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文/魏士德

余姚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电子专业的名声，早已在浙江省内大振，但学校奠基人——我父亲魏心田先生早年为民办学、艰辛建校、无私奉献，至今却鲜为人知，现特撰文予以纪念。

魏心田先生遗像

“提倡农村教育，普及女子读书”

以上标题是我父亲七十年前的原话，也是他一生的夙愿。

父亲在解放前就大力宣扬“提倡农村教育，普及女子读书”的先进教育理念，对当时封建礼教下落后的农村教育是一种破旧立新。父亲这种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在一段极不平凡经历中形成的。

我父亲1906年正月廿五出生于泗门。这一天遇到了千年难逢的大雪，近地的接生婆到父亲家，雨伞都撑不下，鹅毛大雪落得人过脚印灭；而我祖父却患白内障，双目失明，家贫如洗。当时，正值清朝末年乱世，农村瘟疫肆虐，我父亲在三五岁间，就相继失去了双亲，成了孤儿。当我父亲正待启蒙读书时，扶养他的祖父也亡故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灾难接二连三降到我年幼父亲的头上，这磨炼了他刚强坚韧的性格。当时，异姓不能进谢家祠堂读书，无钱又不能去三乡诚意学堂求学，我父亲只得在泗门阁镇小学读了四年书，14虚岁就被迫辍学去上海做学徒。苦难的父亲，自小就深埋了“将来有钱一定要办学校，让穷人的子女都能上学读书”的念头。

后来，我父亲在上海开店谋生，因学历低经常碰到困难，又看到店里学徒识字不多，遂出资请来老师，教学徒读夜书，自己也跟读。这就是我父亲办学之雏形。其间，他的好友、教育界人士陆不如先生经常来父亲处作客，谈论办学好处、有文化能促进社会进步之事等道理。陆先生提到的创办学校有爱国、利民、积德三大好处，正合我父亲要建校办学之心意，他为我父亲提出“提倡农村教育”的进步办学主张，对我父亲起了催化剂作用。

我母亲虽不识字，但对父亲创业助了一臂之力。我父亲常想：如果老婆有文化，自己创业会更好。他又看到上海女小孩读书后，能同男人一样为国出力，使国家兴旺发达，因而他希望下一代女小孩也同样能读书。当他有钱时，就为上海一家女子小学捐钱办学，当他的钱财有能力造学校时，便提出了“普及女子读书”的先进教育主张。

抗战后期，我父亲回泗门探亲访友，看到泗门农村少年儿童都因贫穷而无力读书，女小孩读书更稀少，连自己外甥、外甥女都辍学下地，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他出资，委托乡下好友、油车老板谢联发先生经办，每年向泗门三乡诚意学堂（现泗门镇中心小学）资助30名贫困儿童读书，后因纸币贬值而中止。其间，我父亲又任周巷姚北中学董事，热心资助家乡教育。当他在承包青岛纱厂工程赚来了一笔可观数额的钱后，我父亲就决心要在家乡创办学校，还设想学校建成后，用上海开店、承包工程赚来的钱解决学校的后续经费，实现泗门家乡儿童免费上学的远大计划。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我父亲41岁，身强力壮，生意兴隆。他受陆不如先生办学思想之启发，又回想自己幼年家贫读不起书之痛苦，因而决定到家乡建校兴学。为了路途安全，他用火油箱装好钞票（当时纸币贬值），奔赴泗门，几经周折，才购得大沽塘后18亩8分校基，当建校开工前，在校基上竖起了“提倡农村教育，普及女子读书”十二个大字，每一个字有1米多高、70厘米宽，用来宣传为民众办义学、发展农村教育的宗旨。当时，有人向他提出“女子”两字是否调错位置了，应改为“子女”。我父亲一口上海话当即回答说：“我到乡下造学堂，使乡下女小囡也能读书识字，普及女子读书没有错。”这一年正值他小儿子出生，因办学有“积德”之功效，故取名“士德”，以作他办学建校之纪念。

在旧中国，农村教育落后，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下，我父亲却尽力在农村办学校，让女子读书，在教育上为妇女获得解放开了先河。

呕心沥血办学校，路遭轰炸第一劫

我父亲于1929年借债独资开店。两年后，又投标承包了青岛纱厂的玻璃工程，获净利6千多元，从此起家。

1946年，我父亲预计造学校需二十余万元（相当于700万斤谷，当时谷价为每百斤3元），但当时所有资金不足10万元，若用来买小汽车或造一幢别墅，图自己享受一番绰绰有余。我父亲不图享受，却继续用逐年积蓄的办法筹措办学资金，以燕子垒窠精神来造学校。当时物价飞涨，用有限的资金来建校，并非易事。

其中略表几桩建校的艰辛和危难。

1949年6月，泗门虽已解放，但舟山等地仍被国民党盘踞，他们不甘心失败，对沿海解放区疯狂轰炸。我父亲在去周巷采办建筑材料途中，遭受敌机轰炸。他看到前一辆汽车被炸，自己所坐的一辆逃过了这一劫，委实被惊吓了一场。

后来，大部分建筑材料运抵泗门，而在丈亭已付款的15万块砖却迟迟不见到货，我父亲只得再冒生命危险前往。丈亭窑厂老板却以交通不便为由，想吞没这笔货款，先用种种办法打发我父亲回去，但我父亲坚持不走。窑厂老板见我父亲西装革履、皮鞋金丝眼镜的派头，估计他吃苦不起。于是又生一计，在炎热的六月天气里，安排我父亲睡在腌菜的屋里，挂顶破旧蚊帐，让他白天吃臭腌菜，晚上挨蚊虫叮。但父亲却以顽强毅力与窑厂老板周旋，度过了难熬的七天七夜，终于迫使窑厂老板将12万块砖头运到泗门（另3万块砖被无理赖掉）。

我父亲设计的是日式校舍，实叠山墙、水泥平顶、青砖墙头、水泥地面。但当地家乡工匠没有接触这类建筑材料，无人敢承包。我父亲又只得从上海请来24位泥水、木匠师傅，由他才15岁的大儿子带领，坐渡船经杭州湾，跋涉后海，辗转来到泗门，才解决了工匠难题。1949年8月学校开工，时值“秋老虎”肆虐，我父亲终日戴太阳藤帽，赤着脚，在工地亲力亲为，亲自装配校舍玻璃。历经四个多月，投五千多工（不包括运输等杂工），终于在1949年12月27日竣工。新校舍共24间，六个教室，还有办公室、教师宿舍、门卫、厨房、厕所等辅助用房；圆拱校门前造专用木桥一座。整个学校正面砖砌围墙，石砌河沿，其余三面是竹笆围栏，校园还有操场、花坛和农场等设施。建筑面积达738平方米，实用面积643平方米。学校以“私立心田学校”命名，这六个实木拼雕而成的大字，立在校门正上方，两边对联是：“教育是建国的基础，学校是儿童的乐园”。校产当时值谷一千余万斤，在余姚是一流的学校。学校建造成功，对缺少资金的父亲来讲，算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第一步计划。

魏心田先生在校舍前

倾家荡产为躲债，又避轰炸第二劫

学校是建成了，但我父亲却负债累累，只得变卖家中金银首饰，连自己心爱的进口手表、自行车等贵重物品都拍卖抵债。但讨债人仍紧逼不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已于1950年3月离家出走，去正在福建参军的大女儿处暂时避债。此时，敌机在福建前线轰炸不断，途中，我父亲在漳州所住的旅馆，在他刚走不久即被炸为平地——我父亲又逃过了第二劫。

坚持办学陷破产，病贫交加第三劫

因负债建校、避债逃难，父亲终于积劳成疾，避债回来不久即大病一场，肚子肿得像内塞着一只篮球，亮光光的，俗称“扫箕胀”。古人云：“神仙难医扫箕胀。”医生看到他，十个有九个摇头。我父亲生命危在旦夕，上门逼债的又不断，处境万分艰难，但坚强不屈的父亲被迫再次举债求医。他上午看西医，下午看中医，经过六个月的医治，病情终于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我父亲因此又逃过了第三劫——后来用我父亲的话来说：“这是建校积德所赐的生命。”

学校建成的第二年，我父亲已穷困潦倒，原先想开厂办教育的计划也化为泡影，但父亲将所造的学校用于教育的理想矢志不渝。

1950年正月，我父亲曾写信给余姚县人民政府，愿将所造学校捐献给国家，但唯一的要求是用于教育。当时，余姚第一任县长郭子栋代表县人民政府复函，说是：国家百废待兴，办学经济上有困难，学校暂由你管理。当时乡政府、棉花收购公司等单位，都愿出高价来租用校舍，但都遭我父亲的婉言谢绝。以后，泗门区开办工农干部速成学校和塘后小学，我父亲竭诚欢迎，提供校舍无偿使用。1955年底，我父亲为坚持所造房子能用于教育，宁可没有收益，于是携带小儿子离开大上海舒适环境，回到乡下过起艰苦的农耕生活。1957年3月23日，他再次起草申请报告给慈溪县人民政府（泗门当时已划归慈溪县），愿把所造学校呈献国家，以实现建校办学之初衷。

1958年6月，慈溪县教育局派毛步遂老师与我父亲联系，要将其所建的学校创办为慈溪县第六初级中学（即现在的余姚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当时，我正在这所学校（塘后小学）里读小学四年级；要办慈溪县第六初级中学，我就没有读书的校舍了。我父亲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牺牲小儿子（我）的读书利益，让我们搬到阴暗简陋的民房里去读小学。为了让泗门全区少年能读上初中，他坚决拥护创办慈溪县第六初级中学，并协助初中于当年9月按时开学。以后，他又将自己住宅，无偿借给慈溪六中做学生、教师寝室，为远地求学的学生提供住宿方便。我父亲舍小家，为大众，这种远大的办学眼光，很值得我钦佩。没有当时我父亲的正确决择，也就没有今天的余姚市第四职技校。

无妄凌辱第四劫，云开天清得表彰

1978年2月23日，父亲终于收到了慈溪县教育局所签发的学校校舍接受证书，终于实现了“奉献学校兴教育、造福桑梓为人民”的夙愿。这条捐赠之路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二十八个春秋。

1986年第二个教师节前夕，余姚市教育局领导专程来到我家，赠送了“重教兴学，造福桑梓”的光荣匾；1986年9月4日的《宁波日报》还刊登了赞颂我父亲艰辛办学、无私献校的动人事迹。1978年后，我父亲连续三届当选为塘后乡人大代表，他热衷家乡教育事业以及高风亮节的情怀一直为当地群众所颂扬。

眼下，余姚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的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经过七十多年的变迁，已培养了大量的学子和精英，成绩辉煌。同样，学校的奠基人——我父亲魏心田先生，曾为此作出的贡献也将为后人永远铭记。

愿父亲获悉这一切，地下有灵，倍感欣慰！

余姚第四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