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显成编著的《人民心中的毛泽东》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第二十七章 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注1),是中国共产党建军思想里程碑,为铸就中国军队活力,住进了新鲜血液。1929年12月底,红军刚建立不久,正处于战火硝烟、血火考验中,探索革命军队前路。红四军是中国共产党主力部队之一,正这个时候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九大”,会议进程怎样形成的?
古田会议第一次以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古田会议告知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支军队正在进行战斗,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的任何一次暴动、起义或者“国民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党指挥的枪杆子,要为人民打江山,建立一个人民的政权而奋斗的军队。
前委会
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利用国民党爆发蒋桂战争、粤桂战争的时机,在赣南、闽西打出了一片新根据地。但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演变成红四军内部的一场大争论。
会议中“朱毛”有很大的争论意见。1929年5月底,转战闽西的红四军在小镇湖雷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会议。毛泽东和朱德之间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自从1928年4月朱、毛会师井冈山,红四军成立之时就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作为部队的领导和指挥机构。
在湖雷召开的是红四军前委会议,前委是前敌委员会的简称,为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在军队里的代表机构,主要领导人及其组织成员由中央指定。在红四军内部,前委直接领导军委即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突出了政治领导军队要求。
1928年11月,红四军前委成立,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任党代表,成为红四军最高领导人。前委委员朱德兼任红四军军长、军委书记。
这个领导体制确立后不久,红四军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一路血火。没有根据地,部队要应对的敌情瞬息万变,前委和军委“并存”,不利于迅速果断的指挥。所以,朱毛红军决定暂时取消军委,全军行动归前委直接指挥。
在湖雷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朱毛之争”表面上看上,是在争论要不要恢复红四军军委这个机构,却实际双方分歧的根源远不于此。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回忆:分歧的由来更久,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扩大和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都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也常有所表现,实质上并非单纯为军委这一机构是否设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到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刚诞生也还不到八年,同样处于“幼年”,又刚刚拿起了枪杆子。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更为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披荆斩棘中探索着前进的路。
一系列的思想困惑、原则问题摆在眼前,亟待理清、统一,分歧和争论也就在所难免。“朱毛之争”的实质和意义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两人都在探索和求证着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当时红四军有一个临时军委,担任临时军委书记是刘安恭,他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个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第三号领导人,加入红四军满打满算还不到两个月。
刘安恭是带着《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来到红四军的。信中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二是调朱、毛“速来中央”。这封信写于当年2月,因此被称作中央“二月来信”。中央指示发出的前后,正是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后最危难重重的时期。但是从“二月来信”写成到送达,两个月过去,时过境迁,已经“不合时宜”的指示并没有被盲目执行,带了这封信来的特派员刘安恭,倒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身上多少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傲慢与偏见,对苏联军事体制和理论极为推崇。他对毛泽东的那套带兵方式和作战原则不满意,或有偏激现象。
刘安恭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机制。在一次他主持的临时军委会议上,甚至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的说法。
以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这明显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必将引起党内的混乱。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和批驳。
矛盾终于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上爆发,以毛泽东和朱德直接争论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湖雷会议争吵了一天,没有结果。这时候敌情突变,红四军被迫转移。在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争论还没有停止,在继续,恢复军委的提议被党员代表投票否决,临时军委被取消,争论还是没有停止,争论的核心已经聚焦到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红军的性质问题上来了。
在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中,刘安恭等人支持朱德,而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赞同毛泽东,使问题趋向复杂化。林彪还公开写信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对朱德提出尖锐批评。而刘安恭则到处游说,同时说出什么红四军党内分了派别等等,散布挑拨离间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关系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
鉴于此,前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在信中说:“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红四军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四军的改造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朱德在信中说:“我们四军的党变成群众的党应有此次的斗争,要使四军变为全国一致的新的组织的党,也要有此斗争,要合乎国际共产党也必须有此斗争,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
爆发于红四军主要人物间的这场争论,没有掺杂半点私心,两位伟人的坦荡胸襟展露无余。
“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干这种不生不死的书记,请求马上更换,离开前委。”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做了一个让很多人瞠目的决定:辞职。红四军前委书记临时由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代理。
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朱德主要围绕保守主义与游击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即家长制与民主制、“党权”与“军权”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发生争议。
1929年6月27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会议认为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毛泽东因身体原因申请不参加会议,但是再次受到处分。不得已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在毛泽东隐居闽西这段时间,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这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四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龙岩病故。”10月21日,该报又据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看到这消息,信以为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1000多字的《讣告》,沉痛宣布: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因此会感到高兴。”
还说到:“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完成了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名人,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民国元老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神烈峰透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还特别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和毛泽东同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在诗里。但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关于人生与战场的诗。(《毛主席写《采桑子·重阳》时艰难处境,读完已潸然泪下》新青年8341 2022-10-04 16:53 发表于宁夏)。
“万里霜”的心境
1929年10月,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离开永定河溪。一路上,秋高气爽,山峦锦绣,黄菊遍野,流溪潺潺。傍晚时分,来到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第二天就是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里登高,赏菊。
这天正在养病的毛泽东登上临江楼,凭栏远眺,但见天高云淡,秋雁南飞,远山逶迤,汀江远去,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没有坚持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离开井冈山后,他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又落选,失去前委书记之职。
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挥毫写下了这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常常是吟咏生命,怀念故乡,移情老人,毛泽东的词则格外地渗露着远非闲病之人所能到达的乐观和高昂。
他一扫过去诗坛的悲秋情调,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的内心世界,把秋日的菊花勾起的感伤和寂寞,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
在1962年发表这首诗词时,他把“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进一步表现出战地秋景的绚丽和壮美。毛泽东这首《采桑子•重阳》就成了: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在雨顶坪小住后转到陈东上石垅。9月下旬,又移到上湖雷塘下住了10余天,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召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指导地方政权建设,慰问革命烈士家属。此时,由于有毛泽东的精心指导,永定各地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全县先后建立了12个区、113个乡苏维埃政府。到了10月26日,永定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府,各项建设紧锣密鼓地开展。
红四军在这段时间里转战闽西粤东,保卫着闽西根据地,但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也越来越暴露出来。朱德为此深为忧虑,在攻下上杭之后,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
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之后,毛泽东也感觉信的用词不太恰当,他带有歉意地对身边的萧克说:“我那封信写得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太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毛主席写《采桑子·重阳》时艰难处境,读完已潸然泪下》新青年8341 2022-10-04 16:53 发表于宁夏)
永定养病危机 陈添裕背脱险
治疗疟疾调究
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的8月21日,毛泽东离开“中共闽西一大”会议召开地——上杭县蛟洋,偕夫人贺子珍,在红四军粟裕警卫连的护卫下,秘密来到永定县东南牛牯扑村(今永定岐岭乡牛牯扑村),一面治疗疟疾,一面搞农村调查,思考土地革命斗争和红四军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化名“杨子任”,人们误认为是姓杨的“主任”,都亲切地叫他“杨主任”或“杨先生”。
疾病的毛泽东
毛泽东曾在1929年5月25日至6月2日到过永定领导革命,这是他第二次来永定。毛泽东到来,给永定人民莫大鼓舞,革命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工农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9月初,国民党加紧实施“剿共”,反动势力也卷土重来,地主民团更猖獗起来。这时,闽西红军第七军第56团受命离开永定,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中共岐岭乡党支部书记陈兆祥动员群众参加赤卫队,加紧军训。
身份遭告发 放火烧山
岐岭乡土豪张克识因农民分了他的土地和财产,对革命恨之入骨,却伪装老实。他见到气宇轩昂的“杨先生”,他认定“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人物,便悄悄地向国民党本县民团团总林蔚民告密。林蔚民根据举报推测“杨先生”就是毛泽东,马上与下洋民团头子胡道南商议,同时向国民党广东大埔县长梁若谷告发。
9月17日,胡道南、林蔚民等纠集13个乡民团,配合国民党大埔县保安团600多人,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向牛牯扑村扑来。粟裕率领警卫连配合卢其中为团长的永定赤卫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在前沿阵地英勇阻击。虽然我军奋勇杀敌,但终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只好且战且退。夜里,狠毒的敌人放火烧山,妄想把红军和毛泽东烧死在山上,而我军仍用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第二天,敌人更加疯狂地从四面向牛牯扑涌来,形势十分危急。粟裕和陈兆祥紧急商议后,决定撤退转移。
陈添裕护毛背跑10华里
陈兆祥派出忠实而健壮的陈添裕等4名赤卫队队员,火速护毛泽东转移。陈添裕带人赶到毛泽东竹寮前,疾呼:“杨先生,有情况,赶快转移”!陈添裕的高呼惊动了正在看书的毛泽东。贺子珍听到报告,知道情况危急,赶忙收拾东西,打好包裹。毛泽东冷静地和陈添裕商量好转移路线说:“那好,我们就走吧”。从毛泽东住所到目的地有10华里崎岖陡峭的山路,当时贺子珍已有身孕5个月,行动不便,经不住急促奔跑,找不到合适的运输工具的情况下,陈添裕立即叫两名赤卫队员架着贺子珍边走边跑,陈添裕和另一名赤卫队员架着正患疟疾的毛泽东跑。毛泽东身体虚弱,受不了急促奔走,下山没走多远,便喘粗气,两腿发软,迈不步子。
永定岐岭近景
枪声越来越近,情况危急,陈添裕想找个担架抬,及时也找不到,再说满山灌木荆棘中,抬着也不好走。陈添裕急得满头大汗,情急之下,他对毛泽东说:“杨先生,来,我背你走”。毛泽东忙说:“要不得,要不得,我自己快点走就是了”。
陈添裕急得光是跺脚:“哎呀,敌人离这里不远,你就不要客气了”。说完,他不容毛泽东争辩,俯身背起毛泽东便猛跑起来。为了防止与敌人相逢,陈添裕从后山小路走,虽然他年轻力壮,而且整天爬山越岭,在崎岖山里小道跑,却背着魁梧的毛泽东,不久便也累得直喘粗气,满头大汗淋漓。毛泽东一再跟他说:“安全了,下来吧,我组一走”。但陈添裕全然不听,保护杨先生是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就是累死自己,也要保证您的安全。
山路越来越狭窄,枪声和敌人的喊杀声。逐渐大声持续传来,陈添裕和背上毛泽东两人的汗水粘在一起,湿透了衣裳。跑着跑着,陈添裕的鞋子掉了,赤脚踩在山石和荆棘上的陈添裕也没感觉到痛疼,也顾不上捡,只是拼命地往前跑。就这样,陈添裕背着毛泽东整整跑了10华里,终于到达安全地点雨顶坪村。这时,陈添裕才心安理得一块石头落下地来,刚放下毛泽东,陈添裕就昏倒在地。他粗壮有力的大脚,不知道被划了多少道口子,鲜血直流,脚底更是扎满了荆棘山刺。毛泽东和先行到达的贺子珍,赶忙扶起他,连声呼唤:“陈添裕,陈添裕”。赤卫队员们找来门板,把他抬进屋内,给他擦洗干净身上的汗水和脚上的血水,找来缝衣针,将脚板上的刺一根根挑出来……见到此情此景,毛泽东感动地说:“多亏了陈添裕同志啊”。
听了一路上艰辛和遇到险阻,贺子珍很是感激,要付给赤卫队员3块大洋作为答谢,几个农民赤卫队员婉言谢绝了。毛泽东叫贺子珍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贺子珍感叹道:“革命就要靠你们这样的人”!毛泽东感激地说:“我忘不了牛牯扑人民”!第二天,毛泽东启程,在永定西洋乡苏维埃政府赤卫大队长马永昌等武装人员的护送下,离开永定金丰大山,途经湖雷、堂堡、合溪,一站接一站,安全地回到上杭(注3)。
九月来信
前委会议后,陈毅带着重任,秘密赴厦门,由厦门经香港再到上海,向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争论。
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问陈毅:“你说实话,毛泽东如何?”
陈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
周恩来对陈毅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如果现在要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有影响的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陈毅胸怀坦荡地说:“我回去后还要请毛泽东复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去做了。”
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后,集体讨论后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
“七大”主持人陈毅担子不轻。他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泽东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来解决这次争论焦点。
因为党内严重争论造成的不良影响,红四军“七大”决定给朱德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付较大的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当选前委书记,毛泽东则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去蛟洋养病。争论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陈毅只身一人,带着使命和责任秘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带着自己写的“陈毅五万言报告书”。陈毅撰写的这份报告,表现出了他坦诚公正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陈毅此行上海协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后来被誉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
鉴于陈毅对红四军情况的了解和新的认识,中央把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就交给他起草。 陈毅执笔起草的指示信,对红四军中党的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原则意见,对红四军的军队建设以及军队发展方向和战略,也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前委在军委设立问题上的争论,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斗争的基本经验和毛泽东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
这封信也指出了朱、毛二人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和问题,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陈毅将文稿送交周恩来阅定。周恩来仔细地审阅了一遍,只字未改,高兴地说:“很好,就是这个意见。”随后,他在信尾签上了发信日期:9月28日。这封信因此在党史上被称为“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1日,陈毅怀揣着“九月来信”,陈毅在上海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经汕头、梅县,回到闽西。
10月22日晚上,找到了率部转战到广东松源的朱德。由陈毅作为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
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
朱德立即表示:“同意。”
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并写上:“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连接三信,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接纳了陈毅的爽直和大将风度,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四军。
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特派员谢汉秋的陪同下,来到红四军驻地长汀见到了久未谋面的朱德、陈毅。
朱德、陈毅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当时身体不好,精神欠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
就这样,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消除了,宽容和肩负的革命重任让三位红四军领导紧紧握手。在经历近半年的曲折后,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嫌尽释。历史上说的“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开毛过不了冬。”朱德说的这句广为人知的“朱毛关系”比喻,就出自这次重逢,表明毛泽东和住的之间关系,牢不可破。
1929年11月26日,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迎接正在养病的毛泽东。苍茫暮色中,三位老战友重逢。这时,中央的“九月来信”已经为红军“政治建军”指明了方向。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移师新泉,开展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为召开红四军九大作准备。
按照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此次整训始终围绕一个目标:党管军队,努力锻造政治更加合格、纪律更加严明、作风更加文明的红四军。
政治整顿旨在明确中央要求的红军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这主要进行了三方面工作:首先是召开地方群众、基层士兵和连长以上干部等各种调查会,鼓励大家谈出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及建议。其次是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指示,对半年来已经暴露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内部展开讨论,初步明辨是非,为统一思想认识打好基础。第三,加强组织纪律教育。
军事训练旨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要求,加强官兵军事素质和提高战斗力。主要工作:一是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二是加强红军的制度建设,制定红军的若干条例、条令等法规,使其逐步健全起来;三是朱德讲授组织编写的《新游击战术》,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意识;四是培训地方武装干部,上军事课,为发展地方武装和巩固地方政权打基础。
新泉整训是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的重要筹备阶段,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也为起草九大决议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文字准备。最终,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12月中旬,面貌焕然一新的红四军离开新泉,移师古田。官兵轻快的步伐、嘹亮的歌声告诉人们,红军历史上一个全新的阶段就要到来了。
会议上还有一个为题,中国共产党革命能否存在,会议中做出了明确说服教育,“星火燎原”。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开。
大会经过两天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核心的内容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大会之后,适逢新年,红四军还进行了一次阅兵式。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从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一周之后,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注1)
宣传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在闽西新泉起草、上杭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会议精神。
《时事简报》诞生于1929年12月,由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决议规定红军政治部要出版的报刊,作为宣传群众的工具。《时事简报》1931年3月,由毛泽东起草并签署,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名义发出的《普遍的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要求红军和工农民主政府普遍的举办《时事简报》。面向群众的读物,用大张纸大黑墨字抄写。不登文章,只登消息方式,宣传《古田会议决议案》。
《古田会议决议案》全文近两万字,内容极其丰富,共分八个部分,其中用大量篇幅全面系统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决议要求“各红军部队的政治部,带动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文化部开始创办很有特色和教育意义的《时事简报》,刊登的内容是:一、国际国内政治消息;二、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三、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
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稍大点要清楚点”。这种简报出版后,立刻引起地红军战士和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1930年3月红军占领大余时,在一座大木桥的亭子上,贴出了一张《时事简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去观看,人们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期,由于条件的限制,红军初期的宣传工作,主要采用标语、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形式,红军正规报刊的创办和发展,直至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后才开始。古田会议的重要意义,在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为后来中央苏区党的报刊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注2)。创办于闽西、赣南苏区的《时事简报》,中央苏区时期,报刊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宣传和发动群众,唤起人们激昂斗志的喉舌,为苏区红军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英勇奋战的号角。
注1:古田会议铸就军魂( 董少东)
注2:《红色文化周刊》古田会议与《时事简报》的创办;作者:李贞刚。
注3:作者赖晨 为福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厡载《福建党史月刊》责任编辑:《向太阳谁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 24年后国庆又为何拒绝赴京?》 作者:赖晨 来源:旧报刊剪辑 发布时间:2020-11-11 11:49:27。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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