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夕阳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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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园地里的一朵"山花"
――评肖仁福的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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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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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年近花甲（编者注：本文写作时间为1996年），古今中外的小说读过不少，且因职业为教书匠，在课堂上也分析过一些小说，自信对于小说的起源、流变、定义和特征等尚略知一二。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老朽"越来越感到不知小说为何物。因为一些作者试图"淡化背景、淡化人物、淡化情节"，一些论者希望"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其实，我不但不反对继承和借鉴，而且赞美创造和革新，因为小说作为文学中的一大门类，自古至今，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一些论者鼓吹诗化也好，散文化亦罢，一些作者试验纪实体也行，笔记体亦可，但是赶"新潮"，打"先锋"，总得有一个"度"。作为叙事文学之一的小说的"度"，我认为即使不是运用典型细节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至少也得运用一些细节刻画一定环境中的一两个人物吧！如果"超越"了这个"度"，又何必还要叫它小说呢？不如冠以新的名称，反正现在"名词大爆炸"。
近来，我之所以能够一口气读完青年作家肖仁福的40来个中短篇小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不是作者在痴人说梦，不让读者如傻子猜谜，而确实是一些名副其实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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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福中短篇小说集《箫声曼》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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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更是小说这种叙事文学描写的中心。"淡化"了人物的"小说"，我认为实际上不能叫做小说，叫什么，见仁见智吧！在"淡化"之风鼓吹的时候，肖仁福走上文坛不久，当然也不免受点影响，写过《霞尾鸟》、《遥远的梦》等三两篇叙事性"散文"。但他没有继续跟在"先锋"的屁股后面赶"新潮"，仍然回到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的小说正道之上。
我并不是说，在肖仁福的40来个中短篇小说中所塑造的上百号人物都是气息可闻、呼之欲出的鲜活形象，如果那样评价，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吹捧。但他的某些篇章确实塑造了一些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也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大多以其家乡的"小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未在作品中出现。但那些追求丰富生活、向往纯洁爱情、珍视诚挚友谊、坚持美好情操的"小人物"身上，无不体现出朴实而高尚的思想、感情、性格和气质。
《柳叶湾》中塑造的"寡妇云英嫂高大壮实，比柳叶湾的男子汉要高出半个头"，而且敢于将打赌喝酒而输了的村长"放翻在地，硬是张着胯，从他头上跨了过去"。可是这个粗豪气壮的普通农村妇女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当锯匠偷伐了她家祖坟上的界际木，她追回后卖了钱，并没有拿去为自己开办早就筹划过的经销店，而是为锯匠失学的女儿交了学费。最后，当锯匠怂恿村长公开砍伐她家祖坟上的树王时，为抢救锯匠的女儿而英勇献身。她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获得什么奖励勋章，但"村长做主，将那棵三杈大古杉锯成筒子，打了副结实的棺木"，把她安葬在祖坟山上。锯匠也对女儿说：你明天就去上学吧，爸爸再也不要你去做生意，卖掺水酒了。"这就是人格的力量显示出来的巨大作用，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当代人身上的继承和发扬。
其实，在肖仁福的作品中，这类"小人物"身上的亮点还不时闪闪发光。《坎下来的女人》中，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偶然遇上自己青梅竹马时的"汉子"，且"嫂子"已病入膏肓，仅靠"汉子"卖豆腐维持生计。所以"女人"确实曾经产生过"一个就要变成现实的梦"。然而，她竟把自己的积蓄替"嫂子"交了购买进口药的药费，从而挽救了别人的生命。虽然"那曾经一次又一次梦一样在眼前晃荡着的五光十色的幻影，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但她晶莹的泪水"映射着灿烂的晨晖"。
此外，《盅》中关心农民命运、体贴群众疾苦的驻队干部，《贝子公司茶》中卖茶挣钱修路的退休清道夫等人物，亦无不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普通群众身上普遍蕴藏着高尚的传统美德和宝贵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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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福《箫声曼》：去美女岩接崽的小媳妇（殷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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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有人物而无情节，或有情节而无人物的小说，笔者囿于见闻，尚未读过。但淡化了情节的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倒是确实出现过孙犁的《荷花淀》、铁凝的《哦，香雪》等精品。不过，这类小说属于短篇者较多，若创作中长篇，恐怕就难了。读者在读短篇时，可以当作抒情诗、抒情散文去仔细玩味，但读中长篇时，若无曲折的情节、跌宕的故事，恐怕就没有那个耐心了。而且作者也恐怕难以将其淡化了情节的作品坚持继续写下去，君不见连当代文学大师孙犁的《风云》有"初记"而无"续记",《铁木》有"前传"而无"后传"？青年作家肖仁福的大多数小说，不仅短篇，尤其是中篇是很注重情节的设计的。这无疑非常符合广大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
肖仁福作为苗族作家，他的不少作品取材于湘桂黔交界的家乡山区和小镇。这一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形成了相对的封闭性，因而保留着某些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神秘性。又由于是几省的交汇处，形成了一定的联系性，因而又具有苗、壮、瑶、汉多个民族文化的交融性。加之，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每一角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改革大潮的冲击，他家乡的雄河岸边和半边街上也不例外，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所以肖仁福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自然环境也具有一定的怪诞意味。比如短篇《箫声曼》中未孕妇女接崽的美女岩，《夫妻镇》中隔河相望的石柱与石板，《猎户之后》中三户人家祖传的"檐下滴水"、"天鹅下蛋"、“二鬼当关”等各种射击绝技，《药人》中菁华堂老板用手抓药与戥子称量分毫不差的独特功能等，无不使人读后称奇称绝，极富民间故事的浪漫气息。
中篇《响水河》的故事原本非常简单，说的不过是湘籍猎人贵顺、水手巴崽同桂籍姑娘青妹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但因同青妹以死坚决反抗新婚之夜要由族长"破箍"的恶习，与贵顺、巴崽愚昧地遵循这种陈规而形成的冲突扭结在一起，加之穿插着打猎、放排、唱葬歌之类的独特民情风俗，就使得情节曲折跌宕、扑朔迷离。小说既暴露和鞭挞了封闭落后造成的朽风陋习，也赞美了青年男女追求符合人性的纯洁爱情。
中篇《塔底村庄》讲的不过是古老的妻子为丈夫复仇的故事。也因同湘桂两地边民既有共同抗日，又有纷争地盘的内容相结合，加之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风俗的描写，所以故事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这类新乡土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不仅为外地读者展现了新的人文景观，就是我这个在肖仁福的家乡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老年读者，也感到陌生而新颖。
继承传统优根和借鉴异域新质并加以创造，是发展当代文学的正道。肖仁福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具有高等学历的青年作家，较之那些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作家来说，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在继承、借鉴、创新中自由驰骋。比如古典文学中经常出现一些以金钗、玉坠、锦囊、诗帕之类贯穿整个故事的具体物件，就既有结构作用，又具象征意义。肖仁福的作品中就大量采用了这种方法，比如短篇《箫声曼》中的洞箫、《红绸带》中的红绸带、《雨季心事》中的水果刀、《茶楼扇客》中的折扇等等。中篇《蛹》中村长兰世贵多次油漆、反复擦洗、极为珍爱的棺材，既是他滥施淫威的象征，又是他面临死亡的喻体，给一个封闭落后的乡村罩上一层阴影，也给作品蒙上悲剧气氛。故事其实也很简单，说的是下乡知识青年刘学文同农村姑娘草甜、草香姐妹的爱情故事。但因作者善于借鉴空间切割和时序颠倒的手法，甚至结尾才亮出草甜的死因和草香为姐复仇的举动，所以使得继承和借鉴达到较好地融合在一起的效果。中篇《初夏情绪》中也运用了女明星照片这一富有特征性的物件贯穿全文，同时在故事进程中不断穿插、闪回，因而同样令人不可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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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福《黄月亮》：那月亮浸在水里好妩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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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构造文学的最基本的物质材料，就如同砖瓦跟大厦的关系，笔者从未见过用粗糙的语言构造出精美的作品的实例。肖仁福小说的语言，当然不是字字珠玑、句句金玉，我们还可以从中挑出不少毛病。但我也不能不赞赏这位青年作家在语言方面的着意提炼和刻意求工。其实语言的优美，同作家知识的深广、观察的细致、想象的丰富、态度的严肃等多个方面都密切联系，缺一不可。
在肖仁福的笔下，《箫声曼》中"箫声仿佛缕缕烟岚……又仿佛一阵微雨……时而如野鹿跳过溪潭，芳蹄踏出无数水花；时而如蛙鼓敲碎黄昏，落霞染醉天涯路……俄顷，那长长的箫管上一下子跑起千军万马……风趁机呼啸起来，浪花从天边卷回来，风拍浪、浪卷风，狂舞着，奔腾着，把夕阳和霞光撕烂、绞碎……然后，那长手指又缓缓地揉搓起来，揉出秋天的叶子，自黄昏的枝头哀伤地坠落；揉出一川冷寂寂的月辉，泼湿梦幻边缘的期盼和苦待……"凡读过白居易的《琵琶行》的人，自会联想起继承的一面，但我更欣赏其创造的一面。作者不仅把吹箫人外在的形态和箫声的变幻莫测作了形象的描绘，更在于他写出了吹箫人对恋人的思念和对恶势力破坏其美好爱情的怨恨与控诉，真可谓声情并茂。又如《字与画》中待到"闻鸡起舞"的"舞"字写到最后一竖："打卦师忽然左脚离地，身子向半空一蹦，左脚往后一勾，狼毫陡地向'舞'字右腰上戳去。几乎就是同时，打卦师的打卦鞋'啪'的一声击响，'舞'字右腰上已经活灵活现地戳上一点。一旁的人不觉得齐声喝道：'好'!"这一描写也可谓形神兼备，意象跃然。其实，肖仁福对于绘画、下棋、烧茶、射击、放排等都有极为精彩之笔墨。
我还非常欣赏肖仁福对被称为"灵魂的窗户"的眼睛的描写，确有不少点睛之笔。略举几例："她那雍容华贵的仪态，扯直了邵水街上惊奇的目光。""众人的眼睛亮了，目光盯在画面上，硬是无法拽下来。""那窗页似抹了浆糊，目光贴在上面，再也撕不下来。"“那双晶亮的杏眼痴呆了，嵌在那里，无羞、无涩、无惊、无喜。”“女人的目光晶亮，游丝般抛向对岸古拙的木楼。”“年轻妹子的目光浇洒过来，宛若春雨噼里啪啦喷在晨曦的翠竹上。”"那眼光像缠绵的蚕丝，似乎要把刘学文织进他的茧里去"……其中"扯"、"拽"、“撕”、“嵌”、"抛"、"浇洒"、"织进"等等，所炼之字，生动形象，准确贴切，丰富多样，足见作者语言之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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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福《猎户之后》：他将短铳换成了快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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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福的小说，从整体上来看，可以归属于"多样化"的范畴，这当然也是应该"提倡"的。不过，我想一个青年作家的创作道路还很漫长，是否在已经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的基础之上，利用自己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等有利条件，少写一些因"私情"而产生"情变"的"故事"，将自己的笔墨转向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密切相关的题材和主题方面呢？这恐怕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读者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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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于《南方文学》1996年第6期。配图源于网络，感谢原创和出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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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本文作者邹琦新教授）
作者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后在湖南邵阳市一中任教，1970年调到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邹琦新教授是编者在邵阳师专学习时的恩师。）
（作家肖仁福）
作家肖仁福，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人。中国作协会员，畅销小说作家和历史文化学者，被读者誉为“中国机关小说第一人”。已出版当代长篇小说《官运》、《位置》、《仕途》（三卷本）、《阳光之下》等十多部，历史小说《苏东坡传》、《李鸿章》（五卷本）等多部，小说集和随笔集四十多部，共计一千万字。（山径文学社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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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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