,很少买得起烧饼、油条,所以,只知道那个卖烧饼、油条的大叔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一天到晚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就像每个跟他碰面的人都往它的兜里送钱似的。特别是见了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更亲热。一见面就一迭声地问“吃烧饼不?”、“吃油条不?”时常把我们问得很尴尬。有时候跟他开玩笑:“要钱不?不要钱俺就把你这一挑子烧饼、油条都包了!”他也不恼,真的拿起几根油条或几个烧饼往你的面前送:“吃吧,吃吧。这点玩意儿送你尝尝。”很象是为培养新的客户而努力。当然,也真的吊起我们这些乡下孩子的胃口来。所以,大家都是既想看见他,饱饱眼福,闻闻味儿;又怕看见他,勾起嗓子眼儿里的馋虫,半天打压不下去。可我万万没想到,张区长给我的任务就是跟这位韩大叔接头。
韩大叔终于来了。虽然他还是担着那副颤颤悠悠的挑子,还是笑眯眯的样子,可这回咋看咋顺心,咋看咋亲切。我知道这种变化在哪儿。因为,过去他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个卖烧饼、油条的而已,而今天的韩大叔却是我们的“同志”了!趁没人的时候,我急忙走到他跟前轻轻地说:“油条大叔,你的烧饼是不是姓韩?”
“烧饼不姓韩,油条倒是姓韩。”
“给俺来二斤。”
“二斤太多。送你俩烧饼吃行不?”
暗号对上了!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韩大叔皱一下眉,脸上却依然笑眯眯地。叮嘱说:“别大意,孩子。这可是在鬼子窝里!”
“是,大叔。”我忙说。“我一定好好向你学习。”
“东峪吴庄的维持会长吕延祥这个人很坏,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办事。”韩大叔一边不停手的收拾着他的烧饼油条挑子,一边跟我说着重要的情况。那神情,别说远处的人,就是近在眼前的我看去,也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让我心里好佩服。“前天晚上,游击队去捉他,没捉住,但却被打伤,估计他是跑到车站上来了。你注意观察一下,看这里有没有这个人。”
这天,我没回家,一个人在车站上若无其事的逛来逛去。上午十点来钟,路警松井端着一个西药盘子,从车站的医务室里出来,腋下还夹着一根拐杖,匆匆的朝车站出口走去。我想,鬼子兵都住在车站上,松井端着个药盘子出去干啥?是不是去给那个汉奸会长换药呀?恰巧,这时候松井夹着的拐杖忽然从腋下溜出来,掉在地上。我急忙跑过去,帮他捡起来。松井大概也听佐藤小队长说起过我,竟笑嘻嘻地跟我说:“小孩的,你的大大的好。拿着,开路开路的。”于是,我拿着拐杖跟在他后边,走出出站口,往左拐,走出不远,就拐进车站站台下边的一个小院儿。
这个小院儿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听说是汉奸维持会的办事处,一天到晚都有个二鬼子在门口站岗。大概因为我是同松井一起过来的,那个二鬼子不但没有阻拦,还讨好地向我笑一下。
走进北屋的客厅,果然看见一个腿上缠着绷带的人坐在椅子上,跟对面的一个大胖子说话。桌上放着一大包点心,显然是那个大胖子提来看望这个伤者的。许是见日本人进来换药,大胖子站起来拱手告辞,说:“延祥兄,你尽管在这里安心养伤,有什么事就让人告诉我,我一定鼎力相助。小弟告辞了。”
那个腿上有伤的人尽管站得很吃力,但还是硬撑着站起来,谀媚地躬身陪笑说:“多谢屈会长关心。多谢屈会长挂念。”听了两个人的一唱一和,我就明白了:伤者肯定就是韩大叔让我找的吕延祥,而那个大胖子则是万德区的伪区长兼区维持会长屈景德。
第二天早上,我就把这个情报告诉韩大叔。十天之后,韩大叔悄悄告诉我,那个汉奸会长让我们的游击队处决了。是根据我的情报,在他伤愈回家的路上被游击队抓获的。张区长表扬我说:“文森,行啊,你不仅为咱鲁西抗敌自卫团搞情报,还是鲁东支队的情报员哩!”
五
那天夜里,西北风嗖嗖地刮,就像小刀子似的往骨头里钻。从青杨树“传牌”回来,手脚都冻麻了。正想回宿舍里睡觉,见宪兵队的伙夫李林抱着一大捆劈柴往伙房里走。再往厨房里看看,不仅灯火通明,里边还有几个人影晃动,不仅顿时起了疑心。就近乎乎地问李林:“李大叔,这会儿都半夜多了,咋还这么忙活?”
李林怨恨地往地上吐口唾液,轻轻说:“别提了,小爷们儿。半夜三更地又叫赶紧做饭,说是等着吃。”说完就急慌慌地往厨房里走。我一听,这是有情况啊!便灵机一动,拉住李水的骆臂说:“李大叔,我刚刚传牌回来,快冻死了,进伙房屋里烤烤火行不?”
李林说:“烤呗,反正灶里的火又不是单为你生的。”
走进伙房,见旁边放着一大笼屉蒸好的大米干饭,可灶上的大笼里还在蒸,而另一口大锅则正在“咕嘟咕嘟”炖着白菜、萝卜和猪肉。我装作好奇地问:“大叔,咱们车站上才几个人呀,干嘛蒸这么多的大米饭?”
李林就给我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说天刚擦黑那会儿,车站上的汉奸路警队长刘相禄他爹,跑来向佐藤队长报告。说他今天去西峪田庄走亲戚,亲眼看见抗日政府的张县长在那儿召开全县区长联席会,听说今晚还要连轴开。佐藤马上打电话向济南宪兵司令部报告。佐藤就让俺在凌晨三点之前,做好比平时多五十个人的饭菜。俺估计,准是等济南的鬼子来到,一齐去田庄抓张县长。
我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个情报必须赶紧送出去,要是鬼子的阴谋得逞,咱抗日政府的损失可就大了。可是,从万德到田家庄十五里地,加上曲里拐弯的山间小道,足有二十里。这深更半夜、黑灯瞎火的找谁做伴呢?宿舍里虽然住着二十多个人,可张区长再三嘱咐不许自己发展关系,免得暴露身份,所以,象送情报这样的事找谁做伴也不合适。只能一个人偷偷的上路。
我悄悄溜出车站,一边走,一边暗暗地盘算:从万德车站到田家庄十五里地,快走,也要一个多小时。这样,来回加起来要三个小时。出门时我从车站值班室看表,已经三点多钟。我扳手指仔细算了三遍,离天亮满打满算还有三个多小时。这就是说,三个小时之内如果赶不回来,就要耽误早点名;如果鬼子发现我早点名不在,那就意味着今后我不但不能在这里继续当报告员,而且,包括我们全家和所有为我担保的人的生命安全,都要受到严重威胁。所以,自打走出车站就一路小跑,心里还算计着如何走小路,抄近路,至于害怕与否,几乎连想也没有来得及想。
跑到田庄村头,果然有县大队的人在站岗。我把情况一说,他急忙领我去见张县长。大概张县长看我还是个孩子,激动得差点把我抱起来,急忙派人去叫俺六区的张区长。张区长看见我高兴得真的把我抱起来。说:“文森,好小子,果然是你,果然没有看错你呀!你可是立了大功啦!”
因为我要急于赶回车站,不能久留,张县长和张区长亲自送我到村头,握住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说:“好孩子,你还年轻,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并派一位便衣叔叔,将我护送到离车站只有二、三里地的侯集村。
回到宿舍,大家还没有起床。由于车站上的鬼子全都出动那天竞破例没有给我们进行早点名。直到太阳老高,才看见佐藤和和那些鬼子兵带着抢来的一头牛、两头猪,蔫不拉几地回来。济南来的鬼子宪兵上车时,我亲眼看见那个鬼子少佐伊哩哇啦的川斥佐藤,佐藤象根直木撅儿似的站在那儿,嘴里只知道说“哈依”。
原来那天鬼子、伪军和警察总共出动了两、三百人,于天亮包围了田家庄。由于兴师动众费了那么大周折,却没有看见八路军的一兵一卒,鬼子少佐十分恼火,当场就给了佐藤两个耳光。佐藤恼羞成怒,送走济南来的宪兵队,就派人把刘相禄的老爹叫来,直把那个老家伙打得鼻青脸肿才放他回去。
晚上,伙夫李林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小伙子,听说了没?佐藤队长把那老家伙打得都尿湿裤子了呢!”
我说:“活该!谁让他老是跟在日本干爹腚后头捡热屁吃来着?”
六
田庄包围扑空之后,佐藤的脸上更是成天挂着笑。李林悄悄跟我说:“小伙子,这几天可要小心些,你看他那脸,就跟夜猫子似的。”
我问:“夜猫子的脸长得啥样?”
他说:“你这孩子问的可真蹊跷。夜猫子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欢,我哪里知道夜猫子长的是一张啥脸?我是说,佐藤脸上老是挂着笑,还笑得那么亲相,怪疹人的。”
“挂着笑不好吗?”
“你没听大人说,好听夜猫子叫,不听夜猫子笑吗?佐藤就是属夜猫子的,脸上笑得越甜蜜、越亲相,就肯定不会有好事儿!”
果然,两天之内车站据点里就接二连三抓来一些人。佐藤小队长说是“马猴子的干活”,可每每抓来一个人他审问不上几句,就交给森川伍长去“死拉死拉的”。
森川伍长是个典型的杀人狂。凡是捉来的人,只要是佐藤点了头,他总喜欢捅第一刀,或者开第一枪。要不然,他的食欲就会下降,三天也打不起精神来,除非痛痛快快的把自己灌醉。森川杀人还喜欢杀活人。据说,每次扫荡他都要让他的战刀见见血。碰上上司为了维护一方治安,显示他们的“亲善”面目,明令严禁杀人,他就急得浑身难受,哪怕是逮只鸡,捉条狗,甚至一头小猪崽,也要祭祭他的刀。
其实,佐藤让森川“死啦死啦”的人,没有一个是“马猴子",全是从乡下抓来的普通老百姓。森川可不管那么多,凡是送到他刀下来的全是他的“敌人”,或者是他用以消遣的一种道具,让部下绑在木桩或树干上。第一刀当然是由他来执行,但他却只捡疼痛处下手,而绝不会把人捅死。他要把他的部下个个都培养成天皇陛下的忠诚武士,所以,他就要让他的所有部下都有“实习”的机会,轮流上场,挨次练刀。如果哪个士兵在最后一个人上场之前把人捅死,肯定要挨一顿臭骂,还要吃他的耳光。另外,他还对他的部下有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杀人时必须面带笑容,而不许有一点点紧张与恐惧。当然,在这一点上,他的部下没有一个比他做得好。别看森川平时天天都是那副死人脸,可他偏偏在杀人时脸上竟然会挂着一丝儿笑,真不知在他的国度里,或者面对自己的家人时,他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那天早上跟韩大叔接头。韩大叔说,森川这家伙太狠、太毒、太坏,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县大队决定除掉这个祸害,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诳到万德大集上去。我说,森川经常到维持会长家里去喝酒,万德大集的时候倒很少见他单独去。不过,这家伙嗜酒如命,想法钓他一下,兴许能行。
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我见森川从车站南头的扳道房那儿巡查回来,恭恭敬敬的迎上去,递给他一张巴掌大的纸条,说:“太君,这是屈会长给你的。”
森川一看那张纸条就点了一下头。说:“小孩,你的,读读。”
纸条是韩大叔从万德伪区公所弄来的,虽然上边的字不是屈景德的亲笔,但那枚印章却是真的。所以森川看了,便让我给他读。我当然“义不容辞”,展开那张纸条就念:“森川太君本会长搞到一瓶上等佳酿,恭请中午光临寒舍。屈景德。”
森川听了歪着头问:“上等,家宁,什么的意思?”
我说:“太君,不是家宁,是佳酿。就是好酒的意思。”
“中午的,屈的家里,好酒?”
我恭恭敬敬的鞠个躬。说:“是的,太君。”
“好,家宁的,好!”说着,把那张纸条要过去,撕碎,又装进衣兜里。对我说:“小孩,乱说的不许。”
“是的,是的。乱说的不行。”我嘴里应着,心里却想:这个魔鬼,还怕我给他泄密哩。见鬼去吧!
森川伍长的嗜酒,在万德车站的鬼子、伪军中尽人皆知,甚至连佐藤小队长也对他无可奈何。所以,有那瓶佳酿挂在心头,森川又到车站北端的扳道房巡查一遭,便一个人溜出车站,早早的往屈景德的家里走去。
不到半个小时,万德大集上传来一声枪响。很快,就有伪区公所的警察跑来报告佐藤小队长,说森川伍长被八路打死在闹市之中。等佐藤集合起人马赶去,大集上已是人去街空,只有森川那短粗的尸体横卧在黑漆漆的血泊中。
七
刚开春,日寇加强了对敌占区的统治,搞什么“强化治安”。车站上更是严密检查来往旅客和过往行人,稍有怀疑就抓起来拷打审讯。那些个汉奸特务也加紧活动,明查暗访,只要发现一点点“通匪”嫌疑,就给他的鬼子干爹打小报告。这不仅使我们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也不知道有重少无辜百姓届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那天上午,车站上来了一个陌生人。看上去,那人不过二十四五岁,他身穿蓝色大褂,头戴一顶米黄呢礼帽,在车站上东顺瞧,西望望,不象上车的旅客,也不象过往的行人。大概他见我打量他,便走过来跟我说话:“小兄弟,你咋有空在这里玩儿?”
“俺是看铁路的报告员。家里不忙,今儿没回家。”我故意装出一副不喜理睬的样子。
他似乎对我很感兴趣,脸上也顿时出现一副喜形手色的神情,套近乎地说:“哟,都是自己人啊。在这里干了几年啦?”
“两年。”我想,他既然跟我套近乎,我也没必要跟他隐瞒。况且,他要是故意跟我玩儿捉迷藏的话,说不定我的来龙去脉他早就掌握得一清二楚呢!
“家是那里的?”
“万德西边,官庄。离这里只有五里地”
他大概见我一口气说完他想问的问题,竟不由自主地摘下眼镜,笑眯眯地说:“你这个小家伙可真精。你咋知道我要问这些?”
他那双眼睛可真好看!这是他摘下眼镜给我的第一感觉。而且,就凭这个感觉,我立刻断定他肯定是个好人。于是,便将刚想说的那句“佐藤队长就是这么问”改口说:“我就知道你要问。”
“那你在这里一定很熟悉了?”
“车站上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那人又把眼镜戴上。突然转了话题:“那你知道不知道八路军、游击队的情况?”
这一问,不禁让我的心“咚”地一跳。不仅立刻改变了我对他“肯定是个好人”的看法,而且觉着这个人肯定来者不善。不然的话,他在这里东瞅瞅、西看看的闲逛,鬼子咋就不管不问呢?便装出有几分遗憾的样子,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是车站上的人,咋知道车站外边的事呢?”
许是欺我年幼不懂事,也许是他根本就看不起农村来的孩子,竟扯着我的胳臂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你识字吗?我点点头。他就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页一页翻着让我看,一个人名一个人名的指着问“你认识他不?”那上边记的人名大部分都是村干部,而且,第一页上就写着“通匪名单”四个大字,别说大部分都不认识,就是认识也不能说啊。
可是,我突然想,这上边记着那么多的村干部,要是敌人挨着个儿的去抓,那还了得?倒不如想法把这个家伙和这份黑名单弄到抗日政府手里,那该有多好啊!于是,便试试探探地说:“俺有个表叔在东峪吴庄村里干差事,你看能不能让他给帮帮忙啊?”
“吴庄?吴庄离这里多远?”
看来这家伙确实来这儿时间不长。我说:“不远,也就十五里地。”
那人高兴地说:“你领我去找你那个表叔行不?”
“行!”我一口答应下来。但是我得给他卖个关子,试试他究竟是那路货色。“不过,这事得经过佐藤太君同意才行。要不俺不去。”
那人得意地说:“没问题,佐藤队长一定同意。”
摸清了他的底,就想耍他一耍。心想,你想哪天去就去呀没门儿!俺还没有跟韩大叔通情报呢。就给他献计说:“大叔刚来这儿,总该休息休息,逛逛玩玩吧?今儿是万德大集,你到集上看看,万德集卖啥的都有,可大啦。明儿我领你去灵岩寺逛逛。灵岩寺你没去过吧?那可是个好地方。九层高塔漫云天,四十罗汉看不烦。听说唐王和武则天住到这里就不想走,乾隆皇上一辈子来过这里八回,连光石梁上都有他刻的诗文呢!”
那人歪着头端详着我问:“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这么多?”
我知道他又对我产生一点怀疑,便更加得意地说:“大叔这你就不知道了。俺在万德镇上读的高小,教俺语文的老师是个灵岩迷,三天两头就带俺去逛,去了就给俺没完没了地讲。你想想,俺还不让他调教成一个小灵岩通啊?”
看得出,那人轻轻松了一口气,说:“怪不得,原来你还是个小书……虫子呀。”
我知道他这句话中间停顿那一下的意思。他原本大概是想说我是个小书呆子的,可能怕我听了不高兴,才改做“书虫子”的。于是,我便继续装“呆”,说:“大叔,你咋和俺爹说的一样?他老说俺把书念到腿肚子里去了,越念越呆,说话办事都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你说,俺就真是那么傻吗?”
“瞎说,你爹那是夸你哩!”那人大概看我是个“顺毛驴”也给我戴起高帽子来。“你还别说,我走南闯北,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聪明伶俐的孩子呢!有机会我给山本少佐推荐推荐,让他调你进宪兵司令部当差。”
“真的?大叔?”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那咱后天就去吴庄。后天是吴庄集,咱爷儿俩假装去赶集,先问问俺表叔,再叫俺表叔去摸那个村长的底。行不?”
那人高兴得眉飞色舞。说:“好,就这么定了!今天中午我请你去万德集上啃烧鸡。”
第二天早上,我假装去韩大叔的烧饼挑子跟前买烧饼,一边吃一边把我的打算告诉他。韩大叔听了,觉着是个好主意、好机会,说他立即回去跟游击队联系,吴庄集上将这个鬼子密探抓住。
第三天早上,我刚刚“传牌”回来,那个特务就来宿舍找我。说:“小兄弟,今天咱哥儿俩去吴庄赶集呀。”
我说:“不行,我还没跟佐藤队长说呢。”
他说:“不用你去,我都说好了。你就是晚上不回来也行。”
我心里说:“鬼儿子,咱俩说不定哪个晚上回不来呢!”
“还有,”他接着说。“咱俩去找你表叔,总得有个称呼。我姓刘,你就叫我刘大哥,跟别人就说我是你的表哥。”
我说:“行。”心里却暗暗嘀咕:这个鬼儿子,昨天还叫我“小爷们儿”,为了给他鬼子干爹卖命,又自动降下一个辈分来,跟我称兄道弟了。
接近中午,我们两个才走到吴庄。吴庄虽然不算大,但因为这里是东峪十几个村子唯一一个集场,所以,集市上也还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按照约定,是在卖绿豆丸子的摊锅那儿与韩大叔碰头。于是,我对那个特务说:“刘大哥,我肚子里有点饿了,咱俩买碗绿豆丸子泡个烧饼吃吧。”
他在这里俩眼一抹黑,只好不情愿地陪我坐下,冲卖丸子的摊主说:“来两碗”。摊主随即应声唱道:“好喽——,绿豆丸子两碗,眨眼就来喽——!”这时候,我忽然发现韩大叔在不远处的一个烧饼摊前冲这边打量,心里才有些踏实。跟刘特务说:“刘大哥,你尝尝这儿的丸子汤香着呢!”刘特务更是心不在焉,嘴唇还没挨着碗边,就随声附和地说:“香,香,果然好吃得很。”
一会儿,韩大叔挤过来,“吃惊”地说:“哟,这不是大侄儿吗?来赶集咋不去家里坐坐啊?”
“唔,是大表叔啊。”我指指刘特务说。“表叔,这是俺的表哥,姓刘。约俺一起来村里公干,肚子饿了,先买碗绿豆丸子垫垫饥。”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甭管表哥表弟,人家是车站上来这儿办公事的,咋让人家在这里喝这清汤寡水的丸子汤呢?”韩大叔一边瞪着眼“熊”我,一边热情地拉起刘特务。“快走,快走。既然是公事,我也不往家里让了,请到村公所里坐坐。”
刘特务还假意推托:“等一会儿,我和小表弟先在集上逛逛。”
“逛啥?盖垫(即用秫秸秆钉成的锅盖)大小一个集场,还不够一眼看的呢。”韩大叔说着,还悄悄向我挤眼。“大侄儿,快陪你表哥到村公所里喝茶。”
“可不是呗。”我说。“刘大哥从济南府大地界儿来,看看哪里也觉着寒碜。走,走,不看了。”说完,拉起刘特务就跟在韩大叔后面往村公所走。
刚进大门,韩大叔就高声大嗓地喊:“村长,万德车站来客人了!”
话音刚落,屋里就出来一高一矮两个人,边迎边说:“里边请,里边请。”进门后,
高个子说:“我是村长,他是当差的,俺这小地界儿,山高皇帝远,多见石头少见人,有啥照顾不周还请二位在皇军面前多多美言。”
韩大叔说:“村长,这个半大小子是俺表侄,无所谓。他要是敢给咱臭名,我就扇他耳刮子。倒是请这位刘先生多多照应。”
村长又是敬烟,又是倒茶,还趁背过身去的时候悄悄塞给刘特务一卷钞票。这可把我弄懵了:这里不是村公所?他们不是干部?为啥不抓刘特务,还悄悄往他手里塞钱呢?
刘特务大概觉着我们几个在场碍眼,对韩大叔、当差的和我说:“你们先出去玩玩,我跟村长有公事要说。”我心里话,你不赶,我还想抽个空问问韩大叔到底是咋回事呢!
原来是界首车站的鬼子今天到东路扫荡,胡坦、官马场一带汉奸队盘查的特别严,如果现在就把刘特务抓起来,很难把他押送到鲁中根据地。所以,临时决定先把他稳住,待会儿吃饭时把它灌醉,等天黑以后再把它弄走。我问:“我呢?我咋办?”
韩大叔说:“领导说让你先回去向鬼子汇报,就说他喝醉了,住在村长家里,明天上午村长保证把他送回万德车站。”
我立刻着急地要哭:“大叔,我离开车站的事又吹了?”
韩大叔说:“孩子,别急,你离开车站的事得上级批准才行啊。”
“当差的”也插嘴说:“同志,只要是干革命、打日本,在哪儿都一样。再说,往后机会多着呢!”
刚才还急得恨不得要哭,这会儿,那位“当差的”叫我一声同志,乐地眼泪立刻就淌下来。这毕竟是第一次由一位不认识的“同志”口里称我“同志”啊!我立刻高兴地表示说:“我坚决服从上级的指示!”
大概与“村长”谈得很投机,我们回到村公所时,见刘特务得意洋洋地坐在太师椅上,嘴里叼着香烟,二郎腿翘得老高,神气得很。而我这个牵线人似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所以,对我的称呼也便随之改了口:“来来来,小爷们儿,喝口水润润嗓子。今天这事儿也有你的一功,回去一定在佐藤队长面前给你请功。”
我心里恨得要死,嘴上却说:“还是刘队长本事大,我跟你出来这一趟,算是开了眼。待会儿,我一定多给你敬杯酒。”
“村长”立刻接上说:“那是,那是。俺们还指望在你这棵大树底下图风光呢。”
吃饭的时候,大家当然就“热情”得很,满满一大桌子菜才刚刚吃去一点点,刘特务就被我们轮番“敬”的眼珠发呆,舌根发硬,在三面有靠的太师椅上竟然也坐不稳当了。看看火候差不多,村长干脆“亲热”地扳着他的肩膀、搂着他的脑袋。硬是又灌下满满一大茶杯“地瓜烧”。不一会儿、刘特特醉得像一滩烂泥巴。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到里屋炕上,“村长”从特务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那个记着黑名单的小本子,高兴地说:“不错,不错。这家伙送的见面礼不薄。”接着,这位“村长”让韩大叔把真村长叫来,指着我说:“这就是陪那个特务一起来的小兄弟。记着,认清。他的安全就系在你身上,万一有啥差错,咱八路的规矩你是知道的!”
村长说:“你放心,我虽然是给鬼子当村长,可这个村长也是咱们安排的。要是吃里扒外,我自己的命不值钱。还有老婆孩子呢!”
回到万德车站,太阳刚刚落山。我赶紧跑着去佐藤小队长的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报告太君,刘先生在吴庄村长家里喝醉了,今天不能回来,说是等明天和村长一起来报告。”
左藤一听,立刻就火了:"八格呀鲁!刘的回来,死拉死拉地干活。”稍候,又突然问我:“你的,为什么回来的?”我恭恭敬敬地说:“我怕天晚了,太君不放心,就赶紧跑回来了。”佐藤大看我依然大汗淋漓、喘息不止,从桌上抓起一把花糖塞给我,说:“尧西,你的顶好,你的米西。”
大约是在后半夜的光景,车站的东南方向“乒乒乓乓”响一阵枪声。车站上的鬼子汉奸都惊醒,一个个荷枪实弹的站在儿,伸着脖颈往车站东南方向的黑暗里张望。我们这些刚刚“传牌”回来的报告员,也拥挤在他们的身影后边看热闹。忽然,一个人跌跌撞撞地从铁路南边奔过来。跑到佐藤小队长跟前,“扑通”趴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太……太君,八路的……追……追……来了。”
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吴庄的村长吗?心想,深更半夜地他跑这里来干啥?莫非是想向鬼子告密?要真是那样,别说参加八路军,就是这条小命也难保了!
佐藤小队长说:“快快地说,那边的,什么人打枪?"
村长哭咧咧地说:“太君,昨天,刘先生去俺吴庄,要酒,要菜,喝醉了,就叫那个小孩先回来报告。”忽然,他好像发现了我,就像碰到救兵似的指指我说:“太君,不信你问他。小兄弟,你可千万给俺当个证明啊。”
狡猾的佐藤把我拉在他的身后,说:“他的,什么也不知道。你的快说!”
“太君,刘先生喝醉了,非要住俺家,还要俺给他找花姑娘子。没想到,半夜里来了好几十个八路军,包围了俺的家,把刘先生抓走,还说俺窝藏汉奸,把俺也带走。幸亏俺道路熟悉,瞅个空子逃跑出来,八路军随后就追,刚才那枪就是八路军打的。太君,要不是俺跑得快,俺这条命可就没有了哇。”说着说着竟喔喔地哭起来,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佐藤气得接连骂了几句“八格呀鲁”,向鬼子、汉奸们挥挥手说:“统统的,开路!”
事隔两天,韩大叔告诉我,为了保险起见,那天晚上又来了十位八路,其中还有一位连长。连长跟村长商量,为了保证我和村长的安全,他们决定派出五个战士配合他唱好这出戏。韩大叔还告诉我,经过这次事件,佐藤可能会对我有所怀疑,要我千万注意。
从那以后,佐藤果然时常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并且有几次突然从不同角度对那天发生的事对我发问。幸亏我有所准备,对它的发难都一一作了回答。但是,他那副半信半疑的神情,总让我提心吊胆。不久,上级知道了我的处境,认为一个小孩子在那种环境里实在太危险,叫村长派另一个孩子去看铁路,让我跟着县政府的宋科长去县里报到。张县长看见我,高兴地又拍我的肩膀又摸我的头,说:“好孩子,你总算安全地回来了,你总算安全地回来了。”这时候我才明白,虽然是我一个人战斗在敌营,可在那一千多个个日日夜夜里,不知道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哩!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5年2月)
作者简介:
李良森,1946年生,1962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由农民调入县文化馆,曾任济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清区文联副主席、长清区政协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特写等作品十余部。其中长篇小说《相思河》获济南市第五届“精品工程”奖、长篇小说《义和庄》获山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奖、济南市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特别奖和济南市第三届“泉城文艺奖”;长篇小说《燕儿燕儿快来吧》获第四届济南市“泉城文艺奖”和济南市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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