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之一
作者：方强方强个人简介
1910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平江长寿街。1926年加入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江青年义勇队指导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工农革命军，历任工农红军连、营（中央警卫营）、团(军委模范干部团)、师政治委员，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和气壮山河的西路军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旅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兵团副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四十四军军长。
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南海军及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央专门委会委员、国防工办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
是党的七大、十大正式代表，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2012年2月8日方强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题记：
在新元伊始的日子，我们迎来了祖父114周年诞辰纪念。为表达对先辈的深切缅怀，特此转发祖父所著的《红军战士话当年》中章节—长征路上，以此传承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铭记历史，激励后人，继续前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平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长 易林辉
平江县离退休干部工委副书记 洪旗
赋诗表达对方强老将军114周年诞辰的深切纪念：
方正如鉴历史长河远，
强军铸魂百年基业牢。
乌云密布，踏上征途
1934年10月17日的夜晚，我跟随中共中央后方机关和部队离开了江西瑞金，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10月初，我们这些被关押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如谢翰文等，被转送至国家政治保卫营，被告知要去执行新任务，要求我们随部队行动。关于撤离中央根据地的消息，却只字未提。我们被要求简化行装，只允许携带两套衣服和一条被子。后来，我们又领取了草鞋、布鞋和五天的口粮。我简单地打包了一个小背包，做了一个米袋子背在身上，腰间还挂着一个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茶缸，这就是我这次行动的全部装备。据我所知，如此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在其他部队也并未进行充分的思想政治动员。
出发前，许多被关押在保卫局的同志遭到了不同待遇。虽然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或许是因为我和谢翰文等同志年纪较轻，出身较好，身为师级干部，实际上并未犯下错误，我们才得以侥幸加入长征队伍。
10月17日下午5点，中央后方机关、部队在瑞金的叶坪、沙洲坝、武阳圩集结。庞大的中央后方机关，组织了31万多人、1000多副担子，编为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分为八个梯队，代号为“红星”。国家政治保卫营随国家保卫局行动，编入第二纵队第四梯队。部队集结完毕后，便在夜色中开始了行军。
我们被安排在政治保卫营营部后面行进。营长是吴烈，第一大队长是李克夫。他们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未将我当作犯人对待，因此我并未遭受太多苦难。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忐忑不安，如同悬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我只能低着头，默默地跟随队伍前行。起初，我们保持一路纵队行进，沿着路标箭头指向前进。接近天亮时，我们发现路上出现了“黄河”、“长江”等新路标，猜测主力红军已经过去。
沿途经过的大小村庄，家家户户门口都站满了送行的乡亲。他们中有地方基层干部，有赤卫队员，也有少先队员、儿童团员；男女老少，依门而立，默默地目送红军队伍远去。我忍不住回头望去，从乡亲们依依不舍的痛苦眼神中，我仿佛听到了他们无声的呼唤：“红军啊，你们要去往何方？同志们，你们何时才能回到故乡？”
突破重重封锁
我们从根据地出发后，为了隐蔽行踪，避免敌机侦察和轰炸，一直是夜间行军。前半夜，队伍秩序尚好，能够保持一路纵队。但到了后半夜，队伍就会变得混乱，几路纵队同时前进，时而并肩而行，时而交错穿梭，时而走走停停，时而跑步追赶，使得部队疲惫不堪。
10月18日夜晚，月亮从东方缓缓升起。我们以“红星”为代号的中央一、二两个纵队，在月光下悄然渡过了零都河（江西省境内）。红军过河后，迅速分为五路向西线挺进，于10月22日、11月4日、13日、29日，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中国工农红军展现了攻不破、打不垮、冲不散的英勇风貌。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自撤离中央苏区以来，为何连一场好仗都未能打？为何我们总是疲于奔命地前行？我们要去往何处？过去毛主席指挥红军时，从未打过如此糟糕的战斗。同志们私下议论纷纷，逐渐认识到“左”倾错误对党、对红军、对中国革命的危害，越发怀念毛主席的领导。未完待续
换一换
