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屈涛
作者 任宗儒
眨眼间,挚友屈涛离开这个世界,离开爱他和他爱的家人、朋友已一年了。一年来,我几次动笔,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无奈当我一拿起笔,心情就如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不知从哪里写起,故而没有写成。
我和屈涛相识交往48个年头,真正的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1975年初,经我关系最铁的高中同班同桌同床同学李天祥介绍,我认识了屈涛。当时他是黄堆公社广播站通讯员兼广播员,文化站干事。李天祥是黄堆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我在法门公社庄白七年制学校任民办教师。爱看《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小说的共同爱好、都挣工分的相同际遇、农村青年渺茫的相同命运和脾性相投的相同秉性,把我们三个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直到1978年3月我上学走了。
1982年元月,我大学毕业后在扶风高中任教。不久,屈涛也从黄堆公社调到县教育局成人教育办公室任干事。李天祥考上武功师范学校上学深造去了。县教育局和扶风高中仅一墙之隔,我俩见面自然就方便多了。晚饭后不是我去他教育局的宿舍,就是他来我扶风高中的房间。我俩都是单身汉,无牵无挂,所以见面总是海阔天空,大千世界,无拘无束,兴之所至,谈之所及。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心愿,使得我们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也绝对地一致。那时我们都把挣工分变成了挣工资,谈话的内容自然也就由农村和农民变成了教育和国家。后来,由于屈涛突出的工作能力和天才的写作水平,他被调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先任综合组组长,继任办公室副主任。此时,由于他经常和县政府领导在一起,加之工作繁忙了许多,故而,我们接触的机会也少了许多。再后来,他调任县交通局局长,我也调到宝鸡文理学院附属中学工作,距离远了,接触自然更少了。但我们都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情谊,虽不能经常见面,却时时牵挂,天天惦记。日子就在这种牵挂和惦记中重复着。
几年后屈涛提前退休,被宝鸡诚誉公司聘请为副总经理。诚誉公司办公楼在宝鸡中学院内,而宝鸡中学和文理学院高新校区又是一墙之隔。这真是缘分啊,我们见面聊天的机会又多了。我只要去高新校区开会或办事,毕竟要去屈涛办公室坐坐、聊聊,绝无例外。我们心相连,情更笃。每次见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只怨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之间的交往就这么持续着,真正是友谊之树常青。
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这篇怀念文章,倒不是为了褒扬屈涛为政多年的工作成就,也不想回忆他艰辛的生活经历,只想忆忆他的才能和为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也是我最难忘却的。权且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屈涛聪慧过人,天赋异禀,心有灵犀,又酷爱读书,潜心思考,所以他的智商和才能要高出常人许多。他是“文革”中的初中毕业生,满打满算,只上了7年学,没读过高中,更没上过大学。可他的写作才能,语言文字表达水平,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能力绝非同龄人可比。70年代初,不满20岁的屈涛担任黄堆公社广播站通讯员兼广播员,又兼文化站干事,后来还兼任公社扫盲干事。虽身兼数职、事务缠身,但他每年都能写出许多见解有深度,表达吸引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信稿件,年年被县广播站评为优秀通讯员,多次受到表彰奖励。文化站的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黄堆公社文化站是全县文化站的一面旗帜。70年代末,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感情主线,以农村广大青年的前途命运为主题,写了一篇题为《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的文章,发表于当时的《陕西青年》杂志。文章不仅仅文辞优美,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农村青年缺少文化生活,缺乏学习环境和健康的娱乐活动等等单调生活,苦闷心情,前途渺茫的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大讨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带来了激烈的反响。后来,《陕西青年》杂志社两位记者对他做了专题采访。屈涛深刻的见解,精到的分析,不凡的谈吐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和这位20多岁的农村青年成了好朋友。屈涛后来调到县教育局成人教育办公室工作,每年都有关于成人教育方面的论文,在全国性的成人教育刊物上发表。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见解独到,分析深刻。
屈涛没有受过写作方面的专门训练,由于他悟性极高,加之勤奋刻苦,爱读书,爱学习,勤思考,爱动笔,所以他的写作水平至少在当时的扶风县是很有一把刷子的,说他是扶风县很有影响的笔杆子名副其实。80年代初,国家要表彰一批农村扫盲工作先进县,全省许多县、区都在花大功夫准备经验材料,争取这个荣誉。屈涛受命撰写扶风县扫盲工作经验材料。他和县成教办的同志一起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终于不负县上领导和全县人民的重托,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扶风县扫盲工作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奖励。须知,陕西仅此一家。
屈涛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期间,每年县上人代会县长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他执笔起草的。我曾不止一次地见到他和他的同事们起草报告的情景。那时没有电脑,全靠手写,他在前面写,他的同事在后面滕写修改。有时干脆由他口述,其他同事记录,然后做以润色,一次成型。
老屈同志的笔杆子就是这样练成的。
说到屈涛的为人,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为人坦荡,重情重义。屈涛在公社当广播站通讯员,文化站干事,扫盲专干时,我是民办教师。很显然,公社八大员的身份要比民办教师鲜亮得多,高大得多。可他对我非常热情,见面总是以老兄相称。后来我在扶风高中任教,他又成了教育局的干部,地位还是比我高,更不用说能力,可他依然对我亲密加亲切。再后来,他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交通局局长,我还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想他做官了,工作忙了,我们之间的差距大了,所以便有意无意地疏远他,可他和我的关系愈发的亲密。还是以老哥相称,从不喊我名字,有时竟表现得有些谦恭,让我深深感动。如果有几天不见面,一有空闲他便或打电话或亲自到我宿舍聊天。我调宝鸡工作后,我们距离远了,可不曾想距离加深了感情。他来宝鸡开会或其他公干,总是要抽空看望我,请我喝个茶或吃个便饭,尽可能地多聊会儿。曾有几次,他较长时间没来宝鸡,我也没机会回扶风,他就找人开车接我回扶风。好吃好喝招待,聊天聊得尽兴。第二天买上礼品,又找人送我回宝鸡。那时我们已到了无话不谈,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步。他退休后在宝鸡诚誉公司任副总,有人请他吃饭,他必唤我作陪,有时我因事不能到场,他会推迟饭局。我当时烟瘾较大,只要去他办公室,走时非要让我带上一两条烟。他的口头禅是“有福同享,有烟同抽”。这倒不是我在乎一两条烟,我以为这一两条烟已经远远超出了烟的意义。这样重情重义,肝胆相照的挚友却因病魔作祟,英年早逝,我怎能不撕心裂肺的痛苦,心如刀绞的难受。不过我又这样认为,流星虽生命短暂,一闪而过,却留光明在人间。
其实他不仅仅对我是这样,凡和他认识的,同过事的,包括他当领导时的单位职工、干部都有像我一样的感受。他从不摆官架子,也不对任何人吊脸子,始终如一,表现得谦虚和蔼,平易近人。
挚友屈涛作为在县里长期担任主任、局长的领导干部,应当说他为扶风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县上干部群众中树立了美好的形象,留下了可赞的官声。退休后定居宝鸡,我亲眼看到每天都有市里,县里的老同事,老朋友登门拜访,聊天聊地。特别是在他患病期间,看望的人不绝,问候的电话不断,那么多人关心他的病情,牵挂他的健康。让人深感悲痛的是,人虽有义,可病魔无情,屈涛因病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他的家人和朋友,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对于屈涛的英年早逝,让我怀疑“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至理名言的真实性,我倒宁愿相信“好人不长命”。
诗人臧克家说过,有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人死了,他还活着。屈涛当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